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是中国的大科学家，而我只是黄河上一名普通的水利史志工作者。从1994年开始至2000年，在长达7年时间里，我断断续续与钱学森先生有书信往来。我能与钱学森先生互通书信的缘由是共同关注黄河。
钱学森先生不仅和我，也曾多次与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以及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钱意颖、时明立、朱兰琴等专家学者通信，也都是由于同样的“缘分”。本文涉及钱学森先生有关黄河、长江与国家水利事业的多封信件为实录与摘录，以缅怀那个时代钱先生真实的江河情结。
对黄河的特殊关心
钱学森先生对黄河的特殊关心，我想是与周恩来总理的两句话分不开的：一句话是，治好黄河比卫星上天还要难；另一句是要把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中去。20世纪70年代末，钱先生从一线退下来，到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时，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家全局性、整体性的问题，他思考如何将我国在“两弹一星”等军事上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国民经济发展中去。他的这种跨学科思考问题的方式，具有高度的前瞻性。
因工作的需要，我有缘参加《黄河志》编纂的全过程，《黄河志》共分11卷。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搜集各种资料，编纂志书的同时，也思索黄河历代治河方略的演变，以及当代治河的成就与经验教训。1994年1月，《中国水利史志专刊》上发表我的文章《试论中国水利的特色和道路》，在该文中，我对中国水利悠久的历史进行了阐述，说明水利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特殊地位，然后提出当代水利建设中存在6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最后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水利建设的特色和道路，并对中国水利现行的管理体制提出改进的设想建议。我将该文附信请钱学森先生提意见，以求进一步修改提高。没想到钱先生在百忙之中很快就函复了。
钱学森先生在来信中写道：
“您的文章提出了一些独自的看法和意见，特别在53页右下方提出大流域综合治理开发工作的体系，是大胆突出的，水利界可能不理解。我想问题可能出在您没有讲清为什么大流域综合治理开发要用与现行体制不同的新体制：即地理系统是开放的复杂系统，犹如国民经济系统。我提出地理科学应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一个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文艺理论相并列的一个科技大部门，就是为了从根本认识上解决这个问题。
地理系统是人社会活动的客观环境系统，不但包括水利，还有水土保持、地震预报及防治、交通建设、信息建设（包括通信、计算机网络等）、港口、海岸建设，等等。它是内容复杂的巨系统，又互相关联，互相影响。”
钱先生的回信，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引起了我学习地理科学的热情。他的来信接着写道：
“我近来读了些治理黄河的书，看了《人民黄河》杂志，感到上述观点是正确的。例如减少黄河中下游淤泥沙，不是缺乏有效方法，而是其实施涉及农业、林业、工矿建设，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所以必须从复杂巨系统的观点及方法考虑才能解决。我曾和钱正英同志谈过，她也表示同意。”
这就是说钱学森先生是经过阅读书籍和杂志以及跟有关领导专家经过书面和口头沟通过后，深思熟虑，才郑重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他对拙作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所以尊作论据第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完全正确，但还有第二：水利工作是地理系统建设，即地理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把道理讲透。以上所述供参阅，不当之处，请指教。”
钱先生给我回信后，黄河志总编室领导高度重视，将拙文加编者按在《黄河史志资料》1994年2期转载。编者按写道：该文对中国水利，特别是对当代黄河的治理与开发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讨。原文曾刊载于《中国水利史志专刊》，该刊编者按说：“作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值得探讨的课题。尽管中国并不存在突出的生搬硬套国外治水理论与做法的问题，作者的观点也并不完善、准确，但是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从中国水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总结、认识中国水利的特色，进一步寻求治水的更好道路，从而推进水利改革的深化、加速水利事业的发展，却是十分有意义的，因而也是很必要的。”
事后，黄河报社、黄河研究会学刊的同志，派记者来采访，并留出版面准备报道一下钱先生关心黄河的消息，我将此事转告了黄河志总编室徐思敬老师，他提醒我，这事你需要取得钱学森先生的同意。我认为这很对，立即去信征求钱先生的意见。1994年5月11日收到钱学森先生的回信。钱学森先生信中态度十分明确，他说：“我认为务请不要这样做，这是不妥当的！”
我随即将钱学森先生的来信让有关的同志参阅，并撤回了记者写的报道稿。我体会到钱先生的看法：我们之间的通信交流，在于互相之间提高认识，不宜宣传。之后，我也多次收到各地老同志、老专家的来信，他们表示中国水利建设成就和教训值得很好讨论和总结，但这仅限于书信往来，谈谈各自的看法。钱学森先生主张，对待他的认识和观点多交流、多探讨、多质疑，反复论证，不宣传，尤其是对非他所专长的业务。
1994年5月27日，我又收到钱学森先生的来信：
张汝翼同志：
您寄赠的《黄河志》的《规划志》及《防洪志》都收到，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您来信问及我论地理科学地理建设的文字目录，我已请涂元季同志答复您，想您已见到。
也是由于您对我的启示，我头脑中对“黄河”这个题目有了更大的位置，因而在接到《法国科技动态》1994年1月号后，就发现其封面有一张彩色图像，是用spot照相探测卫星于1988年6月12日照的黄河三角洲。图像十分清晰，想您可能感兴趣，故附函奉上。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4年5月27日
1995年2月26日，钱学森先生致函钱正英同志。
