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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在1966年上半年，报刊上有过一个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上的变化。这一重要提法的改变，在当时思想文化界有不少议论，有相当大反响。
聆听朱光潜提问
记得当时大部分师生到各地参加四清运动，学校人员大减，在飘忽不定的局面下，北大对一些系科进行了重组和调整。变动之一，就是西语系与俄语系合并，组成西俄系。我作为研究生的两系文学教研室也合并了起来。记得刚合并不久，在一次教研室会议上，朱光潜教授就用颤巍巍的声音，“惶惶然”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最近，《人民日报》社论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改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什么？这两种提法有什么差别？
当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已经发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像朱光潜这样的老先生，当时都一个个心里“惶惶然”（这是朱先生当时在会上发言的原话）不知所措，对社会上任何变动，特别对《人民日报》编排和措辞的些微变化，都极其敏感而有觉察，更遑论社论中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上的重大变化了。记得当时朱先生提出这一问题时，我们几个在座的研究生，在旁边一听，才意识到：果然有此变化！但是在教研室的会议上，大家对此议论来议论去，都说不出个所以然；现在想来，以朱光潜老先生那样的博学和敏锐，他一定是悟出了其中的某些深意来了，但以他当时“惶惶然”的处境，所处“泥菩萨”之身面临大风大浪的险境，不便把所思所想完全说出来，他不过是启发大家，让人们深入思考而已。
朱先生早已离去了，但提出这一重量级问题的声音还回响在耳边。今天，大潮退去，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一提法变化的原委和由来。
近年，看到师东兵先生对于曹轶欧的采访，从这位康生夫人的口中，透露出了有关这一提法变化的最高机密，从中可以洞察出文革发动者部署的演进，以及最高决策者心底的秘辛。
采访者以其特有的追求历史真相的真诚，打开了曹轶欧的心结，慢慢开启话题，这样就谈起了文革发动及文革初起时的一些史实。
采访者说：
我要她再谈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革中的立场和态度，她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才说：“很明显，当毛泽东决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初的提法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康生向毛泽东建议：‘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种提法，概念不明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很大的差别，不如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容易解释，也容易被人理解。’毛泽东接受了康生的建议，所以后来就改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曹轶欧文革前担任康生办公室主任，对康生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十分了解，这里透露出的这一史实，难得而又十分可靠，对研究文革部署的演进和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但由于在我国思想学术界对“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所深藏历史密码少有人知，对它与“社会主义文化”在内涵上的差别，也历来注意不够，所以对文革发动阶段，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变动的含义，也历来较少有人深究。其实，康生说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主要含义之一，应指苏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意识形态中对“社会主义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理解的不同。由于以前中国很少介绍苏联这一学术争论和思想交锋，所以学术界在面临文革研究时，对康生的这一段话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了说明康生这段话在发动文革决策部署的重要性，就需要对苏联这段往事做一扼要的介绍。
苏联的一段往事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之争，曾是苏联思想文化史上，也是国际社会主义文化史上的一段重要往事。据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与一个姓波特列索夫的人，就曾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争论的一系列通信发表在《斗争》杂志上，在1914年第1、3、6期上连载。在该刊第1期上发表的第一篇，就题名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信札》。波特列索夫认为，无产阶级在其争取政权而进行政治斗争的时期，是不可能创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在这个时期对其阶级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卢那察尔斯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前，不应忽视本阶级的文化武器，放弃自己的文化任务，恰恰相反，应该全力强调这一任务，必须把这一“快速成长的阶级”，“将其力量调动到这一方面来”。
在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得到了快速发展，其标志就是成立了无产阶级的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十月革命后，这一组织迅猛壮大，形成了一个遍布全俄的、具有完整组织系统的庞大机构网络。1919年至1920年初，是其发展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全国从上到下拥有300个协会，入会人数四五十万人，出版杂志达23种。几乎与此同时，还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在英、德、捷等国建立了相应的协会。霎时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浪潮席卷全苏，波及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纲领性口号，是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为保障这一阶级文化的“纯洁性”，主张由工人出身的无产者，在“净化的”、“特殊的”人工实验室，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内创造“无产阶级文化”。鉴于此，他们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对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一概加以排斥。一个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诗人Β·基里洛夫，就曾用诗句表达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态度：
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
拆毁博物馆，践踏艺术之花。
坚持这种“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纲领的重要人物，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派”，在当时曾形成一股十分强大的势力。在苏联政府的文化教育部有效运转之前的一个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几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化教育领导机构。
在国内战争紧张的年代，列宁及联共（布）中央无暇顾及文化战线的情况，曾在内战时期使其势力得到相当的发展。一旦从战争中腾出手来，分别在1920年和1922年，列宁就曾两度领导了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和斗争。
