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军旅文学史，是一部凝结着欢乐与困苦、交融着理想与坎坷的心灵史和精神史，一部流动的史诗；其沉浮演变的轨迹，折射出了共和国的历史、军队的历史，折射出一个民族艰苦曲折的心路历程。
海畔风吹冻泥裂红旗直上天山雪
——红军时期
红军文艺始于“南昌起义”。在庆祝起义成功的联欢活动中，红军创作了小型话剧《老祖母念金刚经》，这是中国现代军旅戏剧的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军旅文学的开始。
红军文艺创作形式主要是话剧、活报剧、歌剧、舞剧、以及民间形式采茶戏、花鼓戏、相声、歌谣等。迅速配合当前政治任务的活报剧特别发达，剧本内容大都反映尖锐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演出方式灵活机动，强调现场的即兴发挥和群众参与，常常把当事人组织起来进行真人真事的演出，效果极佳。1928年8月30日，国民党军进攻井冈山黄洋界，红军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把仅有的三发炮弹发射出去，国民党军趁着夜色仓皇撤退。当晚红军召开了联欢晚会，官兵们根据传统京剧《空城计》改编了一出新京剧《毛泽东空山记》，戏中的毛泽东坐在空城上唱道：“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一抬头举目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场景十分热闹。
戏剧是红军文艺创作的主要形式，称为“红色戏剧运动”，以话剧成就最为突出。女戏剧家李伯钊主创的《农奴》、《杀上庐山》、《战斗的夏天》，沙可夫创作的《谁的罪恶》，胡底创作的《红色间谍》、《沈阳号炮》，钱壮飞执笔的《最后的晚餐》，红军集体创作的《父与子》等，都是当时比较成功的剧作。其他还有《破草鞋》、《我当红军去》、《北上抗日》、《打到南京去》、《八月桂花开》等。
戏剧和诗歌是与战争形势结合最为紧密的文艺门类。它们对敌我双方都起到了宣传队的作用，甚至能够直接转化为战斗力。比如，在1933年5月8日演出《蹂躏》和《无论如何要胜利》时，台下观众情不自禁地怒吼起“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的口号。在两军对垒中，红军的戏剧演出甚至会吸引敌军士兵整班、整排、整队地阵前起义，加入红军。
红军的许多军事家同时又是文艺爱好者，热情地参与了当时的文艺活动。《年关斗争》是一部能够代表红军早期戏剧水平的话剧，1929年由红军将领方志敏创作，方志敏还亲自扮演了剧中的贫苦农民张三这一角色。《庐山之雪》是1933年春节演出的一个大型话剧，由李卓然编剧，罗瑞卿导演，战士剧社为正在准备迎战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红军一军团演出四幕话剧，在古庙里搭起戏台，四周点燃篝火，采取“兵演兵，将演将”的方法，剧中红军将领都由本人扮演，军团长林彪扮演红军司令员，军团政委聂荣臻扮演红军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扮演红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则扮演蒋介石，和士兵一起登台演出，台上台下融成一片，满场欢呼。聂荣臻还创作了《南昌暴动》，罗瑞卿还导演了《杀上庐山》。1937年4月，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创作并导演了活报剧《十年内战》，在当年的“五一”大会上演出，轰动异常。
红军时期的军旅诗歌主要是红色歌谣。当时的各个根据地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革命歌谣，《恩人毛委员》、《十送红军》是其中的代表。“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在“扩红”运动中，妇女山歌队往往互唱山歌，鼓动青壮年参军；红军在作战冲锋时唱歌，在战斗胜利后唱歌，在行军、集会、休息时也唱歌，展现出生气蓬勃的革命声势。这时期的将领诗词和烈士诗歌引人注目。毛泽东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陈毅的《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等，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准。方志敏被捕后写下的《诗一首》：“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情愿的啊！”传唱不衰。周文雍的《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残，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亦广为流传。刘伯坚的《带镣行》、赵博生的《革命精神歌》，显示出共产党人不畏生死的浩然正气。
散文方面，方志敏在狱中写成的遗文《可爱的中国》、《清贫》、《死》、《狱中纪实》、《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掷地有声，血气蒸腾，表达了捣毁旧世界、建构新中国的决心，展现出共产党人从容赴义的大无畏精神和高洁如雪的胸怀，发散着人格的伟力，显示了杰出的文学才华。革命家瞿秋白被捕后写下的《多余的话》，虽略显低沉，但超然物外的姿态，光风霁月的情怀，依旧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方志敏与瞿秋白散文风格迥异：一为雷霆焰火，一为柔声细语，但同样都是共产党人的正气歌，闪耀着崇高美的光环，同样以其视死如归义薄云天的革命精神流播青史。
