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沧州一带，古属燕齐，民风素以淳厚、勤劳、刚直、勇敢、慷慨悲歌、尚义任侠著称于世。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武健泱泱乎有表海雄风”之说。据史籍载，沧州民间武术兴于明，盛于清，至乾隆时，武术之乡已形成，至清末，则已声扬海外。
沧州武术丰富多彩：在全国挖掘整理的129个拳种中，沧州武术包含的拳种多达50余种，器械则多达百种。不仅数量居全国前列，而且拳种习练人数多，实力和影响力突出明显。目前在沧州境内，习武者多达数十万人，习武场所“把式房”遍布沧境城乡，习武之风久胜不衰，“其术深入民间，遍及全国，远播海外，竞相演习，且传人辈出，国手盖世无双”（傅振伦语。傅振伦（1906—1999），字维本，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博物学家与档案学家）。
沧州，这个《水浒》中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被“刺配的古城，历史上确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涌现出过许多尚义任侠、勇于保国安民、见义勇为、除暴安良、抵制苛政、为民请命、雪耻争强、为国增光的英雄豪杰。如：力挫两名俄国大力士的丁发祥；赢得“镖不喊沧州”威名的李冠铭；力求强种救国的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首创精武会的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绰号“神力千斤王”、屡胜外国大力士的一代武宗王子平；疾恶如仇、一身正义的“摔跤王”佟忠义；《连环套》《盗御马》的主角、除暴安良、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首领窦尔敦；力助谭嗣同变法革新的“大刀王五”王正谊；协助孙中山革命、在国术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马氏双雄马凤图、马英图；当代著名武术家李天骥等。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沧州的武林人士在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国初年，爱国将领张之江创办中央国术馆时，沧州籍人士在馆内外任重要职务者有24人、学员63人，可谓当日盛极一时的国术运动的主力军。大凡流传至今而被老百姓世代传颂的武林故事，无论是口碑演义还是文学、影视作品，许多都涉及到了沧州武林人士。而每当我们为这些英雄故事所感动、赞叹、扼腕击节、扬眉吐气、豪情顿生的时候，往往禁不住要问：为什么沧州会产生如此众多的著名拳种？为什么沧州人如此普遍地喜爱武术、向往武术？为什么沧州地区会出现那么多的武林名人？是什么力量使沧州武术在中国乃至世界武林中享有盛誉？
综合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应该是沧州人自古以来形成、盛行和不断发展着的尚武之风。普遍存在于广大民众之中的尚武之风是产生众多著名拳种和武林杰出人物的群众基础和土壤。而理清沧州尚武之风形成、发展的缘由及影响，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1、自然环境。沧州，位于河北省东南部，东滨渤海，西近太行，南临山东，北环京津。此地地处“九河下梢”，土地瘠薄，干旱、沥涝、盐碱、虫灾多有发生。古之沧州，沿渤海方圆百余里，均系芦荡荒滩，人烟稀少。正常年景，许多人家糠菜半年粮。重灾之年，流浪乞讨，卖儿鬻女者不鲜。此地也因此成为犯军流刑发配之地，又是叛将蔽身良所，这些人大多身怀武艺，不少人隐姓埋名，靠传艺维生。
2、交通要冲。京杭大运河以及后来的津浦铁路纵穿沧境；京济、京大要道贯通南北；遍布沿海一带的渔铺码头，逐渐发展成为海运通道。沧州因此成为南北水旱交通要冲，为京、津、冀、鲁、豫商品流通必经之地或商品集散中心，亦为官府巨富走镖要道，故沧州镖行、旅店、装运等行业兴盛。各业相争，必握高强武技才可立足。清末，“镖不喊沧州”，以为南北镖行同遵之常规。
3、畿辅重地。沧州紧邻京津，实为北京、天津等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门户屏障，是历代政治军事斗争必争的战略要地和敏感地带，是各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易激化、易发、多发地区之一。
二、历代政治、军事斗争及民族交融等社会历史因素
1、历代政治、军事斗争对沧州尚武之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古代沧州所处的特殊的人文地理位置，使其在历次政治、军事斗争中几乎都处于风口浪尖的前沿地带。远如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宋元辽金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织、激化；特别是明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在北京起兵“靖难”，沧州一代成为主战场。在连年战火之中，沧州人民不得不在劳作之余习练武术，以便强身卫体，在战争来临之际能够自救图存，防身自卫成为生存的第一需要，由此也就逐渐使沧州人民形成一种尚武任侠、骠悍英勇的气质和风格。
2、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压迫的客观需求。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地方豪强的盘剥掠夺，在沧州周边及河北一带，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几乎都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例如东汉末年河北张角起义；隋末唐初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并建立了大夏政权；紧随其后的刘黑闼起义；元朝末年河北人韩山童等领导的红巾军在河北的起义活动；明朝中期河北人刘六、杨虎领导的农民起义；明朝后期于弘志领导的“棒槌会”起义；清朝白莲教起义以及盐民军起义等。特别是沧州献县人窦尔敦，自幼受李白成农民起义的影响，专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由于不甘受辱，遂揭竿而起，高举义旗，为老百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对抗朝廷，成为老百姓历代传颂和敬仰的侠义英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沧州人民无形之中便形成了一种习武练功的民风与习俗。
