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声学泰斗。
他年少成名，25岁时便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仅用两年时间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人。
当年，周总理亲自点将，由他主持完成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计。
他90岁时上书温家宝总理，就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等问题建言献策。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猷。
北京中关村，马大猷院士的家，整洁而简朴。面积达30多平方米的书房，被两排长长倚墙而立的书柜“挤”小了很多。94岁高龄的马大猷，白发如银，温和微笑着缓步走来，向我伸出热情的双手。
在马老的书房里，除了挨得紧紧的书本外，就是一摞摞的笔记本，其中大部分年代已经久远，纸张已经泛黄。这些笔记，是他从1937年美国留学到现在研究工作留下的。“本子里记录的是些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想法。经过实验及其他方面证实，当中有些是错的，能成为论文的只是一小部分。”马大猷介绍说。这位94岁的老人在北京出生，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北京上的，口音很标准，现在只是听力大大下降了。
在马老家中，北面的百宝阁里摆着周恩来总理与他的合影照片和历次获得的科学奖牌奖杯。旁边的墙上挂着楚图南题写的书法作品：“立身无愧于天地，志趋不忘为人民”，这似乎成为马老的人生总结。而南面阳台上摆放的君子兰、米兰、长寿花、迎客来，则无时无刻不透出这位耄耋老人科学与生活的盎然生机。
半世“声”情
耄耋未忘科学研究
提起马大猷，许多人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是在声学界、物理学界乃至科技界，他都赫赫有名。他的个人经历写满了传奇般的“第一”：他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个仅用两年时间就获得博士学位的人；27岁时，他成为上个世纪40年代全中国最年轻的教授；1955年，40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之一。至于他的学术生涯更是充满了“第一”：这位以“科学救国”为己任、于上世纪40年代回国的老科学家，在基础研究上取得许多达到世界水平的成果，在他和其他科学家的带领下，我国建造起了第一个声学实验室、水声实验室、高声强实验室，解决了人民大会堂的音质设计等问题。
科研工作，几乎成为了马大猷老人生活的一切。近年来，马老的腿关节不太好，行走不便，听力也不好，这反倒让他免去了社会应酬和纷扰环境的影响。他深居简出，但固定不变的是：每周他都到声学研究所去看一看。如果有青年人来请教，或者是向他借书，那是他最高兴的事情。一回到家里，他便打开电脑，继续一个字一个字敲着键盘写文章。
平时马大猷总是带着一个公文包，里面放着书稿，无论走到何处，可以随时拿出来写作。到现在，他共完成了160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几乎2/3是“诞生”于60岁以后。他经常说“我的科学生命是从60岁开始。”2004年，这位勤奋的科学家新写和修订出版了三本书，其中《现代声学理论基础》被称为他“一生学术生涯的结晶”。
“平时总是提醒他多出去走一走，但他总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我就老在这方面和他吵。亲戚朋友也经常劝他，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多休息。他回答说，现在年纪大了，时间不够用，要抓紧时间把想做的工作做完。可他总是手里做着一项工作，心里又想起一个新的，这样下去哪里能做得完呢？”与他相濡以沫数十年的老伴王荣和说。
在旁人眼里，马大猷可谓少年得志。但40岁以后，在行政职位方面，他再没像年轻时那样“平步青云”，这似乎完全背离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我的思想里，大学最高的就是教授，而不是别的职位。我对做学问兴趣更大些，觉得更适合自己，这样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或许会更大些。”
马大猷说，专心从事研究工作，可以不去理会太多的人际关系方面的事，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能解决一些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或比别人解决得更好，我就非常高兴了，并不需要别的什么报酬。对于我来说，从科研中得到的满足，比其他什么报酬都要好！”
在哈佛崭露头角
回祖国终兴千秋业
“我祖籍广东潮阳县上寨村，村里人都姓马，我名字是父亲给起的，小名‘雄才’，上学了就叫‘大猷’，在本村我这个辈分的男性名字里，都是‘大’字起头，其实‘大猷’也是‘雄才大略’之意。” 马老从小时的起名说起，对他立志声学科研的一生娓娓道来。
马大猷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我国内外忧患的年代，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更痛感国家贫弱招致的苦难，由此树立起“科学救国”的信念。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他又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和聪颖，考上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马大猷留学美国期间在加州和哈佛大学崭露头角。
1940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时，年仅25岁。在哈佛大学300多年的历史中，本科毕业生能在两年时间内连续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前所未有。在学习期间，他还取得了美国声学界瞩目的成就，确立了他在现代声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此时，马大猷也时刻挂念着日寇铁蹄下的祖国河山。马大猷又何尝不知道国内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水平低，迫切需要各种人才复兴民族大业呢？
不久，哈佛博士毕业的马大猷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因为国内的战事正紧，美国的同学劝他不要回国，愿意把自己的奖学金给他，留下继续搞科研；二是国民党政府要在美国购买武器，希望既懂技术又懂英语的在美留学生帮助。马大猷征求了在国内的恩师朱物华的意见，恩师告诉他不要为国民党政府做事，希望他到已并入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工学院任教。此时他的老母尚在沦陷区被困，为国为家，马大猷决定立即启程回国。
告别哈佛的学友师长，马大猷便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马大猷回国前，纽约正开世界博览会，他在参观时特别注意贝尔实验室的“语言演示器”，那是世界上最早的语言合成器，“它比现在会说话的计算机差远了，但这个开始很重要，对后来语音计算机的发展影响也很大。”马大猷说。
