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医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西方和东方相继出了两位医学大师，一个是西方的盖伦;一个就是东方的张仲景。盖伦提出了实证论，而张仲景提出了辨证施治的理论，这样，中医和西医这两个医学体系，逐渐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那么，这两个医学体系能否有机融合，互相补充呢？
主讲：王新陆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主要从事中医疑难病症的研究。先后出版《脑血辨证》、《徐国仟学术经验专家辑要》等著作。
我曾经作过一个比喻，把现代医学比喻成一棵树，称之为医学树。就相当于我们种下一粒种子，种子发芽，东边一瓣，西边一瓣，两个瓣几乎一模一样，等它长成一棵树有两个大丫杈的时候，枝枝蔓蔓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向阳的那一边非常地旺盛；或者一边比较细，一边比较粗。完全一样的丫杈没有了。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远古的时候，人类都是通过自己在生存环境中慢慢地积累一些经验，知道了哪些东西吃了会拉肚子，哪些东西吃了不拉肚子，哪些东西吃了很舒服。慢慢地发展了医学。
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巫、医不分家。因为在那个时候，所有部落里给你治疗的人都是巫师，巫师是通医的，世代相传，口口相传的部落积聚的医疗经验，都传在这一个人的身上，然后给这个部落所有的人进行治疗和祈祷。所以中国文字中医生的医字（繁体），左边一个“医”字，右边一个“殳”，下边是一个“酉”字。中国是这个样，那么其他的国家是不是这个样呢？完全是共通的。像古埃及，它也是通过巫师来给人治病。像古希腊、古罗马，生病他就要去祈祷，认为患病是上天的惩罚，要通过巫师的祭祀活动来求天。这时大家的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对疾病的病因尚不认识，对疾病造成的各种损害却看见了，大家就要去对苍天顶礼膜拜，这就是医学树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它的两边基本是一样的。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可以说是西方的医学之祖，有人称他为医学之父。他提出了一套非常详实的理论，这个理论与中国的理论非常相像。它是一种整体观念，在追求一种平和，他认为人身体中有四种物质:血液，粘液，黑胆汁、黄胆汁。这四种物质平和了,人体才健康。很像我们中医讲的气、血、精、液、还有痰，非常像。他讲的是水、火、土，空气四种物质。我们是金木水火土，他把金和木拿走了，加上了空气。他在治疗上追求燥湿寒热的平衡，这个燥湿寒热的平衡就和中医讲的是一模一样，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燥者润之，湿者燥之，中医就是一种对症的疗法。所以他的理论和我们《黄帝内经》的理论，有非常大的可通约性。这是库恩提出来的，一个大数学家，他提出可通约性，就是大家可以交流。
公元前5世纪，正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争议比较多，但是它的起点一定是春秋时期，这点已成公论，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左右。恰恰就与希波克拉底提出这一套理论几乎同时。
世界上有一个著名的研究中国和外国医学史的专家，叫昂斯丘尔德。昂斯丘尔德看了中国的《黄帝内经》，又了解了西方的医学史以后，他在讲课的时候，开了个玩笑，他说希波克拉底这个Hippo，就是那个岐伯。《黄帝内经》，是岐伯和黄帝的对话，你那个岐伯，就是我们这个希波克拉底，这个《黄帝内经》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一次中医和西医的对话，是中国传统医学和西方医学的对话，你们把它记录下来，又把它延伸下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交流。他说这当然是一个玩笑，是从Hippo的拼音而来的。但是它反映了在当时，中医和西医之间有很多的共通之处:都是一种宏观的，整体的，追求人体平和的一种治疗理念和学术理念。
有人问到一个问题，说医和巫分家在什么时候？医巫分家的时间，西方和东方差不多，都是在希波克拉底和《黄帝内经》的时候。《黄帝内经》上有一句名言，“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相信鬼神的人，不要跟他讲医道，讲治疗；“信巫不信医者不治”，信巫不信医的人，不要给他治病。这个过程其实很缓慢，最早治病的人，被称作“巫凡”、“巫咸”、“巫堪”，后来改成医。巫和医包括他去求神，祈祷，给人治一些病，都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是有一定社会位置的人，叫祭司。每个部落里掌管祭祀的人，有很多能力，其中必须要会医，这个史书上都有记载。
希波克拉底是第一个提出来，医学必须和迷信分开的人。在这一个问题的认识上东、西方几乎是同步的。公元前3世纪～4世纪的时候，医、巫就开始分家了。
