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菀猐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使社会主义从革命理论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鼓舞了世界进步运动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世界的格局。这场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功绩是决不可抹煞和否定的，苏联解体以来对十月革命的种种攻击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对于其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提供的实践经验，也决不可采取教条僵化的态度，而应与时俱进地加以继承、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对十月革命道路和实践经验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十月革命的最好纪念。
[关键词]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7）03-0014-06
一、今天应如何纪念十月革命？
俄国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到今年整整一百周年了。提到世界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我们会立即想起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见，“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呢？
“十月革命”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鼓舞了全世界的进步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世界的格局。从世界历史的整体看，无论人们对十月革命是拥护还是反对，都无法否认十月革命对世界历史乃至人类命运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因为只有十月革命才是全球近代史的终结和现代史的开端。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能否定的。
但是，这场革命毕竟已过去一百年了，历史条件和世界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究竟应如何看待和对待十月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学界已见仁见智存有争议。在我看来，中國共产党人的立场和态度仍应当是明确的，这就是总体而言，对十月革命道路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教条僵化，而应当既坚持又发展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对十月革命道路和经验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十月革命最好的纪念。
二、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为什么不能否定？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自苏联解体以来，报刊网络上出现了不少否定和攻击十月革命的言论。有论者说，我们过去对十月革命的了解和认识是不正确的，这是“上了电影《列宁在十月》的当”、“上了《联共党史》的当”。他们说攻打冬宫时根本就“没有遭遇到什么抵抗”，“几乎是没有流血”就夺取了政权。照这种说法，十月革命似乎是“和平非暴力”的。
这涉及对十月革命本质的认识和理解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十月革命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它不可能也没有完全照革命领袖和组织者的预先安排发展，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是如何开炮、在什么时候开炮、开的是什么炮，以及它实际上起了多大作用，诸如此类的历史细节影响不了这本质上是一场“武装起义”的客观事实。这场革命是靠工农兵的同心协力和武装奋斗才取得胜利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攻打冬宫的事实真相和具体细节需要研究，但依据局部的细节将整个十月革命说成是“几乎不流血的革命”，是“和平非暴力的”革命，则是不正确的。攻打冬宫，即使比较顺利，即使电影《列宁在十月》经过艺术加工的激战场面与事实真相确有出入，但是这场占领冬宫夺取政权的起义，只是革命的“开始”，而决不是夺取和建立革命政权的“全过程”及其“最后完成”。临时政府被推翻之后，在一举打掉敌人的指挥部之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长达多年的内战，而且是在有14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情况下进行的，经历了殊死的搏斗，才使苏维埃政权避免被掐死在摇篮里。这既是“夺取政权”的过程，也是发展和巩固革命的过程，是十月革命的“全过程”，是整个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不能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取胜，无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命运只能同巴黎公社的命运是一样的。因此就整个十月革命过程而言，这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艰苦卓绝斗争的过程，这是毫无疑义的，决不能说十月革命是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革命。
苏联解体之后，有人将责任推到十月革命身上，说什么十月革命是“原罪”，当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搞早了”、“搞糟了”。他们说，俄罗斯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它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说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不沾边，与“最后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也不靠谱，而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但是当时俄国根本不具备这些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此认为，十月革命是“搞早了”、“搞糟了”，甚至说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涉及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论调，也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必须肯定，马克思主义确实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有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为基础，但并没有说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革命。恩格斯倒是这样说过：“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时我们可就太糟了。”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则，曾批驳过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论点。他指出：“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列宁的这种“逆向操作”，从理论和实践上讲都是可能的，这是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在有人因此而攻击列宁“违背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是不正确的。革命不是纯经济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由多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十月革命时期的国内外历史条件，使俄国已具备了革命条件，列宁的决断是正确的，这已经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其次，历史事实还证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不是根本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胜利后应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类国家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没有预见到的新课题，是需要进行新探索的“历史难题”。列宁根据自己在革命胜利后的短暂实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思想和实践经验，这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需要经历若干“过渡阶段”，“不能直接过渡”，而且难以超越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要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不足之课，首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1921年列宁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他说从资本主义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的社会需要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愈长” ，并承认“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犯了错误，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恢复了货币和商品交换，实行租让制，引进外资和技术。他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 。他还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 。邓小平肯定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比较好”，他在80年代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时，赞赏并借鉴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切说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是根本不能搞社会主义，而是应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是正确的、走得通的，不能将苏联崩溃解体的原因归之于十月革命“搞早了”或“不该搞”。革命是革命，建设归建设，苏联后来思想僵化，体制上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主要是“建设没搞好”，不能归之于“革命不该搞”或“搞糟了”。
