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言：大学如何有效地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又如何进行现代公民教育?这是我国大学非常重视的教育内容，又是亟待提高其效果的教育活动。为此，本期“专题评论”选择了《华岗“政治大课”简论》与《美国现代公民教育的核心理念与方法》两篇文章，主要从历史和域外的视角，通过个案研究，分别探讨了建国初期山东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美国的公民教育。希望这两篇文章对我国今日的大学教育有借鉴价值。
(特约主持人刘 尧)
摘要：为了贯彻《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使山东大学顺利实现向新民主主义大学的转变，在建国初期山东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校长华岗为全校师生所授政治大课，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和以理服人的方针，系统地给山大师生讲授了党的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高了山大师生的觉悟，为20世纪50年代山大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山东大学；《共同纲领》；华岗；政治大课
中图分类号：C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10)01-0023-05
在建国初期山东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华岗校长为全校师生所授政治大课，在山大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华岗“政治大课”可供总结的地方很多，本文仅就他理论联系实际、以理服人两点进行阐述，或许这对当下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所裨益。
从1949年10月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高教部颁布了几十个有关开设马列主义公共课的文件，指出应把思想政治科目作为本系业务课的重要部分。1949年12月29日山大校委会发布《关于政治大课的决定》，1950年1月把政治大课列为全校必修，并计算成绩。同月，在校委会领导下成立了政治大课学习委员会，在其组织下，华岗和罗竹风先后为全校师生开设了《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
1950年1月7日～31日华岗以《共同纲领》为题，讲了3次大课；4月到7月底，又为全校师生7次讲授《社会发展史》；罗竹风接着讲授《新民主主义论》。其间还穿插有华岗所作时事报告、中共党史教育等内容。但是后来因院系调整等原因，政治大课暂停。这一时期的大课，偏重政治思想、世界观、认识论、阶级观等方面的教育。
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后，山大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1953年初学校恢复了因院系调整而暂停教职员工政治大课学习的制度，重新组织学习委员会，校长华岗、副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各系系主任为委员。校学委会决定在全校教师和干部(学生也参加)中，进行为期1年的辩证唯物论的学习，华岗担任主讲，每两周报告一次，分组讨论一次。华岗讲授的辩证唯物论共分为11个专题，自1953年9月至1954年12月，总共作了35场报告，每次都在3小时以上。其间华岗还讲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斯大林论语言学》等时事报告和讲演。这一时期的大课理论性较强，相对深奥难懂。
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国家的性质发生变化后，新政权必然对其进行变革。1949年9月29日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任务、方法等方方面面做了规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但是，解放初期山大绝大多数教职员工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因此解放初期山大和国内其他大学一样，面临着从旧教育体系向新教育体系转轨的问题，即如何全面贯彻落实《共同纲领》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努力把山大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大学，并进而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问题。华岗的“大课”就是紧紧抓住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从山大实际出发，对全校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顺利实现这一转轨。
针对山大师生对新中国教育政策的疑惑，1950年1月7日华岗以《怎样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学习(共同纲领)》为题，给全校师生讲授了第一堂政治大课。在报告中，华岗提出了以《共同纲领》为指导的五项办学方针，即“把旧山大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新山大，实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教学方法，采取师生互助与教学相长的态度”；“发扬民主与巩固团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适当进行思想斗争，坚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意识”；“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新公德”；“鼓励全校师生努力研究与创作，……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奖励优秀的科学著作及文学艺术作品，以服务于新青岛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报告中，华岗明确了政治思想教育的原则，即必须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精神，理论学习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联系当前山大的实际，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绝不能让新旧思想“和平共居”。报告之前，先由军代表召开一次各系积极分子会议，华岗在会上听取汇报，摸清了学校内现存的思想问题。报告虽然是以阐发《共同纲领》精神为主，但是同时结合了全校师生思想情况，所以“讲得充实生动，而不流于泛泛，对某些错误思想有分析与批评，甚至有很严厉的批评，以致有的人感到震动”。一位老教授听后，感慨道：“如沐春风，如饮甘霖”。
如同其他高校，建国初期山大教师，尤其是知名教授大多留学欧美，为欧美文明和科技所吸引、所慑服，同时也为欧美意识形态所俘虏，存在崇美亲美、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不问政治的纯技术观点和追逐个人名利的思想。例如化学系主任刘椽说：“我的书架上，不管新版旧版，中文书一本都没有，全是美国书。……手里拿着英文课本，口里讲着英文，黑板上写着英文，别人说‘中国文字不适用于科学’很投我的意。”地质系副主任胡伦积说自己的教学设备“一味向美国资产阶级大学的物资设备看齐，把美国的规格标准拿了出来。更严重的是对祖国的工业产品不相信，对外国货盲目崇拜竟到了迷信的程度”。化学系副主任阎长泰说“在教书方面，总是主观地认为我讲的材料如果不能与英美的课本看齐，则不够标准，同时，也显不出我的学问来”。病虫害系主任王清和认为大学生努力的动机“是靠个人名利”思想而不是其他。动物系副主任曲漱蕙说自己“买办思想也是很严重的，盲目地崇信外国货，喜用原文书，看见能说洋文的人就认为是能干，我自己也拿它吓唬学生”。历史系张维华说自己“只满足于自己所搞的那点小天地，欣赏那些点点滴滴的成就，不乐意接受新事物”，从生活习惯上看，“似乎接近于封建时代士大夫的形式”。