红军时期开展过四次较大的征文活动：第一次是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发起的我国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红军长征记》的征文，第二次是1936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起的“《红军故事》征文”，第三次是1937年1月“中国文协”发起的“《苏区的一日》征文”，第四次是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起的纪念红军创建10周年的红军史料征集活动。这些征文是军旅报告文学的雏形。这艰难时刻的四次征文，如同暗夜里的火把，令人感奋。陈云的报告文学《随军西行见闻录》，向外界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做了大量真实的报道，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红军和中央苏区的窗口，是一部具有特殊地位的报告文学。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的军队文艺形式有墙头小说、讲演文学、小说朗诵、街头诗、枪杆诗、田庄剧、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灯剧等。
红军草创时期，军旅小说几乎是空白。抗战时期，军旅小说开始兴起，以短篇为主。短篇小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真正发展起来的，可以分为几个创作群体：一、以杨朔、柯岗、周而复为代表的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创作群；二、以孙犁、康濯、王林、秦兆阳、邵子南、管桦、张志民为代表的晋察冀边区创作群；三、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为代表的晋冀鲁豫、晋绥边区创作群；四、以冯毅之、那沙为代表的山东解放区创作群。
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萧乾的《刘粹刚之死》，端木蕻良的《螺蛳谷》，刘白羽的《五台山下》、《龙烟村纪事》，柳青的《地雷》，吴奚如的《汾河上》，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西戎的《喜事》，康濯的《“二百五”和他的枪》，周而复的《第十三粒子弹》、《一个日本女性的塑像》，莫耶的《丽萍的烦恼》、《三个皇军和一个女人》，周立波的《麻雀》、《第一夜》、《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等，多以生产能手和抗日英雄为描写对象，是当时比较成功的短篇小说。姚雪垠的短篇《差半车麦秸》和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生动塑造了农民游击战士的形象。邵子南说唱结合的短篇《地雷阵》、柯蓝以新章回体形式写成的中篇《洋铁桶的故事》，均令人耳目一新。
在当时的解放区文学中，丁玲、孙犁、刘白羽、赵树理“四峰并立”。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在医院中》都是艺术与思想并重的小说。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写儿女情，抒风云气，从羯鼓铿锵中升华出一派明净自然。赵树理于1943年写出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1945年又写出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幽默质朴，雅俗共赏，在创作实践上真正成为民族化大众化的集大成者。
抗战时期的军旅诗歌有以田间、魏巍、邵子南、史轮为主的街头诗，陈辉、钱丹辉、鲁藜为主的抒情诗，公木、魏巍、蔡其矫为主的叙事诗。田间的诗以急促的节奏，跃动的旋律，暴烈的音响，电闪雷鸣般的情感冲击见长，被誉为“时代的鼓手”。其短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坚壁》、《炉火正红》、《我是庄稼汉》及长诗《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等，传神写照，简洁利落。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向太阳》、《火把》、《我爱这土地》、《黎明的通知》，表现民众对于光明的追求，凝重深沉，热烈奔放，达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完美结合。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告同志》、《延安与中国青年》，史轮的《大家来杀鬼子兵》、《塞北民歌》、《老百姓摸枪》，高兰的朗诵诗《我的家在黑龙江》、《哭亡女苏菲》、《鸡公山！你多么年青！》，公木的《岢岚谣》，陈辉的《守住我的战斗的岗位》、《十月》、《献诗——为伊甸园而歌》、《为祖国而歌》，何其芳的《北中国在燃烧》、《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等，均是鼓舞人心之作。1939年，光未然在延安写就堪称民族史诗的组诗《黄河大合唱》，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全诗气魄宏大，酣畅淋漓，如滔滔江水，一浪高过一浪，绰具排山倒海之势，裹挟着火热的时代气息，读来热血沸腾。其富于情感的辞句，更如云层激发出闪电，使全诗境界获得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