在长途骑行过程中，通常是景色好、有所感就骑得慢，麻木状态里就骑得快。那一天的行程就在这样感觉敏锐与感觉麻木、骑得慢与骑得快的状态里，流畅地进行着。在经过了宁津县城后，到达杨盘的时候已经中午了。在一个推小车卖货的老头那里买了两碗豆腐脑，放在自己带着的饭盒里。他问我是做什么生意的，因为从他的角度看来，无法理解我什么生意也不做而还在烈日下骑车奔波的行为。我只能告诉他说就是出来玩的，不做什么生意。好在这时候他已经无暇再问下一个问题了，因为已经又有一个人过来买了，而他用来盛豆腐脑的那个罐子，都快空了。“只有半份儿了！”他对人家说。
继续向前，道路经过一个小小的村庄，土墙院落外，一株碧绿的老杏树挂满了开始变黄的果实，成了一个可以入画的景观。这样想也想不出来的景观就出现在路边，出现在任何人可能都不会再多看一眼的村头。
通向村庄的小路，窄一些的小路，为两侧的树木所掩映，形成了一个个绿色的黑暗胡同，在正午的炽烈阳光下，看一眼都让人觉得惬意。小路两侧的护道树是枣树，这就形成了这个深绿的浓荫季节里还是淡绿色的枣树胡同景观，非常独特。
这个村子叫作柴胡店，以中药名来命名的地方，令人记忆深刻——后来查了资料知道，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中药而来，而仅仅是因为最初的住户只有这两姓。更让人惊喜的是，在村尾的广场上竖立着的纪念碑上说这里是小说《大刀记》的发生地，也是山东版的连环画《大刀记》创作之前写生采访体验生活的地方。小说作者郭澄清就是这里的人，他的家乡是距此十公里的时集镇郭皋村。他1971年回乡，在煤油灯下八仙桌上带病写作，最终在四年以后完成了这部120万字的长篇小说。据说他当年也是骑车在这一带采访的，经常走村串寨，逢人便聊，总是满面笑容……
《大刀记》中的一章就叫作“围困柴胡店”，很多人物原型和故事原型都是周围的人和事。当年拍电影也是在这里，电影里出现的老槐树现在还在小学的院子里。
骑车旅行和连环画，这两样我喜欢的东西一旦这样在不经意中邂逅了，就实在让人兴奋不已。这种现象其实是不奇怪的，因为很多创作态度严肃的连环画，都是有着真实背景的，在大地上有十分具体的诞生、发生地。
眼前发现的兴奋直接带出了久远的童年回忆：记得当时在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个样板戏的“文革”文坛上，突然有《大刀记》这样非常吸引人的作品问世，对于文化极度饥渴的孩子们来说不啻是一阵春风，一场人人竞相追逐的文化盛宴——看到书是很难的，最普及的是在收音机里收听长篇连播。中午放学回来迫不及待地往家里跑，不顾吃饭不全神贯注地听。那个醇厚而略带嘶哑的神秘的男低音（查阅资料，播讲者是薛中锐，在20多家省级电台播讲，累计听众人数达到7亿）讲述的贫困的村庄里的对敌斗争的故事，那个有最具体大刀意象的故事，就是在眼前这块土地上展开的。
中午听了小说，下午在去上学的路上脑子里就满满的都是梁永生挥舞着那把特别得心应手的大刀的形象，想象着自己什么时候手里也可以握住那样一把大刀，一把锋利的大刀，手里握着心里想着，就可以让自己直接进入使用着工具使用着武器的幻想之境。大刀这种冷兵器非常有“手感”，几乎是孩子们想象中最天然最威武的战斗工具。而且，经过抗战，大刀已经是一种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武器了；有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它就成了专门用来砍鬼子的了。
而自己对于这小说的好感还更多一层，因为其中的主人公也姓梁，姓梁的主人公总是非常带劲儿的，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宗族上的认同感，《创业史》里的梁生宝和《大刀记》里的梁永生都表明当时的文化氛围里大家对这个姓氏有潜在好感。而这种好感，也就天然地被当时的自己认为是会自然地扩展到自己身上来的荣耀了。
《大刀记》讲述的是一个因为被压迫而进行暴力反抗的故事，是一部民族解放的艰难历程中，奋勇顽强地杀鬼子、锄汉奸的英雄传奇——限于出版时的诸多限制，作者忍痛将第一部第16章之后的内容全部删去，还把第一部最后梁永生上了五台山改为去了延安。这样整部小说基本上就限于抗日战争阶段了，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家族史、地域史的气氛被消解了很多。
尽管如此，梁永生们“豁出去”了的大无畏形象，还是很成功地被塑造成了反抗者的一面鲜明旗帜。梁永生家与大汉奸家的几代仇隙，始终是一条导引读者情绪的重要线索。小说在高扬抗击日寇的大旗的同时，还符合人类关于复仇的原型故事的全部内涵外延。
与现在的抗日“神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年的这部小说完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完成，主要的情节和人物都有原型，重要的故事和传奇都能在历史真实中找到对应的确有其人的存在。其中梁永生突围的情节就直接源自和作者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老八路阎成在程庄的孤胆突围战。小说将阎成当年亲身经历的“死里逃生”真实故事，经过艺术加工创作成为《大刀记》第二卷中的“重返宁安寨”一章。《大刀记》第三卷中“夺枪”一章，则是参考宁津的八路军战士崔景生的夺枪经历。
