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洋枪炮的输入过程中，清政府重臣对西洋武器却认识迥异，看法不一，既有蔑视，又有敬畏心理，排拒与迎纳兼而有之，即使同一人，前后认识亦有差别。此种复杂认识，制约和影响了晚清政府武器的外购与使用。
一、林则徐的态度转变
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对西洋枪炮的态度即经历由轻视到重视的转变。战前林称：“岂知彼从六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行，众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伎于内港。”认为粤省重重门户，天险可凭，只要守住内江，则可安保无事。在击沉了英国一艘运鸦片的趸船后，日：“向闻英夷讥我中国船是纸的，炮是磁的，此番轰沉夷船一只，死伤数十，又烧毁空趸一船，纸耶？磁耶？当必有辨。弟但期上足以崇国体，下足以摄夷情，使鸦片永不敢来，犬羊永不敢逞，则虽身遭重谴，亦无惜焉。”且向道光帝报喜，谓清兵奋勇杀敌，大挫其锋。但此“夷船”仅是一艘商船，林显然高估了己方装备水平，而低估了英方舰船实力。战争甫响，林则徐始感受英人大炮之威力。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40年8月21日），曰：“英逆由九洲乘潮放大船三只，近关闸约十里内，其火轮船一只，三板十余只，齐放飞炮。我兵回炮多不能及，波参将与守备陈宏光额皆受伤，波轻陈重。闻惠州协船在隔岸亦发数炮，被夷炮将船打伤，兵勇率多走避。”由此切实觉察到敌我器械优劣之分。
但林则徐仍认定失败主因不在器械，而在于军法不严，责怪将士临战畏敌，日：“所可恨者，披坚执锐之人，无非豫存弃甲曳兵之想。此间恶习，陷溺已深，不独连州之军传为笑柄。今若骤加峻法，奈罚不及众何！”因此，林打算杀一儆百，以整军纪。随着战事发展，清廷和意渐浓，不久林则徐即被革职。
革职后的林则徐依然关注战事，认为英船忽南忽北，来去自如，而我则处处设防，实是防不胜防，应亟筹船炮，速募水军，与之水上交锋。若造船不及，则先雇船，铸炮质量不行，则先购买洋炮。“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鲸屏鲸，舍此曷济？”表达了筹购船炮，振兴海防的思想。此时林则徐无疑已真正认识到西洋“船坚炮利”。其实林“前年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冒昧上陈”，惜未引起清廷重视。战争的洗礼，促使林对西洋枪炮的认识有了根本性转变。后来林成了铸造先进枪炮的积极倡议者。
林则徐“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论及“器良”与“技熟”，指出敌我双方的差别：“彼以无定攻有定，便无一炮虚发。我以有定攻无定，舟一躲闪，则炮子落水矣。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其实此处之“技不熟”仍属“器不良”，因为英人大炮属于连环炮，可装多发炮弹，不仅及远，且可连发。林则徐深知清军大炮远不如英军精良。他刻《炮书》，转送各好友，谓循洋人制造之法，可以学之。并言“此器不可不备，尤不可不精……其大要总在腹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处快而不炸”。林对铸炮已颇有研究，认为致远攻坚，首推大炮。
林通过与友人沟通的方式，希望清政府采纳自己的建议，雇船造炮。他致函李星沅：“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闻当局多有诋此议者。然则枝枝节节，防之不可胜防，不知何以了事。负疚之人，曷敢多所饶舌。知阁下志在澄清，姑妄及之。”“当局果能师其意，同心协力而为之，虽一时造船缓不济事，而泉、漳、潮三处，尚未尝无可雇之船，其枪炮手亦皆不乏。惟大炮须由官造，必一一如法乃可得用……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此意即在建立强大水师，与敌人进行海战。在同期士大夫中，林则徐确实更具识见。
二、怡良、吉尔杭阿的犹疑
随着与太平军作战的深入，更多清政府官员对西洋武器有所认识，但是态度各异。咸丰六年（1856年），英税务司李泰国向苏松太道蓝蔚雯举荐新制小火轮炮船，称英国用此种船只攻下过俄罗斯的炮台、城垣，卓有成效。李泰国为接下这桩买卖，愿立军令状，效力戎行，并将英国与俄罗斯争斗获胜情形，绘图说明。时任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获知此事后，鉴于李泰国要求更改各国条约章程，担心因购船受制于李泰国，遂拒绝其请求。但李泰国仍言此项火轮船较之前的更为坚利，船身轻灵，炮火精妙，行驶方便，是为“助顺剿逆”之良器。怡、吉二人则认为中国兵力“足制逆贼”，无须借用外国兵力，再次回绝了李泰国。
