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探析南昌起义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北方政局，了解《大公报》对南昌起义的报道，《大公报》在民国社会中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态度，既不容于南方政局，亦对北洋军阀的统治有诸多不满。其对南昌起义的内容报道更多地将南昌起义置于南北政治大局之中，极力宣传“反共”，也着力批判南方国民党政府，以社评和专题的方式进行报道，可以看出其代表了北方资产阶级利益，为北方利益集团服务。
关键词：《大公报》;南昌起义;报道
中图分类号：K2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18）05-0038-06
南昌起义，亦为“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在我国建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爆发既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国际的指导{1}，也有复杂的国内政局影响和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认识{2}，具有深厚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其爆发后，国内诸多新闻报纸对其进行了报道，既有民国官方报纸，也有标榜为公众喉舌的坊间新闻，探究其爆发后报纸的相关报道情况是为革命史研究的新视角。笔者通过收集民国报纸对南昌起义的报道情况，已经开展了《申报》对南昌起义的报道研究，得出《申报》是一个负责任的报纸，但也受其立场所局限，对南昌起义有着污蔑性的报道{3}。《申报》在民国时期南方政局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南方公众舆论的重要代表，以即时性的通讯著称，而在民国时期的北方政局中，《大公报》同样重要，在北方社会舆论中为一大报，是社会公众了解时政的首选，尤其是新记《大公报》时期以评论著称于世。
《大公报》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寓意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后报纸为北洋军阀所挟持和利用，趋向于北洋军阀安福系和日本，很快变成难以为继之报纸，惨淡经营，在1925年停刊。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管《大公报》，重新复刊，就这样，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的评论，尤其是张季鸾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使这个已经停刊的报纸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成长为民国北方一个大报。此后到1949年为“新记《大公报》”时期，是《大公报》最为辉煌的时期，是为民国时期第一流报纸，对民国政治产生着重要影响{4}。而南昌起义正好爆发于《大公报》复刊一年之后，《大公报》在民国社会中已经有了重要的地位与影响，通过探析其报纸报道，能了解北方政局及民众对起义的态度和立场，为南昌起义乃至革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南昌起义时的北方政局与社会
为了了解《大公报》对南昌起义的报道情况，首先我们应该探析南昌起义时的北方政局与社会，为其报纸报道研究提供重要的视角与背景。
（一）混乱不堪的政局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进入了一个更加混乱的时期，直、皖、奉三大派系时常为了争夺地盘而爆发戰争。在袁世凯死后的几十年里，北京政府仍然是全国统治权力和希望统一的象征{1}。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更是让北洋军阀政府名誉扫地，成为民国政府的一大笑话。1927年的北方政局可以说是北洋军阀统治最后的余光。“北京政府不过是地方黩武主义制度的一件外衣罢了。”{2}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被北伐军打的节节败退，逐渐退出北京政坛，奉系军阀张作霖于1926年11月入主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北京内阁俨然成为无足轻重的“摆设”而已{3}，正统性、外国的承认、财政（借款能力）三大支柱正在被日益消解。北方军阀除了要应对北伐战争之外，军阀内部也因争权夺利战争时有发生。
（二）日益溃败的军事