马大猷还在盐湖城参观了摩门教堂。该教堂全是木结构，不用钉子，可容5000人，即便是讲坛上掉了一根针，后面的人都能听到，这是世界声学建筑上一座有名的建筑，马大猷心存敬慕，默记在怀。这也为他多年后主持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声学设计，留下了触类旁通的成功伏笔。
半个多世纪之后，马老回忆起当年的选择，深情无悔地说：“发展中国的声学事业，是恩师为我指出的专业方向，也是我愿意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当时获得博士学位后马上回国，主要是感到国家和民族正在遭受灾难，需要我马上回去尽一份力。”
周总理亲自点将
执掌设计人民大会堂
1959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由44岁的马大猷承担了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计和施工任务。
不久，担任中国科学院电子所副所长的马大猷组织北京高校、建筑、广播系统中的有关专家汇聚在一起，研究讨论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计和施工方案。
这是马大猷第一次看到设计图纸，他被水天一色、满天星斗的穹顶设计所震撼，同时也马上意识到椭圆形设计给声学设计所带来的麻烦。“声音传播时最怕弯曲，一弯曲就发出回声。在这个9万平方米的弧形空间里，声音从四面八方反射回来，会造成巨大的回声，整个大厅会陷入吵架一般的嗡嗡声中，什么都听不清楚。”而人民大会堂必须在“十一”之前完工，留给马大猷解决问题的时间只有七八个月。
马大猷的设计构想是：不靠几个大喇叭扩音，而是用一套分散式声源，在台下每两个座位前设置一个扬声器，这样听台上讲话就像从面前传来一样清晰，避免了巨大的回声。考虑到人民大会堂经常举办大型文艺活动，欣赏音乐要求音效设计要有一定的保真度，如果仅靠座位前的扬声器，效果不会很好。于是，马大猷又设计了一个半分散式声源。大会堂主席台32米宽，左右两个声道中间再加一个声道，传播时间控制在1／20秒内，声音听起来就是连续的，即使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听众也不会受回声的干扰。
1959年10月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来自各国的嘉宾汇聚在人民大会堂，当华灯齐放、优美的乐声传遍整个大厅时，人们为这座恢弘壮丽的建筑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马大猷和课题组从提出概念到设计模型，到最后完成大会堂的音响设备安装调试，仅仅用了9个月时间。人民大会堂的音质设计和安装，是中国声学界的第一次大工程，测试证明其音质的设计、处理是完全成功的。在此后每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以及各种大型文艺表演中，人民大会堂的音响均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两套声源系统也一直使用至今。
早年马大猷曾去波兰开过国际广播会议，参观过华沙人民宫，对其音响设计留下了很深印象，但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资料，设计北京人民大会堂，他只有靠务实的理论基础加上张开的想象翅膀。
人民大会堂的音质设计效果超过了华沙人民宫，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它至今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世界上一直没有比它更大的大会堂，当然，到现在也一直没有超过它的大会堂音质设计。
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备的设计和安装，是中国声学界的第一次大工程，在这之前，声学从未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得以应用。而且谁能想到，当时中国的声学研究才刚刚起步有三四年的时间，这对中国的声学科研队伍来说，也是一次演练和提高水平的难得机会。这一声学工程的建成，使中国的声学研究也得到了世界同行的肯定。
肩负双重使命
解决城市噪音困扰
在马大猷看来，一名科学家应当承担起双重使命：一方面要做好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另一方面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自幼家境贫寒的他，自然能够体察百姓的疾苦，在30多年的政协委员生涯中，他多次仗义执言、直抒胸臆。
曾经有一个时期，北京许多交通要道上都矗立着一个表牌，上面显示着交通噪声的强度，并且制定了交通噪声的限制强度标准——60分贝。这和马大猷不无关系，环境声学的研究和广泛应用是马大猷对国家和人民的又一大贡献。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了环境噪音管理的概念，这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1966年，马大猷就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北京市交通噪声调查研究工作，撰写出论文。1972年，他开始研究解决地铁噪声问题，找到了电动机设计上的缺陷，经处理后降低了噪声。1973年，他参加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除废水、废气、废渣以外，应增加噪声为环境污染“四害”之一；并首先在北京、天津等8个大城市，开展了环境噪声调查、控制，推动了环境保护研究工作，以后逐渐发展到全国各省市，其中京津渤地区环境噪声评价科研工作，获得了198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他还亲自领导编写教材，先后编著出版了《环境物理学》、《环境声学》、《噪声控制学》等，为全国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培训了大批环境噪声科研和管理方面的人才。1982年，他组织完成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及测量方法的标准制订工作，之后又陆续组织完成了机场噪声、铁路噪声、工业噪声、施工噪声以及各种噪声源测试等多个相关的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噪声测量、评价、控制的标准体系。
1989年9月26日，国务院发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专门将环境噪声的防治作为一个重要方面；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我国首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使我国的环境噪声防治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科学化的轨道。这些法规、条例中都饱含了马大猷的大量心血。
马大猷曾在一篇自述中说：“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工作，也就是进行声学研究，可以说，我的工作与兴趣是一致的，进行声学研究是由我的兴趣所致，同时带给我很多乐趣，解决重要的科学难题，攻破研究中的障碍，这就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