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理论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的实践创新，不断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回顾90年对外交往历史，可以看到，党的对外交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对外交往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随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具有深厚的实践性、鲜明的时代感和科学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理论的形成发展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处的国际环境，突出党的对外交往的“独立自主”思想
“独立自主”思想包括以下内容：1、自己解决国内一切问题，不能让外国的力量来决定中国的事情。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 [1]。在出席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毛泽东明确要求把“独立自主”写进会议宣言，强调各国党的事情要由自己做主，这样对各国党就没有束缚了。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这是独立自主的核心内容。2、政党间交往应遵循独立自主原则。在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党际关系正常化的斗争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以大压小的大国大党主义，强调各党内部事务不能允许外国人干涉。他总结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与苏共关系的历史教训，阐述了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党际交往原则。他认为，各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历史证明，如果不把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可能不犯错误。3、党与党之间要平等相处，互利互让。毛泽东认为，各国党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不论大党还是小党，都应相互尊重、相互平等。他在1954年10月接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强调指出：“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2]4、党与党之间要团结协商、求同存异。毛泽东说，“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3] 无产阶级政党要团结，对于意见分歧，要通过友好方式加以解决。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它们的团结就会受到损害。周恩来也指出“任何一个党或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党或个人。但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一国的一个政党与另一国的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的合作。”[4]
中国共产党按照独立自主原则，积极开展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其他政党的友好交往。除继续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亚洲国家共产党进行交往外，还积极发展同欧洲、大洋洲、北美、拉美等地区共产党的交往，有选择地与友好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接触。1956年9月，中共八大胜利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首次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有5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应邀参加会议。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有61个外国政党应中共邀请出席国庆典礼。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争取了许多宝贵支持，也为中国共产党开辟新型政党外交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理论，为新时期全面开拓党的对外交往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有关新型党际关系的思想包括以下观点：1、党与党之间不分大小、强弱、执政还是在野，都应当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邓小平强调，不能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来评判别党、别国和国际共运的是与非，各国党应当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2、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邓小平提出“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认为各国政党应本着不计较意识形态的差别和求同存异的精神，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3、发展新型党际关系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邓小平指出，要“把党同党的关系与国家关系区分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考虑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应“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4、对党际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应当不计前嫌，不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邓小平主张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把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
根据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思想，党的十二大形成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之后，这四项原则被写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和党章中。按照新型党际关系原则和工作目标，中国共产党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同一切愿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外国政党进行交流与合作，交往对象和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交往格局。实践证明，“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往的根本原则。党际交往四项原则与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一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在深刻认识和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基础上，着眼于党的中心工作和国家外交全局，提出了党的对外工作跨世纪发展的指导方针。江泽民一方面对外阐明中国对苏东剧变的看法，宣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决心；另一方面提出要发展全方位的政党关系，特别是要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解决彼此分歧，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政党外交要配合政府外交，加大与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往力度，拓展与发达国家不同类型政党的联系与合作，扩大参与多边政党交流，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1992年党的十四大修改后的党章总纲强调，“中国共产党主张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党际交往的指导方针又有新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这些新的表述，使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外关系的目的更加明確，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家关系发展成为党的对外交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深入推进，各国政党聚焦的问题日益转向本国内部的经济社会问题，纷纷调整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以此增强对社会的引领能力和政治竞争力。这一变化促使各国政党在对外交往中更加注重务实性，政党交流内容从政治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世纪国际形势发展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性新变化，大力推动国内执政理念与外交理念相衔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石、国内战略和外交战略协调统一的发展思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求外事工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胡锦涛总书记在出访和接见外宾时，多次强调中共的对外交往是中国整体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阐述了政党交往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思想。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对外交往实践证明，胡锦涛关于科学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念，极大地拓宽了党的对外交往视野，为新型政党外交指明了方向。在科学发展观和总体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对外交往内容和形式不断创新，广度和深度不断突破，一个以各国主流政党和政党国际性或区域性组织为对象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新格局基本形成。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在理论与实践中表现出以下内容：1、注重从国家总体外交出发，将政党交往工作渗透到国家外交的具体实践中。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对外交往，进一步增强主动配合国家总体外交的意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使党的对外工作目标更明确，机制更完善，运转更协调，成效更显著，特色更突出。既充分发挥了政党交往的自身优势，做好人的工作，加深了解，增强互信，同时又把党际关系放在国家关系的全局中考虑，从国家总体外交出发，将政党交往工作渗透到国家外交的具体实践中。2、将政党外交置于党的事业中，不断提高党的对外工作目的性和实效性，推进政党外交可持续发展。在新世纪，中国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把政党外交融入党的事业中，把党的对外工作视为党的一条战线，自觉地将政党外交与各部门、各地方的工作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开展与国外政党及政治组织的交往中，不断丰富政党外交的内容和形式，更加突出党际交往的互动性、目的性和实效性。