列宁主要是从组织上纠正了他们自外于苏维埃政府，要求成为“阶级的文化组织”，向联共（布）闹“独立性”的错误。这样通过批判斗争，就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纳入了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一个艺术司；同时，也批判了他们脱离社会斗争，闭门造车，在“实验室”“创造”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企图。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苏联思想文化界开展了新一轮有关无产阶级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争论。
在列宁的思想中，并不刻意区分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差别。他最初甚至不太主张使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他认为，以俄国在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连资产阶级文化“也是很差的”，哪里还配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但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都是主张提出无产阶级文化的，鉴于这两位领导人在文化理论方面拥有权威地位，列宁到底还是采用了“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不过在使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时，列宁并未同社会主义文化有所区别。正像苏联学者伊·巴斯凯维奇所说：“列宁在提出要创建一种公开与无产阶级相联系的文学的任务时说：‘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必须指出，列宁的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内形成的无产阶级文学，也适用于当今存在并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这一观点，对于通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都同样是适用的。
从列宁起草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决议和《青年团的任务》对有关文化问题的论述，也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列宁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能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
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就是“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对之加以改造的产物，所以，也就是继资本主义文化之后而产生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在列宁笔下，无产阶级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二者并无原则区别。都是继承过去时代的文化并对它加以改造而来的；对来自旧社会的文化人也需要加以改造利用，让他们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建设新的文化。这大体上就是列宁的文化观——既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也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观。
然而，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看来，就远非如此了。已如上述，“无产阶级文化派”是主张只有无产者出身的人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实验室”的“封闭环境”中进行“创造”；对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对来自旧社会的文化人，一概加以摈弃。正是这个缘故，列宁认为高尔基的《母亲》是本“很及时的”反映工人运动的好书，后来被人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高尔基也被视为是“无产阶级作家”；而“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却不予认同，相反地，他们把高尔基列入了“同路人”作家之列，即非无产阶级作家。
对此，高尔基在1928年写道：“亲爱的同志们，批评家们正在争论高尔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非无产阶级的’作家这样一个问题，我本人对这些争论并不感兴趣。”他接着说道：“‘无产阶级的’这个术语……已经不完全适合于苏联劳动群众的实际情况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即上世纪20年代末期之后，由于上面所说到的这些原因，特别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派”所添加到“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中的“意味和色彩”，也由于30年代苏联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经济状况，便开始较多使用“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提法，而较少采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了。所以，在30年代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术语便应运而生，并未采用“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概念。在这一时期，凡讲到“文化革命”的地方，也皆是使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一语，而不采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说法。
还需特别指出，从列宁晚年在《论合作社》中提出“文化革命”的任务，到苏联思想界30年代及此后对“文化革命”的诸多论述，“文化革命”均定性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其任务，基本上包含着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在苏联，从来不曾出现过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中国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泽东接受康生建议以后，在后来的文章和社论中改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上，大体是从20年代后半期开始，苏联学术界基本遵循列宁这样的文化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社会的文艺和文化。这种文化和艺术“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这对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来说，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根据列宁的思想，在苏联学者看来，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内容，不仅包括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工作和经验，还应包括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以及社会主义劳动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经验。就其实际包括的成分来看，就是成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艺术家的那些作家：“有本是旧知识分子，是后来转到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上来的；有出身农民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也有的是加入过无产阶级文学组织并掌握了共产主义科学的工人作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化，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各阶级阶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创造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这样，就并不刻意强调无产阶级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差别性特征。特别是经过贯彻1925年6月18日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和1932年4月23日《关于改组文艺组织》的决议以后，在苏联学术文化界就更多地采用了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提法；而其创作方法，则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用语。