苏联解体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攻击社会主义，将十月革命当成了攻击的重要对象，其中一种说法，就是攻击十月革命是“人类文明的歧路”。这是对十月革命的污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应当说，十月革命决不是什么“人类文明的歧路”，而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否定和攻击社会主义的人，说十月革命“妨碍和阻滞了生产力发展”、“政治上实行专制和残暴统治”、“扼杀科学文化，败坏道德风习”，“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歧路”，甚至说“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就不会有希特勒的上台，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十月革命说得一无是处，简直是罪恶滔天。
客观事实是，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这一百年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事件对世界的影响有十月革命这么大。直到苏联解体前，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天空中，最夺目的旗帜是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升起来的。从世界历史的整体看，只有十月革命才是全球近代史的终结和现代史的开端。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能否定的。
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表明，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的榜样力量、道义力量，它使全世界人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在社會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和促进下，亚、非、拉美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和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打破了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并且使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受到沉重打击和削弱，大大缩小了他们的势力范围。相继有100多个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当今世界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20世纪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鼓舞了世界进步运动的发展，逼迫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改良，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如果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世界的面貌是不可想象的。
苏联改旗易帜二十多年了，岁月仍难以抹去十月革命在俄罗斯的历史印迹。1996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十月革命日”更名为“和谐和解日”，以抹掉这个革命节日的社会主义内涵。但俄罗斯人忘不了十月革命，每年仍自发地庆祝这个日子。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凝聚人心重振民族精神，于6月21日修订了联邦法律，将“和谐和解日”改为“莫斯科红场军事阅兵日”，以庆祝这个日子。这就是说，在俄罗斯人的感情上，“11月7日”，是作为“十月革命纪念日”和“俄罗斯人无畏迎战法西斯纪念日”而“杂糅”在一起的一个“永远的节日”。虽然苏联早已解体、苏共早已消亡，但仍难以抹去十月革命在俄罗斯的历史印迹。这就是十月革命不能否定的有力证明之一。
三、为什么不能教条僵化地对待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经验？
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它的鼓舞影响下，世界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又遭受了严重挫折。百年来的正反经验教训都经历过了，今天，我们更有条件来讨论如何正确看待和对待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和经验的问题。
在如何对待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和经验的问题上，长期来存在着“彻底否定”和“僵化教条”两种极端化的倾向。前者表现为攻击和污蔑十月革命，将其说成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没有搞好的“原罪”；后者表现为思想封闭僵化，墨守成规，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不能随客观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丰富和发展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经验，从而使社会主义缺乏生机和活力。
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的关系极为密切，正确看待和对待十月革命道路和经验，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成败。孙中山曾提出“以俄为师”。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十月革命，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然而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却一直存在着争论，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崩溃之后，十月革命更成了一些人攻击和污蔑的对象。这种否定抹杀十月革命及其伟大意义的言行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
但是十月革命毕竟过去一百年了，对十月革命的经验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决不可凝固僵化，而要既坚持又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经验。今天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必须全面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要坚决反对攻击和污蔑十月革命的种种错误言行，继续坚持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时代和道路；二是决不能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丰富和发展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经验。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站在今天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怎样认识和评价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
关于这条道路的基本经验，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历史文献中，已作过科学的分析和全面评价。在当时动荡的国际共运局势中，驳斥了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的修正主义观点，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这些历史文献科学地将十月革命道路区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不具普遍意义的经验，以及错误和失败的经验这样三大类。不必说第二和第三类经验是不可盲目仿效的，即使就第一类成功的基本经验而言，也是不能照抄照搬的。拿“暴力革命”这一原则来说，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都采用了这一原则，但具体方式却是不同的。俄国是“城市起义”，中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曾经学苏联，但毛泽东早就发现苏联建设中的问题，而提出要“以苏为戒”，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4月4日晚上，即在《一论》发表的前一天，毛泽东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说，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完成了“第一次结合”，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完成“第二次结合”。他主张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要考虑“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要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而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这实际上就是强调我们应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具体体制”。在当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又明确提出要“以苏为戒”，不要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并提出了与苏联做法不同的“农、轻、重”的发展顺序问题。总之，毛泽东很强调要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经验，但同时又主张对苏联经验要具体分析，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
