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苏叔阳是一位极为亲和的老者,当我们如约赶到苏叔阳在方庄的居所时,他亲自给我们开门,让助手倒茶。听到我们是山东人,就笑言自己是山东女婿,妻子的老家在山东泰安,他当即说起了泰安方言,字音句调,相当地道。
虽然近年饱受病痛困扰,但他精神极好。回答我们的问题时,思路敏捷,娓娓而谈。忆及往事,无论是家庭亲情的起伏,动乱岁月里遭遇的不公,还是成功的作品给他带来的盛名,——所有这些,他讲来都那样坦然淡定。
他所学的专业并不是文学,但自幼对文艺的爱好,让他一生不知疲倦地与文字打交道。在专业的文学圈外行散多年,30多年前,话剧《丹心谱》让他一举成名,也让他从此正式从教育界踏入文艺界。从此,他写电影,写话剧,写纪录片,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写评论,成就卓著,令人敬重。近年,他三次闯过癌症的生死关口,在与病魔的搏斗中笔耕不辍,又为我们先后奉献了《中国读本》、《西藏读本》两部扛鼎之作。他曾这样写道:“我承认,在我大病一场后,我的思想沾染了宗教气。但不是那种遁世出世的思想,而是踏实干点事的劲头儿;是不为虚名所累所蔽,真的认识一下自己,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想法。”这就是他的精气神儿,这就是他的丹心。凭这颗丹心,他几十年如一日充满激情地记录着民族的进步、时代的进程。
我的童年,我的家
苏叔阳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但因生逢乱世,再加上家庭不睦,表面的活泼包裹着内心的忧郁。“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我生于古城保定,满眼所见是侵略者的残暴,可谓生于忧患。幼而父母不睦,是为欠缺荫庇。国破家亡,难称幸福;藜藿之羹,何以聪健?从小儿,我只是个凑合着念书的小淘气儿。”
访谈人:《汉语人物》这个栏目力求尽可能丰富地展现人物的人生经历,所以我们想从您的成长过程谈起。您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祖辈和父辈是怎样的情况?
苏叔阳:我家籍贯在河北深州,据说现在老家按辈分还有我祖父辈的老人在。我祖父苏蓝田是一个爱国商人。他从学徒做起,后来升任天津一个很大的文体用品商店——“群玉山房”的总经理,经营书、纸、文具等,所生产的蓝田牌网球拍在巴拿马博览会得过奖。后来因为卖进步书籍(据说是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被判了死刑。之后全家典卖店铺,托人疏通把他救出来,但已无法在天津待下去,就到了保定。在保定祖父从摆书摊开始,慢慢又开了一家经营文体用品的商店,叫“正大山房”,在保定也很有名气。据说祖父后来是河北省工商联合会的副主席,河北省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一。我祖父落难时节,我父亲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生活没有了接济,只好半工半读,在大学里一边上学一边当助教,还翻译了一些高中代数、几何之类的书。父亲后来成为中国西北石油管理总局的总工程师,第一支地球物理勘探大队的副队长,参与创建了北京石油学院的地球物理勘探系。
访谈人:还有您的母亲。您写过多篇文章回忆母亲,写得真挚感人,您对母亲好像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苏叔阳:对,因为我父亲后来又结了婚,所以小时候的生活中没有父亲的影子。我父母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年正准备入护士学校的母亲,辍了学嫁给正在读大学的父亲。她是一个独立、自主精神都很强的女性。那时候祖父虽能供给我们的基本生活,母亲在家里带孩子、伺候公婆,有时候还给正大山房七八个店员做饭。等到我祖父1953年去世之后,“正大山房”也资不抵债,破产了,生活一下子败落下来。没有生活来源,我母亲就靠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生活很艰难,她给人洗衣服、缝扣眼、絮棉帽、梳猪毛,什么活都干,特别是冬天梳猪毛,猪毛泡在水里用铁刷子刷,很臭,也很累。但不管怎么艰难,我们的衣服都很干净,就连一块补丁也补得很漂亮。那时我上初中,生活方面并不优裕,属于城市贫民。
访谈人:什么时候生活有好转了呢?