但是也应看到，在实际使用中，无产阶级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正像一位苏联学者所说，“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阶级而对立于一切剥削阶级的时候，产生了‘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概念……在苏维埃时代的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但是和一切生气勃勃的生活相联系的概念一样，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概念除了它的真正科学意义之外，也吸进了一些在实际使用中获得的‘意味和色彩’。”请注意，在这里所指的“意味和色彩”，就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作家所赋予“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的那种思想和含义。也正是这个道理，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一样，反对“拉普分子”和“无产阶级文化派”把“无产阶级的”这一术语垄断化。
正是上述这些原因，20年代末期以后，在苏联思想文化界的学术语言体系中，大体就用“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等，取代了以“无产阶级”冠首的文化、文学和“文化革命”之类的术语。所以，在苏联，有过一个从“无产阶级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演进、发展的过程。
然而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却发生了一个恰恰相反的过程：由“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演变的过程。这实质上是一种向后看，是一个倒退的过程。
《大动乱的年代》是一部研究中国文革的专著，该书指出：文革“本质是保守的、落后的、倒退的，确实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抵抗，而它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却是异常激烈的”。这一论断，把文革思潮的特征深刻地揭示了出来：它既是极“左”的，主张异常激进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保守的、倒退的。就其提出者要求与“一切传统”相决裂，要求其纯而又纯的“纯洁性”而言，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的观念，的确同苏联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一脉相承。
透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这样看来，康生为什么给毛泽东这样进言，就容易理解了。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种提法，概念不明确”，“不如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容易解释，也容易被人理解”，就是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中含有无产阶级文化以外的什么东西，怕它掺有“杂质”，不纯洁，故有“概念不明确”之论。因此在他看来，不如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内容“纯粹”、“纯洁”，是一种“阶级文化”，白璧无瑕，这正合了毛泽东对文化的理想主义追求，于是采纳了康生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在这里，仅从“社会主义文化”到“无产阶级文化”一语之变，仅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的变动，便可透视出一种深层的、重大而又关键的含义。
中国此后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召“破四旧”、“立四新”，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不仅同一切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也要同一切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还提出要扫除一切传统文化，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斗私批修”，要“斗私字一闪念”，把一切“私”消灭于无形；还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要取消等级工资制，实现彻底平等。这一切，就像胡绳所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习仲勋就此也曾指出，过去的一大教训，就是“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可见，康生建议毛泽东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害怕“社会主义文化”中掺有其他“杂质”。康生建议的这一重大提法上的改动，反映出他给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印记和表征。
过去，人们只是认识到，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也仅仅感觉到，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有某种思想上的联系。所以，文革刚一结束，我国学术界就立刻兴起了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研究热潮。不仅翻译了苏联学者戈尔布诺夫的专著《列宁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社），中央编译局著名学者郑异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学者白嗣宏，还分别编译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人民出版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发表了有关这一专题的若干学术论文。当时，人们就是通过对苏联曾经发生的这一极“左”文化思潮，来清算中国文革的。但是，学术界只着眼于这一思潮在中国与苏联思想上的联系来研究，并不曾着眼在中国找到这一思潮的具体人物载体。现在有了曹轶欧关于康生向毛泽东建议的这一披露，我们难得地找到了把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带到中国的具体人物载体，找到了这一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具体代表人物——康生。在文革酝酿阶段，他是最高层仅有的几个了解毛泽东文革决策意图的人。在文革中，他为实际上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出谋划策，为文革各个阶段、各大战略部署贡献多多；对文革中五花八门极“左”口号的提出，对各大战役的策划绞尽脑汁。而在早年，他又是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代表，上世纪30年代长住苏联，有条件领悟苏联“左”倾思潮的理论和纲领。所以，把康生作为“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鼓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代表者，是最有学术说服力的。
应该说，曹轶欧给我们提供的这一史实十分珍贵，它回答了朱光潜先生在文革发动之初在心绪“惶惶然”中，所提出的一个很有思想深度的问题，也解答了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一个谜题——究竟谁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和中国中国“左”倾思潮的中介者。经过半个世纪的潮涨潮落，山山水水终于显现了出来，可以说，文革的这一真相，现在终于大白了。
文革发动之初，朱光潜老先生在北大民主楼，用带着震颤的声音，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问，这含着某种预见性的一问，预示着中国未来将要有十分重大的事件发生。可惜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研究生，当时都在懵懂之中，并未理解先生提问的深意。现在想来，令人喟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责任编辑王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