注重将中国在国际格局变化中的机遇转化为长期的影响力，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治国理政经验转化为党和国家的软实力，努力将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对外政策主张。在这种转化中，以实现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可持续发展。3、更加注重超越意识形态，推动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超越意识形态，寻求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对话与交流，推动和谐世界建设，是中国外交追求的重要理念。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处理与意识形态有严重分歧的政党关系时，对那些通过党际交往进行意识形态侵蚀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同时也注意灵活性，搁置或减少分歧，以推动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达到多交朋友、推动合作、共谋发展的目的。4、更加注重发挥政党外交在提升中國共产党良好形象和中国国软实力水平、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的独特作用。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互动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党的对外交往更加重视调查研究和信息传播工作。加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以及对关系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为中央的决策和国内工作提供有价值的情况和建议。研究外国政党治国理政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智力支持。通过各种党际交往机制化平台，加强党的对外信息传播工作，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共产党民主、进步、开放、创新的良好形象。政党外交日益成为中国建设国家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推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理论
形成与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党的对外交往理论始终随着党的思想路线和党的中心工作的转变而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把握时代特征和历史脉搏，与时俱进，党就能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就会遭到挫折甚至失败。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的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指导思想时常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党的对外交往理论也同样表现出“左”的倾向。如“文革”开始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支左反修”一度成为党的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时代主题的把握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中国的外交方针实现了从“一条线”、“一大片”到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党的对外交往目标实现了从“支左反修”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发展备受世人关注。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党提出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理念，在外交政策上突出以人为本，对外主张尊重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提出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新文明观。新形势对党的对外交往提出了新要求，新理念赋予党的对外交往新内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外交的新机制、新途径、新方法，注重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规律性认识。党的对外交往理论随着党的思想路线和中心任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党的事业前进而与时俱进，不仅是党的对外工作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的必由之路，也是党的对外工作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党的对外交往理论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党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团结与合作、各政党在内部事务上保持自主和独立、尊重各党的选择权等党际关系的基本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其初期的对外交往中，奉行马克思经典作家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主要发展同共产国际与苏俄党的关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受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和错误指导，不能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巨大损失。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也遇到苏共的大党主义干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对外交往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际关系思想，逐渐形成了以独立自主为核心内容的对外交往理论，提出了独立自主、平等、协商、互利等思想。但传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独立自主思想，不能完全解决因意识形态分歧而导致政党之间对立乃至国家关系恶化等问题。邓小平总结了国际共运和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建立新型党际关系，创新了党的对外交往理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和“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了解和合作”的方针，引起了各国政党的强烈共鸣，从而化解了党际交往中的一个传统障碍，为新时期政党间的合作共赢开辟了新路。在从国际主义到独立自主、从政党关系到国家关系、从政党交往到政党外交的转变中，党的对外交往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和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党的对外交往理论是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懈探索、长期实践的结晶
党的对外交往历来得到党中央及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自指导。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在党际交往的重大问题上直接领导，亲自参与，并提出了许多对外交往思想。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至他逝世的27年间，先后700多次会见了10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来访客人。邓小平曾长期主管党的对外工作，不仅提出了新型党际关系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恢复与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发展与欧洲社会党等外国各类政党关系等工作也亲自进行指导。世纪之交，江泽民除频频接见来访的外国客人，亲自参与党的对外交往外，还对政党外交跨世纪发展提出了指导方针。胡锦涛充分肯定党的对外工作既是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家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多次率党的代表团出访，会见到访的外国政党代表团。事实证明，党的领导人是党的对外交往的核心和主体，党的对外交往理论是党历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四、党的对外工作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积极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在情况发生变化、时代不断前进的背景下，如果墨守成规，只从本本和教条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就会丧失党的先进性。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又紧密联系党和国家的具体实际，注重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如果说独立自主的理论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和建设初期党的对外交往实践的成果，那么新时期的新型党际关系思想和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更是中国共产党党积极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产物，是新时期党的对外交往的理论总结。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的交往，多限于政治领域，目的是在政治上加强了解、增进互信。90年代后，党际交往不再局限于政治上的一般交流，内容逐渐丰富、形式日益多样。党的对外交往不仅着力于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而且注重交流治党治国经验，在服务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智力支持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有益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随着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交往与合作日趋密切，借助政党交往为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建设服务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不断调整对外交往内容、对象、目标，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党际交往原则，创新政党外交理论，与时俱进，这是党的对外交往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
（责任编辑：丁云）
[1]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
[2]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年10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64.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8.
[4]周恩来出席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为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时的讲话(1954年8月24日).周恩来年谱(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