虽然从今天的观点看，教授们的有些自我批评(尤其是采用外国教材，实行英语教学)过了头，但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国情，他们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为此，华岗在“大课”上批评道：
资产阶级辛口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常常孤立地和片面地看问题，把自己所学得的那一点东西，当作无上宝物，有一点成就即自高自大，而且十分自负，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
结果陷于故步自封。把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摆在第一位，不肯从全局和整体出发考虑问题……有许多教师的讲义，还是从欧美资产阶级故纸堆中抽象地搬来的，和今天中国的现实根本脱节。例如医学院里有些教病理学的教授，可以把非洲、澳洲等处特有的病症说得很详细，而对于中国社会所常见的病症，反而说得很简单；又如讲授植物病虫害的先生，可以把美国各地植物病虫害说得头头是道，而对于中国农村里面所普遍存在的病虫害情况，则非常隔膜；再如教文艺学的先生，对于哈姆雷特和奥勃洛莫夫等，可以如数家珍，而对于中国现代人民文艺，反而异常生疏。有不少教育工作者，都认为学校规模越大越好，院系分得越多越好，修业年限越长越好，每班学生则越少越好，把资产阶级学校那一套旧型正规当作神圣不可侵犯。如一个学院一定要分若干系，本科一定要四年毕业，医学院必须六年七年毕业，专修科一定要三年毕业，以为不这样就不像个大学。在办学方针上，很多都不是从当前国家建设需要出发，而是凭少数人的空想来定方针，甚至完全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旧规程出发。……这种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如果不加以清算和改革，我们的大学教育就不能担负起培养大量高级和中级建设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根本任务。在华岗的提倡下，上述情形逐步得以改变，教师们崇美亲美思想渐渐消除，理论联系实际风气悄然形成，参加政治学习越来越自觉，唯技术观逐渐被抛弃，集体合作的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只能通过理论和事实进行说服教育，而不能倚仗权势强迫学习者接受，因此必须以理服人，华岗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大课”可谓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华岗在上政治大课时，既不回避敏感问题，又强调以理服人的重要性。解放初期有些问题不是很好回答，但华岗总是针对最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进行讲解与辨析。例如1951年12月18日华岗在《关于政治学习中的几个疑问和解答》的报告中，正面解答了诸如毛泽东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否与“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冲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一部分，《共同纲领》既然承认了他们的合法地位，为什么还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共同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什么“现在又要实行思想改造，剥夺我们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等种种棘手的疑问，从理论上为山大思想政治教育扫清障碍。尽管华岗的解释可能还有不完善甚至讲不通的地方，但是他这种不回避问题的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学习。同时华岗在上政治大课时，一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特殊性，必须采取“自觉自愿与互相启发结合”的方法，“思想问题必须用思想方法解决，如果违背这条原则，就会发生毛病，而所谓思想方法主要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华岗不仅积极提倡以理服人，而且还竭尽全力及时纠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使其在正确的轨道上开展。
尽管华岗的政治大课提倡学术争鸣、以理服人，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但是它仍然受到了物理系束星北教授的公开挑战，我们通过华岗处理与束星北争论的方式，可以具体看出他是如何以理服人的。
束星北(1907～1983)，江苏扬州邗江人，著名的物理学家，28岁就成为知名教授，经历丰富，个性耿直豪爽，是一个带有传奇性质的人物：他的父亲束日璐和伯父束日瑁是张謇的左膀右臂，帮助其办理盐业和纺织业，虽然出身富贵之家，但童年却与生母过着清苦而劳累的生活；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参加过美国共产党；1927年来到莫斯科，考察苏联这个新政权和新社会；后又到德国，研究过康德和黑格尔；回国后，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时，曾经面责蒋介石不抗日；抗战期间被国民党军令部借调研究雷达等军工武器，薪水高达10000余元，相当于2个上将的薪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想委之以军令部技术室主任，但他以从不与任何政治、政党相涉为由拒绝；在浙江大学开展“三反”运动中，为给苏步青打抱不平，曾拳打节约委员会主任；1952年来到山大，拿的是全校最高的薪水，一度月薪达到840元之多，后来减到720元，这在同时期全国高校应该属于最高之列。
华岗长期从事统战工作，非常善于与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但是却在与束星北的第一次见面中，就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彼此叙说了各自的经历后，华岗将话题转到辩证唯物论上来，但接着束星北直截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了质疑。他说自己“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而华岗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不仅是具体的真理，而且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而束星北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于是两人产生了激烈的争吵，并且“越争越凶，最后竟像小孩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华岗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星北则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此后，束星北和华岗在政治学习问题上展开了不断的争论。束星北认为，山大之所以成为“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他时常在一些场合发表自己的不满：“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那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认为“哲学不独不能管自然科学，也不能管物理学，其他科学也不能管”；“哲学应该和自然科学分家”。束星北不仅写信给华岗辩论，在不同的场合宣扬自己的观点，而且经常在“辩证唯物论”学习小组中，提出类似“跳高哪里是量变，哪里是质变”的问题，请华岗解答，进行刁难；而华岗也不躲避，差不多每次小组讨论会时都到束星北所在的小组，与其进行交流、辩论。