拒购轮船之后，又生雇船之争。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顺天府尹曾望颜奏称，火轮船身较大，攻击力强，若雇募四只进入长江，必可击败太平军船只。怡、吉等人虽已知悉火轮船精利，但对雇用外洋之船却极表反对：
查火轮船无分风水顺逆，迅疾如飞，诚为外夷之利器。力主捐雇入江助剿之说者，已不止一人。奴才等因火轮船雇价极昂，吃水甚深，长江之深浅不一，上游多石矶，下游多暗沙，能否无碍于轮，未经试验。且英、美、法三国夷酋，曾于咸丰四年在上海渎请入江助剿，求于镇江、江宁、汉口等处设立马头，当经奴才遵旨驳饬。若仍雇用轮船，即不能不雇夷人，纵系绅商捐资报效，而有雇募之名，即属借资夷力。设彼藉以有词，复理前说，则内寇之能否荡平，尚不可知，而外夷之乘机肇衅，难保必无，是以不敢冒昧奏请，致贻后患。
怡、吉二人认为若雇用火轮船，即属借力外洋，受洋人挟制，反对曾望颜之奏请。怡、吉得知红单船等作战甚力，建议将雇外洋轮船经费移作雇红单、拖罾、快蟹等船，分布沿江。鉴于火轮船确属利器，怡良建议将江浙两省商所捐护运之两艘火轮船，在护运事竣后，饬调入江，以助声威。使用时称此船系内地商人所买，而非雇用之船，如此洋人无从藉口。可见清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外洋轮船的坚利，只是碍于面子或担心受制洋人，不敢或不愿加以利用。
三、曾国藩、曾国荃及李鸿章的看法
咸同之交，金属弹壳尚未开始广泛使用，此时进入中国的主要是前装滑膛枪。尽管前装滑膛枪命中精度与火力均优于鸟枪、抬枪，但由于其子弹火帽用纸或亚麻制成，装填相当复杂，射速没有很大提升，而且枪支可靠性也有问题，采购、维修尚不甚方便。因此，清政府一些官员对西洋枪炮的看法仍较为复杂。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国藩给曾国荃送去100支洋枪，曰：“余不甚喜此物，盖其机最易坏，不过打二三十枪即须修整。弟与各将弁试用一二十次，识破其短处，当以余言为然也。”同年十月，他又致函曾国荃：“洋枪机括，弟营既善于收拾，又勤于擦洗，余当令筱泉于粤厘项下购买。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至嘱！”在曾国藩看来，西式枪炮不过是“杂艺”，抬鸟刀矛才是正宗的“经书八股”。曾国藩虽对洋枪不甚偏爱，却对洋炮青睐有加。在早期与太平军交战中，曾国藩曾奏请通过两广总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因此，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年）请旨续购枪炮，“惟原奉谕旨购办千余尊，现止来六百尊，尚属不敷分配。且江面非可遽清，水师尚须增添，尤须有洋炮陆续接济，乃能收愈战愈精之效”。曾国藩对西式枪炮不愠不火的态度，使湘军新式武器的装备率并不高。
而淮军首领李鸿章却对西洋枪炮推崇备至。同治元年（1862年）初，他率领淮军进驻上海，频繁接触西洋武器和军队，对西洋认识渐多。他屡次谈到太平军拥有大量洋枪，并言优质枪炮不易购得，需加强购买。同治元年九月十二日（1862年11月3日），李鸿章谓李秀成所部拥有洋枪最多，且洋人满船运购，以获大利，建议多购洋枪洋炮对付太平军。但是好枪难购，李鸿章前购之200杆天字号洋枪，自认为在中国为上品，在外国仍不中用，元字号次之，万字号又次之，然淮军多用万字号洋枪，其余多系广东土造。李鸿章托其兄李瀚章赴粤采购天字号3000杆，令吴煦购买洋火药，源源接济淮军，并致函曾国藩：“师门始不深信洋枪、火药为利器，望谆请饬下粤东厘局多为购办，并行鲍、张各军，均效洋人步伐，操练洋枪队，平中国之贼固有余矣。”左宗棠曾评价李鸿章：“临阵专用洋枪，本西人通行之例，合肥奉为秘诀。”
李鸿章根据自己亲眼所见，大赞外洋大炮之精利，指出太平军亦慑于洋炮之威力，指责程学启、郭松林等人对外洋枪炮的抵制。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程镇与戈登进攻太仓，十五日，李鸿章又告诉曾国藩，戈登在营前排列开花巨炮10余尊，对城轰打，贼始避匿垛下，继则深藏子城地窖中。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轰倒20余丈，城内屋瓦皆飞，杀伤力极强。李鸿章继而指出优良器械之重要性：
