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兰德尔·施韦勒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相较于结构现实主义关注体系结构层次对制衡政策的作用，他侧重于探究引发制衡不足现象的国内政治原因。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施韦勒从国家制定对外制衡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两方面入手，构建了由四个自变量组成的形式模型来分析导致国家难以制定制衡政策的国内原因。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社会整体绥靖主义气候浓烈，用该模型分析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政策，可以比较好地解释英国无法针对德国威胁从而制定抑德政策的原因。
关键词：制衡不足；均势；英国；绥靖政策
通过观察，施韦勒发现国际政治上常常发生制衡不足的现象，作者试图从国内层面入手，解释国家难以制定充分的制衡政策的原因，以补充传统均势理论的不足。在均势和制衡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是高度精简的，其主要关注外部权力变化对国家行为体的作用。结构现实主义将国家视作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面对外部威胁会自然而然做出结盟反应以制衡和应对威胁的政策。但这只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在现实国际关系中，恰到好处的制衡行为往往是少见的。作者并不是反对“在无政府体系内为实现生存和扩张的国家会对国际体系权力分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一观点。作者希望表达的是，国际体系权力变化为国家采取制衡政策提供了动机，但国家内部统治阶级和社会秩序的一致性才是制衡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
作者总结出了在国内层面影响制衡政策的四大变量，构建了五个形式模型来分析多种制衡不足的情况。
笔者将以其中一种模型分析在二战前英国为何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而非制衡政策原因。二战前，英国遭到一战和经济危机的打击，实力大不如前，社会反战思想强烈。精英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实行裁军和扩大社会支出政策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如果贸然扩充军备在外实行结盟制衡政策，其党派执政合法性将受到动摇。英国精英们拒绝将它们稳定的民主政治体系置于危险之中以换取外部安全的强化。
1 施韦勒制衡不足理论内容
在施韦勒看来，结构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大框架，即对国家怎么回应国际体系上的权力变化做出了简洁的预测。沃尔滋认为均势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状态，大国之间权力分布的平衡最终得到了维持，国际体系在总体上都会回到均势状态。①但这种研究方法牺牲了精确性。据作者观察，在现实情况下，本该按照传统均势理论预测的那样的“面对外部威胁，一国会对崛起国采取制衡策略”情况并没有发生。实际上，国际体系在权力变化的情况下，制衡行为应该远比追随更为普遍。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国家联盟就是为了制衡威胁，而不仅仅只是制衡崛起国的实力。②作者认为需要引入国内层次的要素对制衡问题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够更贴近事实，这也符合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贯特征。
施韦勒根据广泛存在于国际关系上的制衡不足现象提出了本书的研究问题：制衡不足这一现象为什么会在历史上普遍存在？国家为什么不能像传统均势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审慎地应对外部威胁？对此，作者的研究方向是从国内政治出发，以指出国内政治的障碍会使国家难以进行军事动员以及对外进行结盟，从而导致了制衡不足的问题。作者对研究问题的假设性回答是：在面对外部威胁和权力变化时，国家的一致性程度决定了国家能否审慎地应对。一致性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可能采取制衡行为，反之，制衡不足现象出现的可能性也越大。由于国家一致性由四个相互联系的国内政治变量组成，只有那些内部稳定、社会和精英凝聚力高的国家才可能形成精英共识、最有可能以积极、有效的制衡来因对威胁；反之，那些内部不稳定、社会和精英凝聚力低的国家很难达成精英共识，也最有可能产生制衡不足。③作者的假设存在四个自变量分别是：精英共识、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和政府政權脆弱性。精英共识和精英凝聚力构成了国家制衡意愿，社会凝聚力和政府政权脆弱性决定了国家实行制衡政策的能力。这四个变量共同决定了国家的一致性程度。在面对外部威胁的时候，一致性越高的国家就越可能采取制衡政策。作者认为，国家能力可以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主要是以人口、经济、军事为主的物质性力量维度。第二个维度是国家管理并汲取资源的能力、政府机构的质量、影响决策的政治阶级和制定政策的精英性质和属性。这是国家安全的软件，很大程度决定了将物质性能力转化为最终输出和总体安全表现的转化机制。④作者提出的四要素就是从国内环境进行透视，观察妨碍国家作出制衡决策的可能性。
作者把制衡不足界定为“受威胁的国家未能认识到明确和现实的威胁，或者更典型的是完全没有对威胁做出反应或者地以徒劳和轻率的方式进行反应”。施韦勒在讨论应对崛起国的策略时区分了七种选择，分别是预防性战争、制衡、追随、约束、接触、疏远和推诿。⑤如果发生了制衡不足的情况，国家会采取剩下的方式来回应威胁。在四大变量的具体含义上，作者认为精英共识是指国内统治阶级的精英们对问题性质以及如何应对的共有认知程度。精英凝聚力是政治领导能力因秩序的内部分裂而削弱的程度。社会凝聚力是一个人与群体黏合性在社会核心的纽带的相对强度。政权脆弱性是指政权或政府受到威胁的程度。而在这四个因素中，精英是否取得共识是国家对于外部威胁作出反应或者不反应最直接的原因。⑥相较于单个或两个自变量仅能片面地理解施动者某一方面的特征，作者使用了四个自变量，并且由这各个自变量再构成“国家一致性”这个中间变量以作为影响国家制定制衡战略的核心变量。