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领导的国民大革命的一部分，“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其重要的口号。北伐军节节胜利让北洋军阀的战争形势由攻转守，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进击两湖和上海之后，北洋军的军事已经是节节败退，无法与北伐军抗争，若不是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北洋军阀统治的末路将会提前到来。1927年初夏，奉系在北京组建安国军政府，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力谋以政治手段挽救军事败局{4}。张作霖为了借打击北伐军之际，打着“明援暗抢”的诡计，借北伐军与直系军阀混战之际，坐收渔利{5}。可见，直系军阀在战线上的受到的“南北夹击”，并未为奉军讨到多少便宜，军事上的溃退败局已定。
（三）举步维艰的财政
财政是维系军阀政治运转的重要手段。财政（借款能力）是北洋政府的重要支柱。而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和政治上的混乱不堪，让政府财政变得日益困难，支持北洋军阀统治的列强日渐对其统治失去信心，政府借款和财政维系成为北京政府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北京政府的关税几乎全部用来交付外债的本息和赔款，只有极少一部分用于维持行政和其他开支{6}。同时，由于内战的普遍性，北京政府的财政控制日益羸弱。政府只得举借内外债，维持基本生存，1912-1926年间，财政部发行了27种内债，可是政府实际收到的却大打折扣{7}。这些所借的的款项大多用于维持北京军阀联盟的军费收入和其他开支，实际用于政府投资的较少。政府急需的资金日益拖欠，政府部门的工资也很难发出，教师、警察和官吏罢工示威，为了生存而受贿从事第二职业{1}。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政府信用的名誉扫地、列强支持的减弱、经济本身的不景气，带来了北洋军阀政府日益难以维持的政府财政，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四）日益丧失的国际地位
在袁世凯去世后，尽管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但北京政府始终以其正统性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国际社会上代表中华民国的只能是北京政府，这也就是北洋军阀各派系极力争取入主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进入北京，主政内阁，虽民国名存实亡，然军阀可依仗民国法器为自己争权夺利的重要工具。军阀时期的12年中，北京的全国性政府令人手足无措地变动无常{2}。然北伐节节顺利，吴佩孚等直系军阀面临内外夹击之势，不得不引张作霖入关主政，可是在内忧外患之际，北京民国政府的作用在列强看来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就在张作霖入京主政，拟就在临时大总统或临时大元帅，进行就职典礼时，邀请各国列强公使参加，外交团丝毫没有支持张作霖主政的意思，各国公使为“表正式承认之嫌也”，只答应各自以私人身份到府祝贺新年{3}。同时随着蒋介石等新军阀的崛起，列强开始诱迫蒋介石反共，分裂革命阵营{4}，令列强将对北京政府的好感转向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再者，1927年中，日本入侵山东半岛，随着日本侵略者侵华步伐的加快，北京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也加剧了北京国民政府国际地位的丧失。
（五）苦不堪言的民众
内外交困的北洋军阀为了继续其苟延残喘的统治，一方面加速了“反共”的步伐，1926年张作霖入关后，“北赤被灭，南赤未除”，采用先军事后政治对待时局的方式。1926年夏，奉系查抄苏联使馆及镇压革命党人，杀害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成为国际反苏、反共阵线的得力干将{5}。为了扭转不利战局，张作霖企图以政治手段谋取军事成果，与南方的蒋介石等日益勾结，提出了“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方针，彻底步入反革命深渊{6}。此时的北方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反共成为了其最后的招牌。另一方面，由于政局不稳、军事战线上的失利，北洋军阀加大了对民众的盘剥和镇压，民众生活日益艰难。政府贪污腐化、盗匪肆虐{7}，更加加重了民众生活的不易，“京津南口一带的民众饱受杀掠奸淫之惨，单只北京四郊的难民便有四十万以上”，民众运动惨遭镇压，思想变得日益专制{8}。由此可以看出，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民众生活日益艰难，社会舆论惨遭控制，民众生活毫无自由可言，还要深受来自于军阀的盘剥与镇压。