公元200年以后，西方和东方相继出了两个医学大师，一个是西方的盖伦，另一位就是张仲景。盖伦比张仲景大19岁。盖伦活了70岁，张仲景活了69岁。盖伦这个人脾气很奇怪，性格非常孤僻，没有朋友，不和人来往，天天在实验室里做试验。他在21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子宫图谱解剖》，开创了现代医学的实证论，他是现代医学实证论的鼻祖，或者说是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从此后，就不讲风火空气了，也不讲血液、粘液、胆汁了，开始实证，走入微观。
这个时候，东方医学的代表性人物是谁呢？是张仲景。他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奠定了中医的辨证施治的基础。《金匮要略》，那个“匮”，匮乏的“匮”，它为什么念“柜”呢？它和书柜的柜是通假字，其实这个“匮”，就是一个非常贵重的柜子，里面放了非常珍贵的文书和器物。这个书名起得就很不简单。《金匮要略》讲的是杂病，《伤寒论》是治疗当时的传染病。
从这个时候，中医和西医两个树枝开始不一样了，从盖伦以后的西医一定要把这个人体的东西找出来。而从张仲景开始呢，则提出了一套辨证论治的理论，我不管里头是什么样，我只是根据你的症状，判断疾病发展的趋势来进行治疗。张仲景的方子用药都不多，开得非常好，一般在7味药左右，小的就是两三味药，多的不超过14味药，乌梅丸方，14味药，作用非常好，直到现在还都在用。
那么，中医和西医为什么最终建立了不同的医学体系，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呢？
关键问题是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是地域的差异。
东、西方医学之树两个枝杈因为根系营养不一样，发展就不一样。盖伦，自提出了实证论，为把这个事搞清楚，他做了大量的解剖，再创生理学、胚胎学，这些都是他的实证。但那时候还非常非常的原始。而中国呢，随着张仲景的辨证施治，辨证论治，在方法论上有了突破了，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从公元后，西方人称之为，黑暗的一千年。恩格斯说，中世纪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除了宗教和神什么都没有了。西方的医学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都是迷信，是宗教，神，没有人说话的地方，医学根本不可能发展。盖伦奠定的医学基础几乎崩溃了。但是中国呢，汉以后赶上了盛唐，中医在昌盛的土壤上茁壮发展，迅速发展。到隋代，巢元方已经有1700多个病（方）了，非常非常地了不起。元朝的危依林，他搞的悬吊式治疗骨折比外国人早600年。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医学上的改进，它是一个重大突破。中医确确实实在这个时期发展得非常迅速。到了明清，出了像吴鞠通、叶天士等温病学家，他们的医疗技术，对我们民族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清朝的时候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6%，这说明了一个民族只有健康了，强盛了，才能在世界上得到尊重。
这时候还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李时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当时最大的一本药典，介绍了1892种药，收录了11000个药方。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中医这个枝，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西方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呢，情况变了。哥白尼有一个日心学说；与他同时，维萨留斯出了一本全面的《解剖学》。这本《解剖学》和哥白尼的日心说极大地震动和推进了西方科学的发展，从1543年起，西医也得以迅猛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三四百年了。它的组织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细菌学，细胞学，这些对微观东西的了解，全面地推开了。直到现在的基因学。人体的了解，也越来越明白了。
其实啊，中医在远古的时候，也想搞微观研究。《黄帝内经》的灵枢经里就有关于解剖的内容，而且解剖的内容很详实，讲到胃，胰腺，讲得很清楚，像讲这个胰腺:“扁广三寸，有散膏半斤”，散膏是什么？挂的碎油，就是脂肪，写得很明白。
这个时候中西医的差异就出来了，出现了不通约性。那么中医还是在望闻问切这四大诊疗技术上转悠。西医就不是这个样子。
中医以症状为名；西医以病理基础为名。中医会直接写诊断；西医呢，搞不清楚，写个原因待查，搞清楚了再告诉你。他要找到那个病理的基础，中医就没有。这是从诊病上讲。
从追查病因上呢？大家一样，中医要问你，西医也要问你。你这两天有什么状况，休息好不好啊，吃饭好不好啊，发不发烧啊？这都一样，可是在治疗的时候呢，又不同了。各人治各人的，各人想各人的，这就是中西医在医疗上的差异，必然造成整体推进的差异。
那中西医是不是就截然不可通约呢，在治疗过程中，中医完全不能用西药的办法，西医完全不能用中医的办法，是不是这个状况呢？也不是。中国特色的医院，看明白了这两个医学，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尽管走的路不一样，但是还有很多部分可以通约。
这就说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中西医如何互补，如何共建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