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会见国外首脑言谈录

主任。

布什以较多的、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与邓小平的会谈：“我曾见过邓小平几次。当时，他的地位正处于上升阶段，很可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接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他抽起烟来一支接一支，喝起茶来也是一杯又一杯。他把自己打扮成来自中国西南四川省的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和历经风雨的军人。”

“邓小平是那种在同外国领导人交谈中强硬和和蔼都运用得恰如其分的人。但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他明显地倾向于强硬。”

“邓，像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对美国面对同苏联的冷战所采取的政策方向十分关注。”

会谈中邓小平强调：“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

在各国政府首脑人物中，乔治·布什可以称得上是与邓小平接触较多者之一。邓小平的气质、风格等都给布什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

邓小平对舒尔茨说，“中国有两条是重要的：第一，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要使中国摆脱落后状态，没有稳定的政治形势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问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这样讲，从来没有变过。我们的既定政策不会改变。”

邓小平还说，“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舒尔茨对邓小平的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并说，中国有着很好的发展基础。中国的沿海经济发展区为增加出口而进行的努力特别令人感兴趣。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物价改革，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舒尔茨认为，“邓小平的头脑非常清楚，对国际上的事情了如指掌，极为坦率和富有远见地谈了他对有关问题的看法。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比较稳定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既然是两个国家，存在一些分歧也是正常的。总而言之，中美是两个大国，而且都有发展的余地。从世界和平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需要发展关系。”

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1979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告诉记者他对邓的印象：“很显然，他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能游刃有余。总之，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1989年10月，在中国发生动乱和中美关系紧张的严峻时刻，基辛格再一次到中国访问。刚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邓小平完全退下来后第一次会见外宾。

邓小平当着几十名中外记者的面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你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你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后来，基辛格在同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一次会谈中，在谈到21世纪领导人素质时，特别赞誉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了粮食富余国。他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并且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

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在会谈中，中曾根问及邓小平的个人经历。邓小平说，“谈到我的个人经历，你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览室里看到的那张有我在里面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那时只有19岁。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1927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23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25岁领导了广西的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

中曾根又问邓小平，一生中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胜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

应中曾根要求，邓小平介绍了有关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他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我们设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朝着下述三个目标进行。这就是：第一，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个目标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实现的，能在15年内实现就好了。第二，要克服官僚主义和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的特点，不能放弃。但是党也要善于领导。第三，要调动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努力实现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中曾根首相问到马列主义是否仍然是中国的理论基础时，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我们从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仍然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也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坚持了马列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曾根首相还问起邓小平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邓小平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再加上坚定的信念，我指的是共同的、万众一心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

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

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双方有了更多机会交流看法。邓小平着重阐述了一个思想：一心一意搞建设。

他谈道：“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 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这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局面大不相同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

施密特在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中，详细描述了他访华期间与邓小平会晤的情形，他写道：“几乎是我访问毛泽东十年以后，1984年9月～10月，我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邓小平以回忆我们几年前的谈话作为开始会谈的引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说：‘你当时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你是对的。’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

施密特强调：“在所有的谈话中，包括在首都以外的私下谈话中，1984年使我们几乎明显地感觉到，中国每个人把改善生活状况的希望寄托于谁呢？第一位是邓小平，第二位是邓小平，第三位还是邓小平。他自己不搞个人崇拜，他大概鄙视个人崇拜。他也不需要为贯彻其政策而推行个人崇拜，因为他是深得人心的，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他身上。”

当有人问施密特谁是当今最重要的政治家时，他说，“中国的邓小平在他眼中是‘最成功的政治家’。这是因为在‘四人帮’造成的动荡之后，邓小平把10亿中国人的庞大队伍引导到速度并不慢的改革之路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

共和国总统胡萨克

邓小平与胡萨克总统会见中谈到毛泽东时说：“从1921年建党到1957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大部分历史。当然，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他的晚年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他错误地分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了损失。”

双方谈话中，邓小平特别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个决议就是公正地、科学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总结党的历史，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他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不可过于追究个人责任，而应分析错误的复杂历史背景。毛泽东同志个人当然要对他的晚年错误负主要责任，但我们决不可将错误完全归咎于个人。”