苏叔阳:生活好转是1956年我上了大学以后。我读大学是国家供给一部分,我大哥也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可以资助家庭了。1960年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家的生活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有工资了,我二哥也有工资了,所以我妹妹的生活就要比我们好多了。那以后我母亲就不再给人干活,开始在家里带孙女、孙子。我母亲给了我们很多教导,无论境况如何,让我们要挺直脊梁,好好干,不能给她丢脸。这些教导是很深刻的。我的个性一方面好像很开朗,实际上,我的内心特别渴望一种温情,很复杂的性格。这是家庭的特殊情况和我出生的年代所造成的。
访谈人:在这种生活中如何养成了对文学的爱好的呢?
苏叔阳:我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从幼稚园时代就登台唱歌跳舞,不到五岁上小学,一直在学校很活跃,文学艺术可以使我内心舒解,获得精神的愉悦。
访谈人:您在学校接受的是西式教育?
苏叔阳:是西式教育,但是祖父给了我传统教育。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就是因为从小祖父就拿小棍儿敲打我要我练毛笔字,每天都得练,所以我的毛笔字有基本功。另外还有古典文化的教育,祖父也是文学爱好者,四大名著等家里都有藏书。
“右派同情者”
“反右派斗争”中,年少的苏叔阳也不能幸免于难。“第二年,便有了‘反右派运动’,我这个‘中右分子’自然也没了往昔的快乐和自由。这时期我也还去师院(河北北京师院,我二哥在那里读书),记得和我二哥同宿舍的一位同学也成了‘右派分子’。谨慎的二哥格外关心我,要我少说话,不要介绍人民大学的情况,以后也尽量少来这里,而改成他去人民大学看我。我记得那时的朝阳区,那时的和平街颇为落拓和荒僻,尤其是冬天,当刺骨的寒风卷起尘土和枯叶,让人的心也透出寒意。或许这是我这不谙世事的少年(那时我不满十八周岁)第一次经受政治风暴心绪黯然的缘故,看什么都少些阳光。”
访谈人:但是读大学时为什么选择了中共党史系?
苏叔阳:我高中文科比较好,大概高二那年数学得了65分,对我简直是个耻辱。于是高三加紧补数学物理,结果毕业考试数理化都是满分,语文之类倒都是八九十分。当时学校可以保送,老师就根据成绩把我推荐给军事院校,有一所军事院校因为我右眼视力不好,把我退回了。于是老师又推荐我到另一所军工学院。当时学工科制图水平必须要好,我的制图课成绩不好,就想考文科。当时人民大学在统考之前提前招生,但必须是党团员,有保送资格,才可以报考。我征求学校意见,同意我试试看。人大招生很严格,好几千人里只招几十个人。我记得考试地理有一道题叫怎样治理黄河。我没去过黄河,就根据黄河上流湍急下流陡然舒缓的河势,说在上游修水库,下游疏浚河道等等。后来发榜考上了,我开玩笑说人大批准我的治黄计划了。当时这个系叫历史学系中国革命史专门化,我当时就想中国革命史大约从陈胜吴广开始,跟中国通史也差不多,学这也行。因为我在家里还有点旧学底子,也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当时人民大学没有中文系,而新闻系高中毕业生又不能考,必须是新闻战线上的转业干部才能考,没有别的选择。而且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也没觉得一定能考上。结果考上了,考上了就不准退学。进校后学校教导我们要做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要树立专业思想。当时进入这个专业的高中毕业生大多数专业思想不稳固,想转到新闻系。于是学校还专门开会向我们作专业思想的指导。我记得系总支书记给我们讲我们系何干之教授的工资就很高。没想到后来他成了我的导师,我当了他的助教。
访谈人:大学时期有什么特殊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