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距离1879已过去137年，这段时间里，世界人口翻了4倍，火车速度提升了5倍，美国总统换了25任，但对威廉·詹姆斯·比尔（William James Beal）来说，他的生物实验才做了一半。
1879年，时任密歇根大学植物学教授的比尔替农民提了个问题：杂草的种子究竟能保持多少年的活性？细胞结构的问题要到实验室去找，花草生长的问题要到温室去找，但时间的问题只能从时间里找。
那年秋天，和准备过冬的松鼠一起，比尔教授开始收集种子：他在书里搜集，又到校园、农田四周问询翻找，给常见的杂草列了个花名单。23种，每种50颗，分成20小队，每个小队混着半湿润的沙土装进透明的牛奶瓶。
塞子拔下，瓶身贴上实验名目和时间，瓶口斜向下以防水汽进入，比尔教授将它们埋到一米深的地下，如果实验顺利、野草们又够坚强，它们或许会横跨比尔教授的徒子徒孙，一路向密歇根大学的植物学学生们问好。
这声来自太师傅的问候最好不要太嚣张，要压低声音、带点神秘感的耳语才更有趣——这或许是比尔的真实想法。他并未公布这个听起来雄心勃勃的计划，“那些瓶子全被我埋在了学校的秘密地点，”比尔在笔记上写道，“至于路线，是从东到西一路排列。”
实验报告里，比尔计划每5年挖出一个瓶子，将里面的种子种下，直到哪年种子们全部宣布投降，实验也就结束了。第一个罐子种下那年比尔46岁，到他退休时，罐子只打开了6个。78岁的比尔将实验笔记和藏宝图托付给学生达灵顿（Darlington），要他把5年一次的约定继续下去。
从达灵顿到达灵顿的学生，再到学生的学生，他们如守财奴一样在藏宝处逡巡。“我们必须保密，否则好奇的学生会将这些瓶子挖出来;但保密的结果，就是你总要担心盖房子、种花种树，我们会跑过去说，‘这里不准动，那里也不准动，‘为什么不准动？’‘反正就是不准。’”
拿着锄头的人每一次都更加小心，生怕这下倾的瓶口一漏，师父师公师祖们的期待便要混在这尘泥里。如果说当年比尔教授处理种子还算随意，那么现在的方法已经有种仪式感。从达灵顿博士开始，挖出的瓶子要放在36×29厘米的塑料无菌托盘里，蛭石、珍珠岩和盆栽土以1：1：1的比例盖在种子上，然后在室内模拟出完美的春天——9小时23摄氏度的日照，15小时20摄氏度的夜晚和60%的湿度。
植物的耐心比人多得多，这连植物学家都没料到。1919年，第二次用锄头对准草坪的博士达灵顿发现，被冻霜覆盖的土地根本凿不动;一年后，达灵顿在春天准时赴约，经历了严寒的种子亦如约发芽。1924年，下一个罐子重见天日的前一年，老师去世了;见识了野草生命力的学生修改了仪式的时间：由5年到15年。
比尔教授以为100年足以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但现在，熬过了6位专家的种子们仍在黯淡的壳里攥着逐渐流失的生命力，毛瓣毛蕊花（Verbascum blattaria）甚至从未缺席过被挖掘出的春天。1990年，植物学和植物病理学院的院长宣布，挖宝时间改为每20年一次，剩下的5只罐子直接将比尔教授的问题推到了2100年。
从1879年到2100年，对植物学家比尔和他的大学来说，不过是做了个实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