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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中国主宾国活动的重要内容，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两部学术著作《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英文版首发式在此举行。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两天之前，在德国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转交了江泽民撰写的这两本英文版专著。
改革开放后，中国极少向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赠送本国领导人的著作。此次作为已卸任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名字借由学术专著“重现”国际政治舞台，自然引发外界许多联想。
英文版领导人著作的诞生
其实，除了上述两本学术著作，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首次面世的，还有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展台上的英文版《江泽民文选》（第一卷）。这本著作的中文版，位居中国最高领导人“文选”序列，是以中共领导人文献出版的最高规格——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品的，当年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领导其编选工作，并发起党政干部的学习运动。不过，在国际舞台上，“学术著作”或许比这类政治教材更方便高调亮相。
按惯例，中国领导人的专著、文集都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交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等中央级出版社出版。而英文版则由中央编译局和外文局编辑，交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而此次，《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英文版的出版发行则由著名的国际出版商爱思唯尔出版集团联合中文版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共同完成。
作为江泽民的母校，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学术作品不难理解。而来自荷兰的出版商爱思唯尔能全程参与，十分罕见。
“是我们爱思唯尔积极联络两书版权转让事宜，最终经作者本人同意，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授权，得以在今年出版两书的英文版。”在北京的办公室里，爰思唯尔科技部中国区总裁张玉国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称。
爱思唯尔是全球顶尖的出版集团之一，主要经营科学、技术和医学信息产品及出版服务，是著名自然科学期刊《CELL》的出版商。此外，该集团还出版过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专著或在其期刊上刊登过有关论文。
“2007年，我加入爱思唯尔后，发现它是第一家出版《邓小平文选》英文版的外国出版商，感到十分兴奋，我觉得它跟中国有紧密的联系。脑子里就有了一个印象，我们还要继续出版中国领导人的著作。”此后，张玉国把这个故事印到了公司的宣传手册里，成为“你应该知道的关于爱思唯尔的十件事”之一。
2008年10月，江泽民的学术专著《中国能源问题研究》中文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张玉国和他的同事开始策划英文版的出版工作。
他们联系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交大出版社“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但决定权当然不可能掌握在一家大学的出版社手里。
张玉国“奠出”了他的看家宝贝：把爱思唯尔出版过的《邓小平文选》的英文版送给了交大出版社。“他们把《邓小平文选》英文版送给了作者本人，据说江主席看到之后，也觉得挺高兴。这样的话，（由爱思唯尔出版领导人著作的英文版）就有了一个传统。”张玉国认为，他们正是由此获得了来自最终决定人——江泽民本人的基本信任。
首次合作成功，不久，江泽民又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本学术专著《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于是，爱思唯尔再度以三方共同策划的方式，出版了英文版。
2009年8月31日，爱思唯尔就高调对外宣布江泽民的学术专著英文版即将出版。虽然此举在西方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在中国大陆，按以往惯例，这两本书作为“领导人著作”，出版全过程还在保密阶段。
10月初，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宣传江泽民的两本著作。中央文献研究室、上海交大出版社以及爱思唯尔出版集团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习副主席要去德国访问，而且江主席亲自签了名，托他把书转交给默克尔，作为自己的礼物，并转致问候。”张玉国称，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
除了赠送给默克尔外，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与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等著名中外经济学家也都在获赠名单里。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在习近平会见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社等15家著名国际大型出版集团首席执行官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已分别向这15位CEO赠送了这两本书。
据张玉国介绍，这两本著作的首印均在3000册左右，定价在60美元左右，在国外是很正常的科技图书的定价。对江泽民这两本学术专著英文版出版的意义和价值，也无须作出各种过度的解读。
外国出版商浮出水面
张玉国认为，公司能获得特别信任的原因是“爱思唯尔是中国的老朋友”。不过，能成为“中国的老朋友”并不容易。事实上，这家国际出版商虽然在2001年才设立北京办事处，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中国“下功夫”。
早期，中国领导人的外文版本著作一般由隶属于中国外文局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不过这些英文版著作大部分在国内发行，少数曾在海外上市。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都曾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过，包括较近的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所著《外交十记》也在国外出版。
“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曾风靡全球，此前西方国家也有其他中国领导人著作的译作，但是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们”，大多数外国出版商没有经过中国官方的授权。
直到1984年12月，共收录9篇文章的《邓小平文选》英文版在英国出版，一切开始改变。在这本书出版时，邓小平还专门撰写了《序言》。那句著名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即出自该《序言》。
这本书的出版商——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现在已隶属于爱思唯尔集团。原国家出版局局长许力以撰文回忆，1980年冬的一天，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紧急和当时的国家出版局联系，告知有英国一影响较大的培格曼出版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先生来到北京，国家出版局的领导是否可以同他见一面。此后，中国官方安排许力以与马克斯韦尔座谈。
席间，马克斯韦尔突然提出一个让许毫无思想准备的想法：他们想出版邓小平的文集，并列入他们已出版的“世界领袖丛书”中，希望中方能提供文章和照片。