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对十月革命道路和经验是既重视坚持又强调要发展创新的，坚决反对照抄照搬。1988年邓小平与外宾讨论到现在“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时，他明确提出：“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 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教条僵化地对待“十月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取代方式”变得具有多样性了。在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邓小平更强调要改革，这实际上是主张以苏联模式为“改革对象”的。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在2013年“1·5讲话”中曾指出：“邓小平同志讲的苏联模式是指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很显然，“苏联模式”就是指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苏联搞社会主义的具体搞法，它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决不等于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总之，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十月革命道路”也要与时俱进，决不可将其凝固和绝对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曾经说过，“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对《宣言》的基本原理尚且应当如此，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经验更没有理由将其凝固和绝对化。
四、为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是什么关系？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属于“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非常有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已超越了“苏联模式”，早已不是什么“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了。在中国经历了近四十年改革之后仍宣扬这种观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否定。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提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现在已过去近三十年了，离邓小平所预计的这个期限不远了，怎么能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归属于“斯大林模式”的旧范畴呢？
强调对斯大林模式“否定不得”的那些人，实际上没有搞清楚“苏联模式”指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而将“具体体制”与“基本制度”混淆起来，将对“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否定”，误解成是对“整个苏联历史和苏共实践的否定”了。这显然是错误的。邓小平是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严格区别开来的，他主张对前者要“坚持”（具体表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后者则主张“坚决彻底地改革”。
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这就是说，基本制度固然是搞社会主义的“前提”，但如果没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具体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仍然发挥不出来，所以他强调要全面彻底地进行体制改革。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决不是对原有模式的“修修补补”，而是体制上的一场革命，是模式的彻底转换，用邓小平自己的说法“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经过一系列深刻的改革，中国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已作出了与“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创造性回答，一个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体制已基本形成。
从体制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有哪些主要区别呢？一是中国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彻底否定了“斯大林模式”那种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单凭生产关系来谈论社会主义的观念，明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二是中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曲折性，认识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彻底纠正了急于求成、超越发展阶段的思想，改变了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单一化的“左”的倾向，树立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三是中国明确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彻底否定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斯大林模式的核心和基础，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系；四是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纠正了中国前30年的错误，而且形成了与斯大林政治体制不同的新体制，告别了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家长制、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弊病丛生的政治体制。我们不搞斯大林那种“不受法律约束的”那套，而是强调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不搞苏联和中国“文革”时期那种“法律虚无主义”，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强调进一步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完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等等。
总之，从体制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已全面“扬弃并超越”了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体制。僵化的苏联模式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蓬勃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体制却为科学社会主义开辟了一片新绿洲。从基本制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丢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对十月革命道路和经验的继承、发展和伟大的创新。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十月革命的最好纪念。
[ 注 释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83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2版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0～17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14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版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版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26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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