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海开发是我国及世界海洋大国应对全球战略格局调整和引领新一轮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举措，其国际进展及趋势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在总结前期已有研究和国际学者理论及其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发现生态学、应用经济学诸多学科构成深海开发的重要学科基础，矿产资源、渔业资源、油气资源和基因资源是当前深海资源开发的主要跟踪研究对象，生物多样性保护、运输联系保障、科学技术支撑和环境影响评价成为深海开发支持体系建设的热点问题，国际合作与协议开发、公海保护区设立、公海立体空间规划等成为国际深海开发利益相关者的重点任务。同时，专门针对深海开发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成果较少，远达不到设立“深海开发学”和“深海经济学”的阶段和层次，但是国家向深海进军的巨大需求潜力和国际深海开发的严峻竞争现实，是促进我国开展深海人文社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动力。
【关键词】深海开发 学科基础 支撑保障 参与模式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8.004
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加、陆地资源的日渐枯竭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对于海洋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世界海洋大国在强化各自管辖海域开发的同时，逐步推进国家管辖外深海与大洋空间的勘探开发。深海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新疆域，关系生命起源、气候变化、地球演化等重大科学问题研究的前沿进展，深海空间的巨大资源潜力和环境服务价值日益受到关注，但是深海空间多属于国际公共海域，其“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commons）”属性使得深海开发合理秩序难以形成。我国近期提出拓展深海、深空、极地、网络四大新空间，将深海进入、深海探测和深海开发过程中关键技术的掌握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明确我国深海探测战略目标。2016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为我国参与全球深海开发奠定法理基础。但是，当前我国在深海开发的理论依据、深海开发领域选择、深海开发保障机制建设，以及深海开发国际合作模式设计方面准备不足。本文旨在梳理深海开发领域的有关国际权威文献观点及实践进展，为我国推动深海开发战略提供基础性参考。
深海开发的理论及方法论铺垫
海洋生态系统学的大洋生态实践。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珊瑚礁死亡等生态问题的加剧，海嘯、海底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频发，以及由近浅海污染物扩散导致的深海污染日益明显，全球大洋生态健康及系统恢复问题受到全球关注。在康斯坦萨等对海洋生态系统理论架构的基础上，Fanning以加勒比海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例，提出以政策周期过程和海洋生态系统多层次性关联为内涵的大海洋生态系统治理框架。①Franciska Rosen通过对大堡礁海洋森林公园近期经营管理改革的研究，指出个人、组织和机构的相互协调是海洋生态系统经营管理模式成功转变的关键。②
公共经济学的公海治理探索。在海洋私有化观点遭到质疑和抨击之后，人们再次回归到海洋的公共属性上来，并重新审视公共领域的治理机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Ostrom试图以新型的参与式治理与公共信托理论化解公海资源衰竭问题，认为集体行动难以调和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提出解决集体行动的逻辑，消除个人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进行合理的合作博弈以促进“公地繁荣”，并创造性地提出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以及多中心制度安排、适应性治理等理论，为大洋深海空间的治理开创了新的研究路径。③
制度经济学视野的深海拓展。已有的传统制度经济学一般基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经济规制问题，涉及海洋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探讨也是基于国家专属经济区以内的问题探讨，而国家管辖外海域的规制问题一般划归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学研究范畴。Gjerde通过分析制度经济理论在海洋治理中的应用实践，指出海洋区域治理行动不仅发生在国家管辖范围内，而且发生在周边国家的司法管辖区和公海范围内，尝试将两者连接为整体，推动跨行政辖区治理的治理制度建设。④Havice批判海洋“新自由主义”论者用太平洋岛屿国家制度软弱性解释海洋资源衰竭的观点，指出太平洋岛屿国家只能通过分析资本积累的竞争态势和国家间不均衡的权力关系，改善其在全球金枪鱼捕捞业中的相对弱势地位，而不是通过简单化的新自由主义来推进国内机构改革。⑤
空间经济学的深海空间展望。空间经济学研究者将人类在国际海域的空间行为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侧重国际复杂多元利益主体在特定海域的空间博弈范围、权限、策略、空间轨迹等问题，探讨公海空间作用的时空演化进程模拟，以及多种自相矛盾利益取向的博弈主体的空间复杂行为及其时空变异问题。在方法论层次，国际学者将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 CA）和自主体模拟（Agent-Based Modeling， ABM）方法用于海洋空间开发过程的主体行为分析，已经开展的研究领域包括：海洋生态系统过程模拟⑥，其中涉及外来海洋物种入侵模式⑦和海洋人工栖息地创建策略⑧；公海海洋保护区划设⑨；深海休闲渔业效应评价⑩与海洋渔业区位选择⑪；海洋动物觅食空间动态格局描述⑫；陆源污染对海洋污染扩散的深海立体空间轨迹跟踪⑬；气候环境变化对海洋动物的空间影响评价⑭，海洋经济、社会与生态可持续管理策略问题等⑮。
总结前期已有研究和国际学者理论及其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专门针对深海开发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成果较少，远达不到设立“深海开发学”和“深海经济学”的阶段和层次⑯，但是国家向深海进军的巨大需求潜力和国际深海开发的严峻竞争现实，是促进我国开展深海人文社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动力。
深海主要资源开发的国际动向
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国际深海采矿的冲动始于20世纪中叶，但是随着陆地矿产资源勘测新发现、国际金属矿石价格起伏、国际海底矿产资源产权归属困境及环境破坏隐忧，尤其是巨大的前期勘探投入成本与超长回报周期，导致真正的深海矿产商业化开发迟迟难以到来，逼迫国际社会推动国际合作框架下的开发模式建设。2011年，太平洋共同体与欧盟合作发起一项“旨在加强15个太平洋岛国深海采矿管理的六年计划”，该计划总花费440万欧元，涉及科学研究、环境管理和治理框架建设，以实现区域深海采矿良性管理。全球几十年来积累的深海采矿系统概念设计、设备制造、技术设计和海上试验，为深海大规模采矿提供进一步可能，近期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太平洋C-C区海底多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开采试点、印度中脊热液矿床前期开采试点等。Scott基于地质视角对深海硫化物的研究，探讨深海开矿的可行性，认为海底金属资源的丰富性以及受原材料需求增加的驱动使深海开采成为可能，资金和技术不足不能阻碍开采的尝试。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