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科书与人类其他文明一样，通过积累和传播而得到发展，从19世纪中期开始，伴随着教会学校以及洋务学堂的发展，大量的西式教科书被引进。这些全新的教学用书，拉开了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的帷幕，并呈现出那个年代独有的特征。
关键词：晚清；西式教科书；引进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8]06-0022-05
教科书是学校教学中重要的和基本的教学材料。科举时代，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与人类其他文明一样，教科书通过积累和传播而得到发展。伴随着教会学校以及洋务学堂的发展，大量的西式教科书被引进，这些全新的教学用书，拉开了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的帷幕。本文试对1840-1896年间西式教科书的引进及其特征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传教士引进的西式教科书
在19世纪70年代前期，教会学校所采用的教科书，主要是由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的西学著作。这些著作虽无教科书之名，但因其内容浅显易懂，属于西学知识的普及性读物，被充作教会学校的西学启蒙教科书。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开始系统、规范地出版西式教科书。
(一)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是1843年由英国伦敦教会麦都思创立，是教会在上海开设的第一个现代出版机构，先后由麦都思、伟烈亚力和艾约瑟主持。据熊月之统计，从1844年至1860年，墨海书馆共出版各种书刊171种，其中属于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历史等科学知识的有33种，占总数19.3％。墨海书馆译著用作教科书的代表作有：《光论》(艾约瑟、张福僖合译，1853)、《重学浅说》(伟烈亚力、王韬合译，1858)、《重学》(艾约瑟、李善兰合译，1859)、《谈天》(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1859)、《数学启蒙》(伟烈亚力主译，1853)、《续几何原本》(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1856)、《代数学》(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1859)、《代微积拾级》(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1859)、《地理全志》(慕维廉撰，1853－1854)、《大英国志》(慕维廉翻译，蒋敦复润色，1856)、《植物学》(韦廉臣、艾约瑟、李善兰合译，1859)等。
(二)美华书馆
美华书馆是1860年由美国传教士创办，其前身是1844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早期经营人是理查德，科尔，后由威廉，姜别利等主持。到19世纪末，美华书馆已成为外国教会在上海也是在整个中国规模最大的印刷机构，著名的《万国公报》便是由它印刷的。据1920年的统计，该馆印刷各种书籍2262507册，其中80％为宗教书籍。美华书馆译著用作教科书的代表作有：《形学备旨》(狄考文译、邹立文笔述，1885)、《代数备旨》(邹立文、狄考文编译，1891)、《八线备旨》(潘慎文、谢洪赉合译，1893)、《代形合参》(潘慎文、谢洪赉合译，1893)、《英字指南》(杨少坪辑译，1879)、《法字入门》(龚渭琳编译，1887)、《格物质学》(潘慎文、谢洪赉合译，1898)、《地理略说》(潘慎文、谢洪赉合译，1898)等。
(三)广学会
广学会原名“同文书会”，1887年在上海成立，1892年改为“广学会”，取义“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由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韦廉臣联络林乐知、慕维廉等人发起创办。广学会是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委员有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人。广学会译著用作教科书的代表作有：《格物探原》(韦廉臣，1856)、《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1894)、《中东战纪本末》(林乐知译编、蔡尔康笔述，1896)、《自西徂东》(花之安，1888)、《七国新学备要》(李提摩太撰，1887)、《文学兴国策》(林乐知译，1896)等。
(四)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获得在内地传教的权利，教会学校迅速扩大。据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从1842年至1877年全国基督教办的学校有350所，学生5975人。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商议规范教科书的编写、新学译名的确定等事宜。正如狄考文指出：“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大会决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统一编订教会学校教科书。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编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机构，“教科书”一词即由此而来，该组织对外称为“益智书会”。“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有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傅兰雅等。据1890年傅兰雅报告该会历年来的成就，14年中自行编辑出版的书籍共50种、74册及图表40幅。另外还审定合乎学校使用之书48种、115册。