小说出版以后德州革委会《大刀记》连环画创作组在编绘《大刀记》连环画时，也完全秉承了这种精神，李伏源、崔占德、刘以慰、李振坤、冯恩堂、魏延滨等六位画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采风、感受环境氛围之后才进入绘画阶段。他们回忆说，70年代当地农民的装束和清朝末年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棉袄棉裤，往往在形象上可以直接入画。这样的话在当时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说的，因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按照“文革”中的逻辑马上就可以定性为否定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了。好在不说也是可以做的，画出来的又都是过去的旧社会，而不是当下。总之，实地采风的连环画创作在地理格局和人物形象上最大程度地贴近了历史。他们六个人经过长达两年的创作，最终在1978年完成了这部连环画。而这套连环画的累计印数在今天看来已经完全是天文数字：3000万。
翻开连环画，就可以看到很多场景和今天骑车经过的地方看到的景物相似，街道和屋舍、樹木和服饰，甚至连人们的气质与表情，也都互相印证着。这一片广袤的冀鲁平原，属于运河和黄河流域，气候干燥，四季分明，物产多样，商业通道贯穿，然而历史上这一带的发展却一直迟缓，而天灾人祸不断。连环画对于苦难的展示非常充分，从清末民初到抗日战争，社会公平与社会福利等人类社会的基本平衡系统阙如，冀鲁平原上的普通百姓近乎常态的卖儿鬻女乞讨流浪，普遍的困厄凄苦悲愤愁怨以及从中爆发出来的强烈的反抗精神、男儿血性，都刻画得非常到位。整本连环画都充满了动作感，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传统武打书的风范。这是当时孩子们喜欢看这本连环画的一个重要原因，看打仗的连环画，看其中详细叙述的每次战斗过程，往往是对连环画进行了约定俗成的归类以后的必然首选。当然，分册出版也是吸引孩子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一本一本断断续续地出，所以需要按照序列号去一本一本地买，一本一本地收集，这大约是契合了孩子们的一种本能的收集心理，或者叫作序列号心理。不仅是最早的山东版，其后几个出版社出版的《大刀记》也都是分集的。要想收集齐全，必须追着看，密切注意书店新书动向。这样自然形成的长期性，便使得《大刀记》这样的连环画在孩子们的话题里长盛不衰并且大名鼎鼎了。
再来说这山东版的最早的连环画《大刀记》，其场景是很有舞台感的，也像电影镜头，常有俯瞰仰视特写全景等镜头语言，构图可谓丰富。而关键的优点是背景准确，风土人情，吃穿住用的细节把握到位，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鲁北平原上那个年代里的人们的风貌。
当然，《大刀记》连环画的场面中的人物瞬间造型，多有当时的样板戏和宣传画的影子，光亮、伟大，眉目之间豪气正气直冲霄汉。这些在今天看来有程式化的单调、舞台表演化的做作或者说脱离生活本身更为复杂多样的真实的人物造型，在创作当时的环境氛围里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主流，换句话说不如此便很难问世。
《大刀记》这样的连环画，是在为本地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画像，它不仅是在主观上要图解故事，更是在客观上做全景的民族史志记录的工作。因为是先有连环画后有电影，所以同名电影也就顺理成章地参考了连环画，布景和道具都直接仿照连环画的构图描绘，甚至连拍摄现场也安排到了柴胡店本地。无论小说连环画还是电影，当时的美学原则是一致的，在环境氛围和背景构成上都在努力进行典型化的同时尽量尊重故事发生地的历史原状。所以尽管有正面人物造型单一向度的高大上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其很高的艺术价值：艺术品的地域性、地理特征是其相对长久的价值的重要品质。当然它所记录的那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奋起反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气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也依然广有意义。
离开柴胡店，在麦收时节即将到来的中午，已经有了只属于夏天的那种中午类同于深夜的安静，被灼热的阳光和可怕的高温赶走了一切的安详笼罩着大地。从连环画里可以知道，柴胡店的财主家是有一片非常高大的松树林子的。梁永生们的战斗会议就是在林子里秘密进行的。那林子如果一直保留到现在的话，应该已经是更加遮天蔽日的大森林了。可惜如今这里已经是平畴千里，任何一块土地都被精耕细作到了极限了。于是在深入到麦地里去的小路边的杨树下，铺上防潮垫，吃饭、睡觉。骑车途中的这种短暂睡眠，也是深睡眠，是令人焕然一新的深睡眠。而現在能这样睡在《大刀记》的土地上，睡在儿时的想象之境里，就更是得其所哉了。
这样的旅程中的发现、感慨与饮食、休息已经让人对旅行有了更多肯定、更多庆幸。而柴胡店前前后后这一带的景象细节，也就在自己眼里成了《大刀记》这个文学文本所从生长的源泉。此前此后关于《大刀记》的全部想象和回忆，都将以今天的观感为终结，也成为全新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