3、强国强种、抵御外侮的爱国之情、民族大义，是形成尚武之风的精神动力。清咸丰三年（1853年）由于帝国主义侵华，激起民众反清抗洋之愤，发生在沧州城南红孩口的太平军与官府的激战，就曾得到沧州人民的大力支持而获全胜。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和二十四年（1898年），民为反赃官，灭洋教，兴义和团，乃设坛练武。在抗日战争中，爱国将领宋哲元领导的二十九路军将士在著名的“长城保卫战”中，挥舞大刀、重创日军，其中多有沧州武人的身影。另外，那些依靠自身高超的武技，力挫外国大力士，于擂台较场之上叱咤风云的丁发祥、王子平、佟忠义、霍元甲们，更是武林人士效仿的楷模，他们的英雄事迹对沧州地区的民风形成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他们胸怀报国安民之大志，持民族大义之气节，赴国难，御外侮，扬国威，成为尚武精神的最高典范，使普遍存在于民众之中的尚武之风上升到了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
4、进身之途、出头之术和谋生之道。一是，自唐朝武则天时代开始施行武举制度以来，武技成为天下习武之人的进身之途。据有关史籍所载，仅自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武科止400多年间，沧州地区考取武进士、武举人的就有1923人。在战乱不止的旧时代，所谓“乱世出英雄”，强于技击的军事人才大有用武之地，许多习武之人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把当兵打仗作为一种出人头地的捷径。民国七年（1918年），直隶督军曹锟为扩充其势力，在沧招募武士数十名到其武术营任教或当兵。民国十七年（1928年），沧籍国民军陆军上将张之江任中央国术馆馆长，大力提倡强身御侮，强种救国，沧州入馆任教或深造者近百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尚武之风的形成。尚武之风，是产生众多武术界杰出人物的原因和基础；这些杰出人物的成就和影响又反过来促进了群众性尚武精神的盛行和发展。
5、民族交融和内外交流。沧州系多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汉与满、蒙古、回等少数民族曾发生过膈膜与误解，但不快之事，逐渐融洽。民族之间的不快，促进了武术的发展；民族融洽，又相互交流技艺，更推动了武术的发展。沧州武林人士，一向注重内外交流。来沧授艺者，热情款待。又有不少人周游祖国南北，或设镖局，或任镖师，或于民间教徒，或入军旅授艺，或寻师访友学技，或参加擂台比赛。同时，又能吸取各地武技精华，充实沧州武林。因而，沧州武术门类和独立之拳械、技艺愈加丰富，许多拳械套路，经过提炼、改进、创新，独具沧州特色。
三、沧州尚武之风形成缘由的哲学思考
尚武之风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沧州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形成了该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由此而形成了人们的主观价值趋向——尚武，由客观需要发展为爱好和时尚、习惯追求与向往，积渐成风，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具有地域、民族特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沧州尚武之风形成的主客观因素，亦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具有强身健体、祛病益智、技击防身、健美娱乐、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等功能，是融合了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兵学、医学、养生学、力学、文学等诸多文化精华的综合体系，是在一定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上应运而生，从物质到精神，从实践到理论，从体质到人格，从行动到思想全面构建和发展的特殊文化形态。
尚武之风，就是普遍形成和存在于人民群众中的“崇尚武事”、习练武术的民风和习俗。应该说是一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崇尚武勇为特征的中国传统的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是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都应该具备的崇高的社会公德。
因势利导、健康发展“尚武之风”是新时期社会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形成以沧州为典型的“尚武之风”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主客观因素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武术的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年代，战乱频仍，民生朝不保夕，老百姓生存无安全保障，武术的技击实战、防身御敌作用自然是第一位的。而如今社会进步，民生稳定，科技发展，武术本身所原有的健身娱乐、医疗保健、修身养性、延年益寿等作用自然得到重视，成为现代武术发展的必然趋向。在现代人特别是青少年中培养和扶持尚武之风，进而把尚武精神提升为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犹如著名的沧州铁狮，永远昂扬向上、威武雄健，以形成强健积极的民族气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