总之，南昌起义时的北方政局既面临着外部矛盾与危机，也潜藏着内部的危机，北洋军阀的统治进入最后的时光，北方社会也充斥着极端政治统治的影响，民众生活日益艰难，从而走上了“反共”和反革命的穷途末路。
二、《大公报》对南昌起义报道的基本内容
（一）从南北方政局的角度关注起义爆发
《大公报》作为民国北方大报，在关注南昌起义爆发时，常与其对南北政局的大局观察出发。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大公报》通过两则电讯进行了报道，一为“叶（挺）贺（龙）两军已入南昌，其布告有声讨武汉，违反孙中山农工及联共、联俄三大政策之意”二为“张发奎对武汉派近感情甚恶”{1}由此可知，《大公报》认为南昌起义是为反对武汉、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张发奎亦反对武汉政府，尚未看到南昌起义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也对张发奎的政治立场判读有差。随后又以“混沌又混沌”指出张发奎亦反共，南昌叶挺又反张发奎，不攻宁即回粵。“因叶挺之独立，而局面一变。张现与南昌方面函电往来颇相频繁，张于获得确实地盘，似颇苦心。”{2}可以说《大公报》尚未看清形势。《大公报》认为南昌起义是“长江上游又一变局”，九江南浔间发生战事，张发奎开始反攻叶挺与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军{3}。在报道中指出南昌起义的爆发将会改变南方政局，影响南北战事，尤其是宁汉双方的形势。南昌起义的爆发是离奇变化之南方时局的一个反映，在社评中专门对南昌起义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行了剖析{4}，认为最近南方时局的离奇之处有二：一为宁汉分裂本为对共产党态度不一，“蒋胡吴蔡等，谓共产党危害国民党故主张清党;武汉汪唐孙邓，谓反对三大政策者，即反革命，故主张联共。”然后面武汉汪精卫等亦“反共”，宁汉双方的差异渐无;二为张发奎的政治倾向，舆论认为其为共产党人物，而在南昌起义发生后，公然进讨，“叶挺贺龙本月一日在南昌独立，反武汉，亦反张发奎。张发奎电武汉，请命进讨，而称叶挺为共产军，然后世人始知张发奎之亦非共产派，则尤奇矣。”通过对南方政局的观察，做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宁汉战事，势不能发生;二是国民党领袖人物颇损信用。此两处结论正是基于南北战局的考量，宁汉两方将由对立走向合流之势，国民党领袖人物名誉扫地，都是关心南北战局，因宁汉合流之后必定会加紧北伐的步伐，北洋军阀统治时日无多。由此可见，在《大公报》看来南昌起义爆发后是混沌离奇的南方政局。
（二）以“反共”的立场报道起义过程
《大公报》在报道南昌起义发生发展过程时，多采用了“南昌事变”、“赣变”、“南昌事件”之称呼，如“南昌事变：叶挺属共产派，邓演达亦在赣”通过东方社电讯说明南昌起义后武汉政府的应对及起义军的反击{5};“外电所传南浔形势：张发奎解散本军政治部，南昌有大杀异己军官说，武汉因赣变对共愈决裂”将南昌起义后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也着重分析了南昌起义后武汉政府的应对{6};“武汉反共日益激烈：赣变后更不能相容，当局极力宣传反共”极力宣传武汉政府在南昌起义后“反共”之攻势{7};“赣变尚未解决：张发奎宣言讨贺龙，南浔交通仍阻断”指出南昌起义后武汉政府彻底讨伐，认为南昌起义将“自速灭亡而已”{8};“张发奎前日入南昌：叶贺率兵南去，共产党拟入粤，武汉毒骂谓聚蛇蝎于一窟”报道了南昌起义军南撤后的形势，武汉政府极力反共的加速发展{9};“武汉反共最后一幕：赣变时之文告”刊登了武汉政府“反共”的文告，“无如共产党不但不服本党的制裁，并且起而反抗，处心积虑，要破坏本党中央党部，破坏国民政府，破坏国民革命军，最近竟纷纷率共产党徒，在南昌公然谋叛了。”{1}“汉口通信：南昌事件与彻底讨共”报道了南昌起义失败之经过及张发奎和武汉政府“反共”清党之激进，并指出“武汉当局，以此次南昌良民惨遭杀戮，并于九日下令，着赣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督饬所部，分别抚恤，余交军委会办理”{2}。而“也算一幕：共产党扰乱南昌日记”将南昌起义的贡献报道为“共产党扰乱南昌”{3}。由此可见，《大公报》是在极力“反共”的基础上报道南昌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的，以“反共”立场评价起义，它认为“何以言之，苏俄之未实行共产主义，早成事实。中国之不宜共产主义，更勿庸讨论。”{4}“共产赤化终不容于中国”{5}。
（三）从批判和反对南方国民党的角度关注南昌起义后南北政局变化