国内政治因素的加入实际上放松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关于“国家是单一且理性行为体”的保护带。在本书中，施韦勒的四个变量间关系比较复杂，他提供的不同组成所产生的影响也有区别。施韦勒具体将组合分为五大类别，明确了其链条上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准确并无关系，重要的是看理论本身是否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⑦作者的五个模型中分别对应不同国家政治环境，对现实世界中国家从社会分裂程度、精英分裂程度以及政权稳定性等三大指标可以预测其作出制衡决策的可能性具有预测功能。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研究施韦勒第五个模型，即出于一厢情愿的制衡不足模式。国际政治上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强烈希望避免战争的领导人确实是倾向于以使战争看起来远非可能的方式处理信息，而不是对形势的暗示进行冷静和客观的分析。社会公民对战争的害怕到达一定程度，沉迷到相信战争已经变成了不合法和不可想象的政策工具的信念之中。通过这种一厢情愿的思想和其他刺激性偏见，和平主义者群体倾向于否定或低估战争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国家领导人为战争做军事动员的准备等于政治自杀，因为一般选民不仅认为战争动员和联盟是不正当的，而且认为它们建制是后患无穷和不道德的。这个图式的因果逻辑传导如下：⑧
因果图式：出于一厢情愿的制衡不足
外部环境相对实力变化→精英达成共识，认为外部环境构成威胁→由于成全脆弱性、社会分裂或者团结起来反对战争准备、精英分裂的作用等因素阻碍社会动员→由于抱有一厢情愿相信战争不会发生的想法，精英共识低估了威胁认知→制衡不足或外交政策缺乏变化。
2 英国对德的制衡不足
英国一贯对欧陆实行均势政策，是什么原因导致二战前英国对德国日益膨胀的野心视而不见？施韦勒的制衡不足分析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英国对的实行绥靖政策的原因。
首先，在社会凝聚力方面，由于一战对英国的破坏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社会普遍对战争十分反感。1929年的英国工业生产总量与1924年相比增长10.6%，仅超过战前1913年的5.7%；工业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由1913年的14%下降到1930年的10%，而德国却上升至11%；1921年到1927年英国出口额减少了20%，而同期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8%。⑨在整个三十年代，英国国内反战势力强大，民众认为是战争让英国实力大减，对战争的动员会引发通货膨胀，从而进一步拉低生活水平。许多英国人总是问， 是否值得付出如此可怕的代价来保持“均势”。⑩英国社会当时忧虑的是如何克服国内困难，根本无意于对外冒险，社会对战争的认同感非常低，这就给绥靖政策找到了绝佳的理由。英国社会上盛行的和平主义是绥靖政策产生的土壤，这无疑对英国亲德思潮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次，在政府政权脆性的问题上，社会对战争的厌恶以及和平思潮的盛行决定了政府必须进行裁军，将开支转向安抚一战引发的社会动荡和抗议。英国政府自1918年以来就一直反对增加防御性开支，这种军备的不足自然而然地会引发胆怯。1931年到1937年间张伯伦掌控下的英国财政部不断重申，英国的全面重整军备会妨碍英国经济的复苏。
英国当时政府都是通过裁军且加强社会改革的竞选纲领上台的，政府的精英们知道，国内政体的合法性与对战争的态度挂钩，如果贸然加强军备建设，执政党承受不住因重整军备而造成社会舆论哗然的代价。英国的对外政策受限于国内反战思想，但英国的安全政策一定不能与英国政治体系的存在相冲突。因为害怕引起国内的不稳定，英国精英们始终不愿意以执政前途为风险贸然整顿军备。可以说，当时英国的對外政策并不是以实际威胁为指导的，而是受国内政权合法性所困。
再次，在精英的凝聚力与共识方面，英国政治家们对德态度以莱茵兰危机为界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1933年1月至1936年2月，第二阶段是1936年3月至1939年3月。在第一阶段，英国右翼孤立主义者、左翼和平主义者以及中间派的国联支持者都压倒性地支持通过集体安全机制安抚修正主义者，而不是重整军备和缔结防御性联盟这些制衡之策。第二阶段，英国一部分人对德国进军莱茵兰的意图开始重视，意识到德国的潜在威胁，转变了以往的亲德政策。这两段时期的战略如表1和表2所示。在莱茵兰危机之前，英国精英的对的战略是高度一致的，反对武装制衡德国，而采取绥靖。而在第二阶段，英国精英在对德国问题上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更加坚定采取绥靖政策，原本绥靖政策的支持者加入到丘吉尔反绥靖的阵营中。
二战前英国精英对德政策是分裂的，尤其是德国占领非军事区之后，英国精英意识到外部威胁的加大。但这并未在本质上改变英国的绥靖政策，因为张伯伦一厢情愿认为绥靖政策和《慕尼黑协定》可以带来和平，德国不会发动大规模战争。在英国看来，德国因为一战而备受打压，德国扩充军队与进军莱茵兰地区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这并不是要蓄意挑起战争。英国统治集团认为：在处理欧洲事物时，只要小心谨慎就能避战求和。张伯伦曾坦言：“只要我们能够同德国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用一支铅笔把他们所有的不满和要求记下来，整个紧张局势就能大大缓和”希特勒被认为是一个可以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让居住在他国的日耳曼人迁回德国而得到满足的泛德意志者。
总的来说，英国没有制定对德制衡源于国内社会反战思潮强烈，精英没有能力去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与调动军事资源。同时，英国精英对德态度从共识走向分歧，在精英共识程度低的情况下，英国领导人一厢情愿认为英国亲德政策方向是正确的，绥靖政策是可以给英国带来和平的，德国是不会发动战争的。
3 总结
