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曾是日本史学界的圭臬。但是，近年来，由于日本侵华及其相关问题的历史在日本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实证主义遭遇了三重困境：禁地难入、过犹不及、以假害真，从而极大地损害了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实事求是精神，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学术后果和社会后果。
DOI： 10.19422/j.cnki.ddsj.2016.12.012
在日本的历史研究中，所谓的实证主义最为盛行。早在明治维新之时，日本就从西方引入了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此后逐步发展成为学界的圭臬。可以说，“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是明治以来的主流”。实证，简而言之，就是“根据事实来进行论证”，而事实，则是通过史料来呈现的。显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实证主义是理所当然的：历史学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对历史事实的挖掘和考证是历史学的第一步，也是基础性的一步。
人物。秦郁彦的得势，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观点和日本政府、日本右翼相同或者相近，受到他们的赏识；二是他顶着“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光环。那么，秦郁彦的实证主义，又是一种怎样的实证主义呢？实际上，秦郁彦的实证主义乃是地地道道的伪实证主义。
所谓的伪实证主义者，就是经常给别的学者扣上非实证主义的帽子，自称自己才是真正实证主义的学者，而完全不顾自己违反实证主义精神的事实。例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秦郁彦称自己才是客观、公正的，对于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他字里行间影射中国政治干涉了学术，口口声声要让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回归学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自己的所谓研究正是日本政治影响下的产物，只不过是以所谓的实证主义研究自居而已。秦郁彦在其《南京事件》（2007年增补版）一书中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中国人总数为4.0万人，并且强调“该数字是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新史料而留有余地的，因而可以说是最高的估计数字。”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实证主义态度，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会下如此的结论。同时，在他的论述里，没有提出任何确凿的证据，却武断地声称中国证人的数字都是夸大的。可见其论述的套路其实是先有“结论”，然后根据“结论”来选择和解释材料。
在慰安妇问题上，秦郁彦貌似很客观，很公正，很学术，其《慰安妇与战场上的性》一书甚至被吹捧为“慰安妇和慰安妇问题的百科全书”。然而，这本书既有引用没有标明出处的地方，也有数字错误，还有对证人证言的断章取义。显然他在思考慰安妇问题时，其出发点和焦点不是事实的挖掘和认定，而是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他曾经说过，如果官方承担起对这些女性的赔偿责任，那么满足她们的要求可能使日本这个国家瘫痪。“在此，荒谬绝伦的是，其观点的根据竟然从原则和真相转移到了经济考虑和实利方面。”这样，秦郁彦所谓的实证主义研究，就彻底撕下了自己的面具。
中韩两国准备将有关慰安妇的历史资料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记忆遗产。对此，日本如临大敌。为了阻止中韩两国，秦郁彦主张日本政府提出建议，修改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将19世纪之后的历史资料排除在记忆遗产之外。这是典型的日本右翼的思维和做法，没有正义和原则，只有龌龊的算计和计谋。在这里，秦郁彦已经从一个学者蜕变成了狡猾的政客。
日本历史学界曾经以实证主义著称，这给了伪实证主义可资利用的空间和土壤。我们并不否认，像秦郁彦这样的学者，曾经在一些实证主义研究上做出了贡献。但是，这并不等于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实证主义的，更不等于他有权利和资格来界定谁是实证主义，谁不是实证主义。事实上，在许多关键而重要的问题上，秦郁彦就是打着实证主义的幌子，混淆视听，招摇撞骗。毋庸讳言，日本政府、右翼势力正是看重其所谓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招牌，借用他的学术光环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他成为舆论界的红人，言论畅行无阻，而且被奉为金玉良言。类似这样的学者，侵蚀和挥霍着前辈学者辛辛苦苦打造的实证主义声誉，也在一步一步地掏空实证主义的精髓。
实证主义，质而言之，就是历史研究领域的实事求是。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弄清历史事实；更确切的含义，就是在弄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正确界定历史事实所处的位置、所占的比重、所关联的趋势。实证主义在日本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的各种困境，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其遭到侵蚀和破坏，这大大影响了学术研究领域的实事求是精神。
日本的政治形势对学术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近些年来更是如此。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根本难点在于：如何协调国家利益和学术原则、学术良心的关系？或者说，对于政治层面的压力，学者如何抉择：是逃避，是斗争，还是迎合？有日本学者指出，“勇敢地正视历史上这些不快的事实，才是日本的自豪；不承认过去的非法行为，才是可耻的”。但是，作如此思考的学者，还是少数。正因为如此，日本历史学界近些年形成的学术氛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历史研究开始表现出如下的征兆：缺乏学术根基、缺乏社会根基、缺乏指向真理和道德的根基。如此，历史研究不能不走向衰落，而整个社会的历史意识也就不能不走向肤浅。日本学者北冈伸一指出：“不仅是年轻人，所有日本人对于近现代史的理解肤浅得令人吃惊。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这是令人羞愧的事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
（责任编辑：张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