“这是好事，我个人是赞成的。”许答道。
“我看你没有胆量办这件事吧？”马克斯韦尔用激将法。
“我请示一下看看。”许力以答道。
此后，中方对培格曼公司和马克斯韦尔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征询中国驻英使馆的意见。使馆作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大使最后表示可交该公司出版。
至此，这本书进入编译阶段，国家出版局选取了《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的章程的报告》等9篇邓小平的文章，交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并由邓小平亲自写序。1984年这本文集出版后，马克斯韦尔还被邓小平接见，并在英国专门举行了文集出版的新闻发布会。
那个年代，除了出版《邓小平文选》英文版外，爱思唯尔还帮助中国官方设立了一个出版培训项目，培训中国的编辑出版人才。参加过1980年代培训项目的出版业者，之后不少人都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高层领导。“比如说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袁水仙。”张玉国说。
于是，外界眼中，这家国际出版商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还没几年，却在中国市场上如鱼得水。比如迅速与中国大部分名校拥有合作关系，成为中国高校图书馆和数据库重要的信息提供商。再比如，出版《邓小平文选》英文版25年后，又拿到中国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授权，出版其学术著作英文版，并在海外发行。只是，与当年长达4年的审核、审批“长跑”相比，这两本著作的英文版在中文版面世不到半年就问世了。
其实，面对中国领导人纷纷进发的海外出书热情，境外出版商无论作为中国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表现出莫大兴趣。
2007年10月，前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一书英文版的首发仪式也在当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举行。该书英文版的书名为《哲学——生活的艺术》，由世界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培生教育集团出版。
而在此次书展中，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英文版亦举办了首发式。这部对改革开放初期进行历史回顾的作品，由香港牛津大学（中国）有限公司参与出版，直接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推动。
走出去的中国领导人著作
2004年，外文出版社在其宣传文章《立足外宣，面向市场》一文中称：“对外图书出版，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它的政治导向性和市场实效性的悖论统一。”长期以来，在西方读者眼里，这些中国“外宣品”充满意识形态言论，市场化程度备受质疑。
这一切在悄悄改变。2005年，国家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黄友义在接受《对外大传播》采访时称：“西班牙一家出版社最近有意购买《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和江泽民《论‘三个代表’》西班牙文版权，已经准备签约了。过去，简单地认为宣传政治的图书卖不出去。另一个例子就是，新世界出版社的《百年小平》版权输出到韩国，反响很好。”
虽然首印只有3000册，不过张玉国表示此次江泽民的两本著作也会很有市场。“在出书之前，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请我们内部的出版编辑、各方面人员、高层管理者，都作了论证，都觉得这本书在海外一定会有市场。虽然需要重印多少版，很难给出具体的销售数字。”不过，张的另一句话更能反映这两本书对于爱思唯尔的真实意义：“我希望借此把爱思唯尔的中国战略进行长远定位，而不是局限于短期的利益。”
据爱思唯尔评估，这两本著作的主要读者群将集中在外国领导人、能源和科技政策制定者、科研人员、智囊机构、政策研究者以及在华有能源等方面业务的跨国公司负责人等。
今天，一本领导人著作在国外有市场，必须靠对口的选题。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有毛泽东或者邓小平三个字出现，在西方都会有市场。但是在不断开放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像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领袖们那样有神秘感和号召力。充斥中国市场的各种领导人讲话稿、学习读本，在西方不可能有太大市场。
按西方领导人著作的出版经验，一国领导人的回忆录和传纪性质书籍，是最有商业价值的。目前中国领导人的此类著作尚不多见，但是他们卸任后出版的书籍多不再涉及政治理论，而是回归专业背景，已渐成趋势。在自己有学术背景或兴趣爱好的专业领域里，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国领导人们找到了新的展示平台。
近年，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出版的系列日记，有不少内容是关于电力发展的论述;而喜欢研究哲学的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出版了《學哲学用哲学》;爱好音乐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则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而这些著作中，有部分已出版英文版走出国门。
在领导人著作走向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出版流程也在悄悄发生转变。过去，领导人著作一般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交由人民出版社或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更多文选类系列化著作，如《江泽民文选》等;而中央文献出版社则出版《论“三个代表”》等文献著作。待中文版出版了一段时间后，再由中央编译局或者外文局编译成外文版，交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除了政审、层层审批外，此类著作在编译流程上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要经过翻译、外籍专家改稿、中国专家定稿、校稿、通读清样等几大环节工序。
外文出版社还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著作、文献的翻译出版专门制定了《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翻译出版工作规程》。在这个规程中，仅对“译改核校”就有多项规定，如“改稿必须由对华友好，又了解中国国情的外籍专家负责”等。著名的外籍专家爱波斯坦就曾参加《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重要著作的英文稿审定。
而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是不允许被改动、删节的。据报道，曾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因删除了其中被英国法律禁止的关于推翻政府的言论，而被中方终止合作。
如今，外国出版商已能参与外文版的出版发行工作，并直接参与书籍的推广和宣传工作，同时还能列席中方一些内部会议，被外界视为是一种进步。当然，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编译局仍作为合作方，全程参与出版。但这是“中国特色”的部分：出版发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已成为领导人政治待遇的一部分，需要发动国家出版机构为它们的出版发行和推广保驾护航。对这些外国出版商而言，这并不是坏事。它们需要在与这个国家机构的亲密合作中，不断为自己的“值得信赖”加分，并维持老关系，结交新朋友。
正如张玉国称：“连续出版中国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的著作英文版，当然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如果我一直在爱思唯尔工作，我愿意努力出版下一代中国领导人著作的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