两项合计共98种、189册。其中以自然科学为最多。算学类8种，科学类45种，历史类4种，地理类9种，道学类(包括哲学与宗教)有19种，读本类1种，其他12种。以上各类书籍，至1890年共计出版了三万余册，售出者约占其半，约一万多册。1902年，清政府颁行新的学制，各地学校纷纷采用新式教科书，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自然科学课程，直接采用益智书会所编的教科书。在益智书会所编的教科书中，最具规模和最有影响的是傅兰雅编写的(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两套丛书。其中《格致须知》(傅兰雅编写)原计划编写10集，每集8种，共计80种，第1、2、3集是自然科学，第4、5、6集是工艺技术和社会科学，第7集是医学须知，第8、9集是国志须知和国史须知，第10集是教务须知，至1890年已编出前3集，其他几集后来只出了一部分，没有完全编成。《格物图说》(傅兰雅编写)是教学挂图的配套读物，至1890年，已编译出版的有29种，如《矿石图说>、《重学图说》、《电学图说》、《水学图说》、《全体图》、《百鸟图》等。另外《笔算数学》(狄考文、邹立文合作编译，1892)，《化学卫生论》(傅兰雅译，1881)，《心灵学》(颜永京译，1889)，《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赫士译、朱葆琛笔述，分别出版于1893、1897、1898年)等在当时也非常有名，多次重印。
二、洋务派引进的西式教科书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通过创办新式学堂、建立译书机构，揭开了中国官方有组织地正式引进与翻译西方教科书的序幕。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处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其中“同文所译偏重法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天津水师学堂，所译类多兵家之言”。
(一)京师同文馆
1862年京师同文馆建立，其最初之目的是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只设英文馆。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又陆续增设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馆等，继而又增设天文算学馆、格致馆等。这样，馆中所立课程，除了外国语外，还有算学(1868)、化学(1866)、国际公法(1869)、医学生理(1871)、天文(1877)、物理(1879)等。为了满足这些课程的需要，京师同文馆相应地编译了以上各学科的教科书。据载，同文馆“在短短的几年内，同文馆师生共编译书籍20余种，而且还在馆内设立了专门的印刷机构，以聚珍版刊行于世”。但京师同文馆究竟编译出版了多少书，至今仍未能做出精确的计，苏精据《增订东西学书录》和《筹办夷务始末》统计的只有35种，计有法律7种、天文学2种、物理数学类6种、化学3种、语言学5种、医学2种、历史学2种、经济学2种、游记等6种。这些书籍在当时被该馆和其他新式学堂采用为教科书，京师同文馆译著用作教科书的代表作有：《万国公法》(丁韪良译，1863)、《法国律例》(毕利干译，1880)、《公法会通》(丁韪良、联芳、庆常、联兴译，贵荣、贵林笔述。1880)、《格物入门》(丁韪良编著，1868)、《格物测算》(丁韪良编著，1868)、《英文举隅》(汪风藻译，1879)、《星轺指掌》(联芳、庆常译，1876)、《全体通考》(德贞译，1886)、《富国策》(汪风藻译，1880)等。
(二)江南制造总局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等在上海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该局原本为洋务派建立的规模最大的兵工厂，生产中苦于对现代科技知之甚少，急于翻译西方各种科技著作，主事的徐寿等人“因想一法，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故向官方建议设立翻译馆，获曾国藩批准，于1868年6月开馆。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移附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19世纪中国最大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工作由徐寿主持，译员可考者59人。从1868年成立到1880年的12年间，就翻译刊印了西书98种，235本；译成未刊西书45种，142本；销售31111部，共计83454本。到1907年，累计该馆译书160种，销售总额约在8万部以上。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至1909年，计译出160余种，1075卷。江南制造总局译著用作教科书的代表作有：《化学鉴原》(傅兰雅、徐寿译，1872)、《电学》(傅兰雅、徐建寅译，1879)、《声学》(傅兰雅译、徐建寅译，1874)、《光学》(金楷理、赵元益译，1876)、《金石识别》(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1872)、《地学浅释》(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1873)、《测候丛谈》(金楷里口译，华蘅芳笔述，1876)、《代数术》(金楷里口译，华蘅芳笔述，1876)、《微积溯源》(傅兰雅口译，华蘅芳笔述，刘彝程校对，1874)、《决疑数学》(傅兰雅、华蘅芳译，1880)等。
三、晚清西式教科书的基本特征
西式教科书的引入，不但对于教会学校，而且对于一般中国新式学堂也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成为中国近代学堂所用西学教科书的主干部分，如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回忆》中写到：“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所应读。容闳、严复诸留学先辈的译本及外国传教士如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的译本皆读。”在湖南实务学堂的课程表中，也有《万国公法》、《公法会通》、《公法便览》、《笔算数学》、《形学备旨》、《地学浅释》、《化学鉴原》等西式教科书。又1905年，江苏学政唐景崇采辑《中学堂暂用课本之书目》，中学算学教科书就有《代数备旨》和《形学备旨》等。