我们这里关注的并非束星北和华岗争论的问题本身，而是华岗解决争论的方式。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华岗拥有无可争议的话语权，但他还是从一个学者的角色出发，用学术争鸣，而不是以行政高压的方式，强迫束星北接受辩证唯物论。为此，尽管工作繁忙，他尽量抽出时间学习物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并专门出版了《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一书，回应束星北的挑战。在该书的“引言”中，华岗说：
我们在学习辨证唯物论的过程中，曾经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其中特别是讨论到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关系问题的时候，竟有个别物理学教授表现出很不虚心的态度，公然认为“辩证唯物论不是普遍真理，不能应用到物理学领域，特别是物理学中的微观世界，完全受自由意志所支配，根本没有什么客观规
律可说，也不是辩证唯物论所能解决”。有人居然公开声言“自然科学应该和哲学分家”，要求辩证唯物论不要“过问”和“干涉”自然科学，尤其不要“过问”和”干涉”物理学。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声言中所包含的根本意义，这在实质上是唯心论者对于辩证唯物论的一种反攻。全部科学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任何一个扬言拒绝辩证唯物论的自然科学家，都存心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引进唯心论。事实上凡是责骂进步哲学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最丑恶的哲学体系的奴隶或俘虏。
《束星北档案》的作者刘海军明显对束星北充满了感情甚至同情，但他在论述束星北和华岗的关系时，却显得非常客观：
有人称，束星北栽到了华岗手里，或者说，造成他另一种命运的源头始于华岗，这显然是误解，华岗从不以权势压人，也从不随意给人扣政治帽子……
华岗没有因同他政见不同和公开顶撞而挟私报复，反倒多次在他人生紧要的关头帮助他或为他网开一面。为了他和一些思想认识上有问题的“过来人”，华岗一直戴着“右倾”帽子。批判大会上，山东大学党委当众宣布华岗的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束星北。束星北这时才知道，若不是华岗的着意保护，他也许早就“倒下”了。是的，尽管1954年山大对束星北开展了公开批判，但还是局限在思想斗争的范围内，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当时山大校长是思想比较“左倾”的人，束星北的命运又将如何!
由于华岗上“政治大课”讲问题“不死背教条”，“不是从马恩原著中一条一条摘下来”，而是理论联系实际，以理服人，通俗而明白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原理传达给师生，使全体师生系统地受到了思想理论教育，因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华岗的“政治大课”对急于了解新中国各项政策的旧知识分子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正如孙思白教授所说，华岗所讲的一切，使得当时渴望学习的人，都感到了满足，“从而对刚刚迈入新时代的师生们的觉悟提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为直接的影响是广大师生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打消了他们疑虑和不安的情绪，从而可以安心地去工作。
其次，华岗的“政治大课”促使广大师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列主义，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并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例如生物系副教授黄浙检讨说，过去认为“哲学与科学无关，搞自然科学的可以不学哲学，对哲学望而生畏”的观点是错误的。数学系教授莫叶说“我的教学与师资培养工作，如有成绩的话，应首先归功于辩证唯物法的学习”。海洋系教授唐世凤认为“以辩证唯物论来研究海洋学，才能认识海洋的真实性，才能纠正对海洋看法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海洋科学只有与辩证唯物论相结合才能使之发展成长”。冯沅君教授说经过辩证唯物论学习，使得“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尽收眼底，从迹象不清中得到明晰，从庞杂纷纭中理出线索，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乃是治学研究中必须掌握的武器”。童第周通过学习辩证唯物论，提出应“以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与方法，来武装我们的思想”。他还总结说：“懂得了辩证法，才使我在生物研究中有了新的突破。”物理系郭贻诚教授认为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论，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才能畅行无阻，事半功倍。此外，华岗的“政治大课”还为广大年青学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中文系学生霍旭东说华岗的大课“既是思想教育报告，又是学术研究报告”，为他“以后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土木系学生司兆乐说辩证唯物论大课，对他“一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及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很有帮助”。
最后，华岗的“政治大课”有利于山大向新民主主义大学转轨，它是20世纪50年代山大辉煌的重要因子之一。每次“大课”之后，全校师生都要分组讨论，讨论内容除了联系社会的革命斗争和自然界的变化外，更多的是联系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科学研究、怎样办好学校等问题，这样无形之中配合了学校的中心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贯彻落实《共同纲领》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重任。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建国初期的华岗的“政治大课”，山大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教育的热潮，也就不会出现山大的学术繁荣，从而也就没有山大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