西洋炸炮重者有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工具，天下无敌。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丁雨生即来监工；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回，大约今年底可渐集事。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李氏之意在于说服曾国藩，希其倡导，效法俄、日，向英、法等国购制枪械，以达到在火器上与西人抗衡之目的。曾国荃受李鸿章鼓动，给其兄的家信中亦称：“渠极言洋枪之有用，并求饬粤东厘局多为购办，行之鲍、张各营，借以平中国之贼。此论亦实有见地，祈采纳为荷。”太平军在攻陷苏杭后，直接与外洋沟通，获得大批西洋枪炮，给清军造成重大杀伤，曾国荃向曾国藩报告军情时言及：“至于今年贼情，亦迥非昔比。查忠酋等会议于苏州，悉各路之精悍，先荟萃于援金陵一路，倾苏、杭所得之西洋火器，会并于此一枝。计在鲸吞我军，以固伪巢……刻下阵亡及受伤者千数百人，皆系洋枪之为害，此仇何可不报。”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亦称：“苏、常来援之贼，洋枪最多，且力能及远。闻忠酋身边护将尤多枪炮，我必以此物御之，方有把握。”李秀成的部队攻占苏杭后装备了大量洋枪洋炮，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曾国荃的部队，曾国荃不得不发出感叹：“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二万杆，所以此次殒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最堪悯恻。”
随着伤员增多，兵额减少，曾国荃愈加意识到利器之重要性，委婉地劝其兄改变对洋枪的看法：“兄谕在人不在器之说，乃至当不易之理。弟求以利器御侮，即所以代目下人少之苦，亦确有此情景。”并请曾国藩将李鸿章所购的大洋枪200杆、洋药100桶、洋火10万颗，飞速解来金陵急用。可以说曾国荃已经意识到洋枪洋炮的重要性了。曾国荃不仅做劝解工作，甚至由于洋枪拨解不到位，还责怪曾国藩，日：“至于洋枪，乃兄所不十分信用之物……弟方求自强、稳站前敌之时，欲作忿兵，尽心尽力，以报国杀贼，不欲为仇我者之所快。是以广求利器，乃望眼欲穿，将到之时，无端而截留一半，分于别军。兄何不多买数千杆，赏与别军，而截留此一半乎？”可见其对洋枪的迫切需求。
李鸿章对西洋枪炮，确有地道之了解，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致总理衙门一函，颇能体现其见识：
承询外国火器洋枪、火药、铜帽等，其最能制胜者，乃系炸炮。伏查泰西各国，明于制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凭借以横行海外者，尤以轮船与火器为最。火器之得力者，尤以炸炮为最。鸿章自抵沪以来，购买外洋各种军火，尽心研究，略知端倪……至如英、法近来新出之炮，有炮尾开门，决去螺旋，以受弹者。其炮腹亦有螺旋，药然则弹子旋转而出，势最猛烈而及远，名日来福炮。又炮腹有火药房，比长炮较短，而比短炮较长，名日蒿勿惹炮。又有无双耳、腹下有一圈，此乃及近所用，名日加鸾炮。此皆妙品，外国不肯轻售与人，亦最难仿制。
他对购器制械要求甚高，曰：“夫器不精，则有器与无器同；用不审，则有精器与无精器同。炮不能施放，弹不能炸裂，此制造者之过也。弹之远近疾徐，炮之高下缓急，此用炮者之事也。其中皆有至当一定之理，非可浅尝而得。”李氏对于“师夷长技”有自己的一番宏论，指出外国火器之利，并析其坚利之缘由，实是国家重视，从业者名利皆可收。且以邻国日本为例证，因向西洋学得制器之法，使英人不敢往攻。倡导中国也应向西人学习，给予学习者以富贵功名，则技艺精熟，可分洋人之长。李氏言及专科取士，将觅制器人才，提到国家教育之高度，足见李氏识见，实是同辈中少有能及者。同治四年（1865年），他与曾国藩一道筹划成立江南制造局，仿制西洋船械，规模空前。
四、结束语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对西洋武器的认识逐渐加深，完成了由排斥到迎购的态度转变。而怡良、吉尔杭阿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虽知晓西洋枪炮之坚利，但在使用方面，仍存犹疑。曾国藩对西洋炮船较为青睐，但对西洋枪支，却不以为然。李鸿章与洋人接触更为频繁，对西洋武器崇拜至极，而曾国荃在李鸿章的影响下，亦愈加认识到西洋武器的重要性。这些官员对西洋武器认识之纷乱，折射出清政府对外洋似拒似迎的复杂心理状态，亦凸显出晚清军事改革的曲折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