(一)从思想到文字，西式教科书力图将科学纳入宗教，传教士掌握了教科书发展的整体方向
为了达到对中华民族产生强大影响，传教士希望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人渠道进行垄断，使其纳入宗教的轨道。如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在编写教科书时强调：“最重要的是应在使这些书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的同时，抓住一切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孽和灵魂拯救的全部事实。”1896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基督教会召开的第二次中华教育会上说：“开科学课程，一是可以使教会学校出名；二是使教会学校毕业生更有能力，以便控制中国社会向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方向发展。”这虽然遭到极少数传教士反对，比如傅兰雅主张“把宗教书籍和讲解世俗性科学战士的书籍分开，使那些反对订购宗教书籍的中国人可以只订世俗书籍”。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韦廉臣坚持认为：“科学与上帝分离，将是中国的灾难。”只有“把宗教与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拯救中国”。如韦廉臣的《格物探原》一书，所谓格物，即介绍各种自然科学；探原，即将一切归于上帝。怎样运用“宗教为体、科学为用”呢?如第一卷共22章，体例为归纳式，先述宇宙万物，然后归结为上帝所造。第二卷有11章，每章标题均含有“上帝”二字，如“上帝必有、上帝惟一、上帝全能”等，似乎是专门阐述基督教义之作，但细看内容，绝大部分文字都是介绍自然科学知识，而最后则仍归结于上帝。以科学证宗教，用心可谓良苦，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梁启超评论说：“《格物探原》，《物理推原》，皆教门之书，将一切事物，归功天主，盖其本意也。惟所言万物蕃变之故，多奇凿可听。”
(二)从零星到系统，西式教科书的门类逐渐完善，主要表现在自然学科领域
中国传统教学用书，一般是以一部著作的形式出现，将各种知识统一为一体，没有分科设学意识。西式教科书的引入，以近代分科设学为基础，完全抛弃传统教育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其在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其学科门类逐渐完善。特别是益智书会系统编译的教科书，王树槐先生在《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一文中这样介绍，“益智书会委员，经过数次商讨之后，决定编辑两套学校用书，一供初等学校使用，一供高等学校使用，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规定用浅易的文言撰写。”关于教科书的内容，要求包括：“一、初级和高级的教义问答手册，以直观教学课的形式，各分三册。二、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三、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四、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以及自然史。五、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六、西方工业。七、语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八、声乐、器乐和绘画。九、一套学校地图和一套植物与动物图表，用于教室张贴。十、教学艺术，以及任何以后可能被认可的其他科目。”
(三)从知识到方法，西式教科书有效呈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引介了众多的第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西式教科书在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
方法上不但开创了众多的第一，而且更新的速度也相当快。如清代晚期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之中，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谈天》第一次把万有引力和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引介到中国，并对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都有所述及，这些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天文学新知识。同治十年(1871)，科学家又补充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成果，于同治十三年两次将《谈天》刊印出版。至1874年，徐建寅又出了《谈天》增补本，把截止到1871年西方近代天文学的最新成果补了进去，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读者在天文学方面的视野，《谈天》在晚清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梁启超曾在《读西学书法》中评价该书“最精善”，“不可不急读”。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译著中不胜枚举。伴随着科学知识的领域的拓展，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也被介绍进来，如中译本《植物学》的出版，使西方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中叶植物学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研究方法传入我国，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尤其是细胞研究方法，使我国对植物学和动物学的研究由经验型变为科学型；植物分类方面，使我国按植物用途分类的传统方法变为根据植物形态构造的特点和生长方式分类的科学方法。