前文所述，《大公报》“长江上游又一变局”中批判国民党领袖“毫无信用”，“容共”与“反共”问题上完全凭一时兴起。在南昌起义前，宁汉政府“容共”与“反共”只在一瞬之间，宁汉之对立与分裂在于对共产党的态度不一，然南昌起义爆发后，武汉政府宣布“讨赤”，极力讨伐南昌起义军，张发奎等也公开“反共”，宁汉对立之基础渐无，逐步趋向合流。《大公报》作为民国北方大报，自然更多从北方利益出发，因此对南方国民党也诸多批判之语。如在“社评：又一变化之南北大局观”{6}中强调，“中国内争，常谓胜负起伏，互相消长之局。是故循环进退，迄无止期。即以最近情形言之，蒋介石不撤津浦之兵以对武汉，则徐蚌不致失败，然蒋介石若不失败，则汉宁妥协又何易成立，此亦一起伏消长之机也”;认为北方战局影响于南方之党潮政局者大矣，宁汉对立导致南北战局发生了变化;批判国民党“儿戏之谓，革命何等大事，改造何等重任，乃梦梦焉出以儿戏，事后更以幼稚病三字轻轻卸责于共产党。中国群众有此领袖，诚哉国民之大不幸也”;批判国民党压迫言论，“南京久以反共自矢，武汉今又标榜反共。然双方始终有一共同之弱点，即压迫言论，仍守苏俄共产党之成法也”;批判宁汉政府，“盖武汉政府因反共而失其立足点，南京政府则内政外交军事，处处皆须打开局面，别树新猷。”同时批判国民党完全违背国民大革命的意义，损害国民名义，曲解国民革命与民族自决之含义，认为南方国民政府与军阀无异。“去岁党军突出湘鄂，挟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两种世界的潮流而来，外足以传五大洲人类相互间之同情，内足以发五千年未曾有之兴奋，猗歟盛哉”;“乃近年来，附和国民党者，只有盲从，不满国民党者，别无兴作”;“国民革命之精神，扫地尽矣”;“国民一部分之能力，此次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军事上表现之能力，所胜于已往之军阀官僚者安在？”鉴于国民党与南方国民政府之种种表现，号召国民当奋斗自省努力{7}。可见《大公报》不仅极力宣传“反共”，对南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批判尤多，多批判国民党领袖“毫无信用”、“国民之大不幸也”且常常压迫言论等等。
要之，《大公报》在南昌起义爆发时以时局或南北政局的角度进行观察，充分体现了其报道的大局观，从报道立场来说更多体现的是北方政局利益，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在民国报纸评论中独树一帜。
三、《大公报》对南昌起义报道的基本特点
通过梳理《大公报》对南昌起义的报道内容可以分析出其报纸报道具有如下特点。
（一）报道方式上，专题报道与评论为主
南昌起义时，《大公报》依旧保持了“一日一评”的惯例，对南北关系和南北政局的评论尤多，社评中也着力体现了北方利益{1}。而在专题报道上，如对南昌起义后南北政局的变化，南昌起義军队撤离南昌后的观察均是专题报道的形式呈现{2}。这也就可以看出其报道的方式不仅强调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即时性，也强调宏大的专题报道和精深的评论。
（二）报道内容上，聚焦时局及南北政局
在南昌起义的报道中，无论是关注南昌起义的爆发与过程，还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批判，都可以看出其报道内容多是以聚焦时局变化和南北政局的影响上，尤其是南昌起义之后南北政局的突出变化及其对北方政局与社会的影响上，进而在报道内容上着重强调对北方政局及社会的影响，评论的立足点也是基于北方政局的利益。如对于南昌起义的影响，重点说明了南昌起义后国共两党的分裂和宁汉政府由分裂对峙走向合流，这也就加速了国民政府北伐的进程。
（三）报道立场上，反映了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
新闻报道皆有其立场。《大公报》作为北方的报纸，更多的是代表北方利益。虽张季鸾一再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但是《大公报》在批判南方国民党政府和共产主义运动时不遗余力，尤其是不断强化北方利益，对于党争和军阀混战批判较多，这就可以看出其报道立场上反映了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
结论
在复杂的民国史中，《大公报》作为我国北方的大报，产生于快要濒临灭亡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面临着日益倾颓的政治局面和更加复杂多变的社会局面，以评论著称于世的《大公报》将南昌起义置于对立与分裂的南北政局之中，既极力宣传“反共”，也着力反对和批判南方政府，揭露南方政局的不合理之处，宣传自己作为北方社会舆论中坚的政治利益。通过分析南昌起义时的报纸报道和社会舆论，可以将南昌起义的研究置于更加宽广的民国史研究中，为革命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尹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