施韦勒通过观察发现，传统的均势理论无法解释制衡不足现象广泛发生在国际政治中这一事实，继而从国内层面出发，引入了有关国家制衡意愿和能力的四个变量，对国家做出制衡政策的可能性。学界以往将英国对德妥协问题较大程度上归结于是张伯伦政府所谓，其实这是欠妥当的。莱茵区危机之后，英国精英对外部环境产生了新的认识：德国被视为英国安全的首要威胁，英国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但是，英国精英们普遍认为一战后缔结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处罚过重，因此并没有对德军进驻莱茵区做出较大反应。按照作者的理论，精英共识和精英凝聚力影响是否有制衡的意愿；而最终能否实行，还要根据受社会设政府政权稳定性影响的制衡能力程度。将作者的理论模型运用在英国对德国制衡问题上，可以发现，英国国内普遍的反战亲德情绪是导致国内精英无法形成统一的制衡政策最为主要的因素。作者从国家采取制衡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两大方面为学界厘清了从国家层面探究影响制衡政策出台的因素，弥补了结构现实主义因过于精简而无法用于实际的缺陷，为理论和现实搭建了桥梁，在面对外部威胁下，国家领导人希望制定外部联盟政策以制衡崛起国起到了很强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ddison-Wesley， 1979）， pp.128.转引自[美]兰德尔·施韦勒著，刘丰、陈永译： 《没有应答的威胁： 均势的政治制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
②[美]斯蒂芬·沃尔特著，周丕启译：《联盟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③[美]兰德尔·施韦勒著，刘丰、陈永译： 《没有应答的威胁： 均势的政治制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
④同上，第16-19页。
⑤Randall L 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New York： Routledge，1999，pp.7.
⑥[美]兰德尔·施韦勒著，刘丰、陈永译： 《没有应答的威胁： 均势的政治制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
⑦[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陈琪译：《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⑧[美]兰德尔·施韦勒著，刘丰、陈永译： 《没有应答的威胁： 均势的政治制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4-75页。
⑨Arnold Toynbee， The World in March 19，London，1953：454. 转引自欧阳杰著：《20 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推行绥靖政策的多维原因解析》，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 6） ，第26页。
⑩[美]特尔福德·泰勒著：《慕尼黑和平的代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页。
Frank Mc Donough， When Instinct Clouds Judgement： NevilleChamberlain and the Pursuit of Appeasement with Nazi Germany. Frank Mc Donough， ed. The Origin of the Second World1937-9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ontinuum Inter. Published， 2011： 188.转引自钮松，张璇著：《泰勒论英国绥靖政策之因：体系与国家的双重视角》，系统科学学报，2018，26（02），第33页。
威廉·R·洛克（William R. Rock）用以下定义界定两种形势的绥靖的区别。消极绥靖（Passive appeasement）： 包括没有准备和零碎地认可对手的推进——通过违背条约，进行军备积累，或经济和意识形态利益领域的发展——以在绥靖方拥有关键利益的领域占有更大优势。积极绥靖（Active appeasement）： 开始于对潜在的或积极的对手发出具体抱怨和同情，甚至开始于诱使抱怨和要求被更加清晰地提出和阐释，并在满足要求的谈判中发展下去。详见Rock，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7）， P25.
[英]丁马·吉尔伯特，理查德·戈特著：《绥靖主义者》，伦敦，1963.转引自欧阳杰著：《20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推行绥靖政策的多维原因解析》，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6），第27页。
参考文献
[1][美]兰德尔·施韦勒著，刘丰、陈永译： 《没有应答的威胁： 均势的政治制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16-19、53、74-75页。
2]钮松，张璇著：《泰勒論英国绥靖政策之因：体系与国家的双重视角》，系统科学学报，2018，26（02），第33页。
[3]欧阳杰著：《20 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推行绥靖政策的多维原因解析》，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 6） ，第26、27页。
[4]Randall L 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New York： Routledge，1999，pp.7.
[5][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陈琪译：《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6][美]斯蒂芬·沃尔特著，周丕启译：《联盟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7][美]特尔福德·泰勒著：《慕尼黑和平的代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