(四)从形式到体例，教科书编译都注意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和不同专业的要求，力求通俗易懂
从直观教学的角度出发，西式教科书中已出现大量的印刷精美的插图，如《光论》以较详细的配图介绍了几何光学、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光的折射、海市蜃楼、光的照度、色散、虹、人的眼睛、色盘和光谱等等。《电学》10卷附图420幅、《声学》8卷附图169幅、《光学》2卷附图30幅、《金石识别》12卷附图298幅、《代数术》25卷附图41幅、《微积溯源》8卷附图59幅等。同时编译者都已注意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和不同专业的不同要求，教科书力求通俗易懂，如狄考文在《笔算数学》序中说：“此书纯以官话作成，非谓文理不可用也，诚以数学为算法之初步。”《笔算数学》有文言文与白话文两种版本，用白话文(即官话)编写数学教科书，在当时尚属罕见。又《笔算数学》3册24章，共设计了2876个问题，便于为以后的算术课本打下了基础。《格物测算》的编写自始至终都是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来提出问题并回答问题的。而《数学启蒙》被认为是学习西方算术的最好人门书。梁启超曾称赞它“极便初学”，王韬也称其为“入门阶梯”。《英字指南》以吴方言标注英文发音，如custom标音为“可史脱姆”，mother标音为“末此安”。《法字入门》全书采用沪音标注等等。此外，教科书开始采用近代西方史学家为适应资产阶级新史学内容和特点而创造的史书新体裁——章节体等。
(五)从学堂到社会，教科书的受众群体逐渐扩大，且多为接受中等教育的人群
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早期的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门，一般附设于教堂。19世纪60年代初，教会学校不足200所，1876年大约800所，学生人数达到两万人左右，到19世纪末，总数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数增加到四万人以上。而洋务派先后设立30多所洋务学堂，西式教科书除了直接影响教会学校及洋务学堂的学生之外，还大量免费赠送。以广学会为例，赠送途径有两条：一是在每次举行乡试、省试、会试科举考试时，派人到考场外面赠书；二是通过各种关系向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官吏贈书。李提摩太在任期间，他对中国上层社会的官吏和在野的大小知识分子进行了调查，认为同文书会的读者有44000名。于是积极开展活动，纷纷向大小官员赠书，不仅李鸿章、张之洞等获得广学会赠书，华亭知县葛培义也得到赠书《西铎》，他读后，“即授儿童辈，捧为鸿宝，俾增益其学识焉。”李提摩太还要求各地传教士亲赴考场分发书刊。全国各地共有200个考场，约计一百万以上的考生，他认为通过书刊去“系统地指导”这些未来官员的思想，就等于“指导”了中国四亿人民的思想。1893年广学会向沿海十省每省赠书6000册，1895年各省举行恩科乡试，广学会把《自西徂东》分赠举子，加上分送的杂书约有六万册。根据王树槐的统计，赠书数量很大，初时几与售书量相等，1897年达12万册，最低者也有数千册，1911年赠书所值，几达售书量的一半。据不完全统计，自1888年至1900年，广学会赠送各类书籍、刊物累计302141册，其中最多的是1897年，为121950。所以，这一时期西式教科书对中国民众的影响是在不断扩大的，它不仅惠及各类学校的学生，而且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也从中接受西学启蒙教育，王韬、梁启超等人的西学知识基本上就是从这些教科书中获得。不论是直接受众群体还是间接受众群体，西式教科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接受中等教育层次的人群。
(六)从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学者，教科书编译者通力合作，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
正如费正清在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导言中所言：“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每代各有不同，但就中国近代而言……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伟列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众多西方传教士以其对传播科学技术的热忱，加之李善兰、王韬等一批中国科学先驱能够面对时人的冷落和非难，忍辱负重，大胆冲决禁锢，饱含激昂的爱国热情，事实上也成为后来进步思想家们文化规上坚持融通中西的历史启示。如李善兰是当时出色的科技翻译家，傅兰雅称他能译“西国深奧算学并天文等书”，如《代微积拾级》中“微分”与“积分”这两个数学名词，是由李善兰创译而沿用下来，并传人日本的。此外，现代数学中常用的诸如常数、变数、函数、系数、指数、虚数、已知数、未知数、级数、单项式、多项式、展开等名词，皆为李善兰在翻译西方数学著作时，根据原文名词的概念反复推敲后创译而沿用至今。与伟烈亚力译出《奈端数理》“数十页”(即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此书虽为西国甚深算学，而李君亦无不洞明，且甚心悦，又常称赞奈端之才。此书外另设西国最深算题，请教李君，亦无不冰解。”中外学者以其创造性的翻译和当时人们较易接受的形式给中国近代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并哺育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说，西式教科书的引进工作本身，就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