胡萨克事后回忆说，“邓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主动承担责任。他说，从1954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起担任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会见苏共第一总书记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曾先后访问苏联，赫鲁晓夫也曾三次访问北京。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与邓小平曾有过多次接触。随着中苏两党论战全面展开，冲突日益升级，赫鲁晓夫与邓小平之间也开始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赫鲁晓夫第一次与邓小平打交道是在1956年处理匈牙利事件时，当时，他就领教过邓小平的能力。两年后，赫鲁晓夫在向毛泽东谈到他初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景时苦笑着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1960年9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受到的接待是高规格的，但这并不能缓解两党两国间原则上的分歧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的争论。

实际上，在邓小平还没有到达莫斯科之前，赫鲁晓夫就亲自在克里姆林宫主持了好几次会议，与苏联的最高层领导研究与邓小平谈什么的问题。会上，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站起身来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双方会谈时，邓小平显得从容大度，坦坦荡荡，而赫鲁晓夫却始终在脸上保持着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

几次敬酒刚刚过去，赫鲁晓夫就开始了他的挑战：

“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他的这席话很显然是从阿尔巴尼亚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放下酒杯，直率但又是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应该好好地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可他们总和我们过不去。”

“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你们有不同的看法。”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呀！”赫鲁晓夫脖子红了，声音也大了，“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还骂我们，说我们是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赫鲁晓夫同志，”邓小平语调不高，“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这”赫鲁晓夫一下子语塞了，涨红着脸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邓小平的这些话打中了他的要害。正是在他的旨意下，苏联刚刚单方面背信弃义地全面撕毁了对中国的援助合同，撤走了专家，中断了几百个正在建设中的大型项目，这种国际交往上罕见的不守信用，已经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赫鲁晓夫不再谈援助了，不再谈阿尔巴尼亚的事了，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面前的客人。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态度那么前后不一致呢？”赫鲁晓夫的粗暴性格现在又显现出来了。

邓小平显然不买他的账，很干脆地回答说：“不对！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不！你们开始赞成我们，后来却又在反对我们。”

“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个原则问题是要说清楚的哟。反对搞个人迷信我们过去赞成，现在也赞成。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态度，刘少奇同志向你们的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党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同志，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过没有？”

邓小平随即把目光落在一旁的米高扬身上，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些不自然地与赫鲁晓夫对视了一眼，忙调开了目光，端起杯子到别处敬酒去了。

赫鲁晓夫气得用手拍打了一下桌子：“对斯大林的问题，我们是不能让步的，他是犯下了罪的！”

“不应这样一概而论！赫鲁晓夫同志，我们赞成反对搞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怎样看待，这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评，但成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

“你知不知道？我们苏共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都更深切，我们受害也最深。”

“个人迷信要批判，但对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借反对个人迷信来攻击其他的兄弟党。”

邓小平毫不含糊，把气势汹汹的赫鲁晓夫弄得一下子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他的同事中“独树一帜”，将头发剪得很短，这种发型在中国恰恰又是被称为“小平头”。然而，在欧洲，圣保罗早已肯定这种发式是“给上帝的荣耀”，象征着男性的力量与雄伟。

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卡达尔时说：“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么搞，我们经过多年的思索，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就中国来说，首先要摆脱贫困，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要改革，要寻找我们应该走的道路和步伐。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等所有领域。我们设想改革分三步走，现在第一步的目标已经达到，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党的十三大将加快改革的步伐。不仅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提到日程上来。”

卡达尔向邓小平介绍了匈牙利自60年代以来改革的情况。他说，“只有改革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不搞教条。”

邓小平对卡达尔的话表示赞同，强调说，“关键是，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按自己的不同特点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外国模式，更不能丢掉自己的优越性。”卡达尔回忆这次谈话时说，“邓小平坚持他在八大会议上曾阐述过的观点。他说，共产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都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的党政要分开，要有制约，但无论如何也是党的领导。总之，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谈到这次访问感想时，卡达尔说，“三十年之后我再次来到中国，为匈中两国各个方面的关系都得到了恢复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匈中两国虽然幅员、人口等具体情况不同，但面临的不少问题是相同的。改革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都在加速改革。中国对匈的改革感兴趣，但我们的经验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也高度评价中国改革的经验。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不只是中国人民的事业，而是每一个拥护社会进步的人的基本利益所在。希望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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