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不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且在理论上进行了许多创新，特别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回答，从而为其后我们党继续推进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邓小平；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从而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特别是解决了困扰人们多年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诸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等。笔者主要谈一谈邓小平对以上三个重大理论问题的科学回答。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内容组成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是在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以及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基础上，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不仅引起了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还给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以及贫苦的劳动人民摆脱剥削和压迫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但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如何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人们长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多存在一定的误区。有鉴于此，邓小平认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马克思、恩格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他们生前不仅在理论上武装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而且在实践上推动了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曾经和恩格斯有过密切联系的第二国际成员、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兼理论家著称的所谓十足的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借口时代发生了变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和否定，突出表现在他于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所宣扬的观点。伯恩施坦在哲学方面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否定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简单的庸俗进化论和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在政治经济方面借用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反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经济危机论，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主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改良，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等。伯恩施坦的以上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系统地称为修正主义，尽管它遭到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但还是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切地说，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不是很清楚，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决议及苏联经验神圣化，其突出表现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段。陈独秀虽然也认为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但他只认识到了这两个阶段的区别，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并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革命的领导权就应当交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助手和帮工，待资产阶级建立了政权以后，再進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被称为“二次革命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共产党人丧失了对国共合作的领导权，又不注重掌握武装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等，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共产党人不能组织有效的力量进行反抗，从而导致大批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而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只看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而认识不到它们之间的差别，主张“毕其功于一役”，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消灭资产阶级，把两次革命一次完成，其结果就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使全国革命力量在苏区损失90%，在白区损失100%，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某些预测和借鉴苏联的经验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等，但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党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主要是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超越了中国的实际，诸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这一影响中国长达十年的“左”的错误，曾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所提供的教训是深刻的。
正是因为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认为实事求是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二、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搞清楚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这就要求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得出新结论，而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他去世以后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有鉴于此，邓小平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针对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恩格斯于1847年11月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作同义语使用，因而理论界称恩格斯的以上结论为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论”。恩格斯在该文中还谈到了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第一，大工业建立了统一的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每一个国家发生的事变都受到另一个国家的影响。第二，共产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发生的快慢，要看这些国家是否有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发达的生产力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会以跳跃式的形式赶上或超过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样就会导致帝国主义力量的相互削弱，因而就造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这个薄弱环节虽然不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但是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无产阶级的力量相对较强且觉悟程度较高，特别是有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善于组织和发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就可能在一国或数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鉴于此，列宁于1915年6月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得出结论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的以上结论被理论界概括为社会主义革命“一国数国胜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论”的发展，并为其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所证明是科学的真理。
邓小平指出：“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中，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分散的小农经济广泛存在，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极为不同，因而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就成为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指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形态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的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依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努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不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了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使中国人民的面貌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提出了许多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开拓意义的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有鉴于此，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国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一时间国际上“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论调甚嚣尘上。
邓小平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坚定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和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等基础上产生的，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必将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历史的演进表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了很多次封建王朝复辟，因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某种暂时的挫折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形势果然如邓小平所预料，英国广播公司于1999年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卡尔·马克思名列榜首。因为在过去的1000年中，从来没有其他哪一位思想家用他创立的科学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现实世界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l世纪初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很多国家再次出现了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潮，以致于马克思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重要著作销量大增并重新走进大学的课堂以及各种学术论坛和会议之中，甚至西方政要和理论界惊呼“马克思主义又回来了”、“马克思的思想依然有生命力”、“应该向马克思求教”等。正如之前邓小平所指出：“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
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所谓“老祖宗不能丢”，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的本质等科学真理不能丢，如果丢掉了，就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会发生重蹈苏联、東欧覆辙的悲剧。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又不能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好地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回答党和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注重解答人民思想上的疑虑困惑等。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必须坚持不懈地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掌握不透，甚至是一知半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没有真学、真懂、真信，而是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不下大力气、不下苦功夫是不可能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我国虽然已取得了重大成绩，但还远没有结束，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当前以及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