钱正英同志：
……在《科技导报》1995年2期上有兰州大学黎汝静、刘思忆、徐名居写的《林一山治黄思想值得重视》，其中说到治理黄河是一直在争论，未有结论。这是什么道理？过去不说，有了新中国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也快半个世纪了，怎么还定不下来？我因为在考虑中国的“地理建设”，治理黄河是其中一个大问题，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向您这位老专家请教。我想只有您才能一语道破！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5年2月26日
1995年4月6日，钱学森先生致函钱正英同志。
钱正英同志：
您3月28日来信及赵业安、潘贤娣同志的文都收到。我拜读后觉得还须向您讲以下几个问题：
（1）水利工作者一讲节约用水，总局限于工事的整治和用水管理。这当然重要，但为什么不讲用水技术的改革？如农田改用喷灌，甚至进而用滴灌？这可以把用水减到老技术的渠灌的几分之一。生活污水为什么不能处理后用于灌溉？工业污水为什么不能处理后再循环？
（2）节水是国家大事，不只是水利部门的事。我国水资源不丰，而人口众多。
（3）如何处理黄河的泥沙问题？我们该研究的问题是减少入河沙量。这就是造林绿化的工作了，就是防沙治沙工作了。近有报道：榆林地区造林治沙很有成绩，不但种草养畜，而且把入河的沙量减少了70%！这是在黄土高原和沙化区的造林工作了。
（4）造林绿化非常重要。我国森林面积不到国土面积的20%，而日本则是接近70%！
（5）所以治黄河也好，水利工作也好，都不仅是水利部门的事，这方面实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方面，地理建设。我们眼界要扩展，不光国家水利部的事，是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的地理建设！
以上当否？请指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5年4月6日
1995年7月13日，钱学森先生又致信钱意颖、时明立，当时二位同志都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工作。
“我非常感谢你们7月8日来信及坝系农业研究的建议书，它使我得到很大启发。我对水利工作实是一个门外汉，脑子里只有一个中国水害多又缺水的概念。近年来在全国政协遇到钱正英同志，是她这位老水利工作者给我讲了水利工作的复杂性。我的第一个认识是：比起治河，那发射人造卫星是件简单工作了！”
钱学森先生直白对水利的认识过程，遇到老水利工作者，又了解到水利工作的复杂性。接着他又写了收信前对黄河问题的学习：
“在收到你们来信前不久，我还读了綦连安同志6月24日在《中国水利报》上的文章：《黄河治理的思考》。
把这几件事归纳到一处，我现在认为：中国的水利建设是一项基础建设，而且是一项类似于社会经济建设的复杂系统工程，它涉及人民生活、国家经济。我们过去如在搞三门峡工程时恐怕就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现在有了经验教训，而且还有在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新科学——系统科学，特别是处理复杂巨系统的理论，系统工程，那就不要再在老路上徘徊了，用新的思维和方法吧。
也就是说，对治理黄河这个题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同志可以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发动同志们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讨论上游、中游、下游全面治河，讨论治河与农、林生产，讨论治河与人民生活，讨论治河与社会经济建设等，以求取得共识，制定一个百年计划，分期协调实施。这样，最终可能达到或接近自古以来人们心目中的憧憬——黄河清！”
这次钱学森先生希望“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同志可以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发动同志们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以求取得共识，制定一个百年计划，分期协调实施”。这些话说得多么具体、多么亲切！
钱学森先生对黄河的深切情怀、殷切希望过去20多年了。20多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治黄投资逐年增多、治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离钱学森先生的期望还有一定的距离。
对长江三峡工程的思考
钱学森先生书信中对长江三峡工程的思考也很深刻，表述得也更早。
1985年10月24日，钱学森先生致函吴之明（吴之明先生当时为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吴之明同志：
三峡工程问题还好，看来是个大系统，比巨系统低一层次，但又比单纯水利系统高一层次。现在许多议论都太简单了，不是大系统的系统工程。应该把三峡工程看作是建设三峡省及邻近地区的系统工程，至少涉及81800平方公里和1590万人的问题。我看搞好了，三峡省可以建成中国的“瑞士”。这个看法我已和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地理系的同志们说了，他们都很感兴趣；中国科学院的浦汉昕同志和北大地理系的蔡运龙同志还去三峡地区做了调查，写出了《未来三峡省开发的初步研究》。
钱先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三峡工程看到未来的三峡省，看到三峡省就如同欧洲的瑞士，两地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1990年7月7日，钱学森先生致函姚依林副总理。
姚依林副总理：
这次您主持的从7月6 日到13日的三峡问题会议，我因健康原因……不能每日都到会……请您谅解。
但我对三峡问题一直关注，看了不少材料；钱正英同志也向我介绍了不少情况。我不是搞水利的，但近10多年来一直在开拓系统工程的事。现在我认为大型水利工程都是系统工程，而且是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系统工程；看简单了，用十几个参数，二三十个参数是不够的。正确的方法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要把各方专家的意见集腋成裘，最后要用几百个参数的复杂系统上大型电子计算机算，才能得出全面的正确的方案，做到科学决策。
过去治理黄河，就争议甚多，以至有人称黄河为“争议之河”，决策也难科学，因而改动多次。现在三峡问题实是治理长江的问题，老方法太简单化了，各执一端，争议自然不可免。只有在认识上登上一个层次，用复杂巨系统的系统工程才能解决问题。这是我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