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大楼办公的，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因它不像中宣部那样是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要领导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工作；也不像红旗杂志社那样，每半月要出版一期党刊，所以在社会上鲜为人知。政研室是中央的一块理论阵地，是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平级的直属中央领导的一个单位。为不使这个机构的历史湮没无闻，这里仅就笔者所知，作些介绍。
1955年重建的政研室，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个秀才班子
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就在延安成立了政治研究室。彭亚新在《田家英小传》中说：“1941年夏。为了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根据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的各种报刊，研究国民党和日伪的情况，供中央参考和对外宣传使用。田家英先在经济组研究过一段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即工业合作社运动)，以后又到政治组从事大后方文化教育情况的研究。”“在政治组里，田家英认识了董边。”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在《忆家英》一文中说：“1941年夏，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从马列学院调了一批干部到政研室工作，其中就有家英和我。”
陈伯达临终前曾对其子陈晓农说：“1941年以后，由我负责。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邓力群、张仲实、周太和、田家英都是我从马列学院挑去的，马洪是我漏下的。当时我是研究室主任兼政治问题组组长，邓力群是经济问题组组长，张仲实是国际问题组组长。”“七大以后，政治研究室改由洛甫(张闻天)负责。”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柴沫、史敬棠，也曾在延安的政研室工作过。
1955年，中央重建政治研究室。地址在北京市万寿路13号，即现在的万寿路西街7号院，中组部万寿庄宾馆。政研室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秀才班子。主任是陈伯达。他的办公室和毛泽东的办公室并列着。但是毛泽东没有来过。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日常工作由胡绳主持，汪浩为办公室负责人。工作人员来自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的有：一部的张凛、刘义立、王仲清、李学昆、丁伟志；二部的高禹、汪浩、朱泽、杜甫功、马仲扬。除这10个人以外，还有来自中央办公厅、中宣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人。
政研室设有哲学组(组长关锋)、经济组(组长陈真)、历史组(组长黎澍)，此外还有个三人的党建组。
《红旗》杂志创刊后，政研室不断为《红旗》输送编辑人才，为《红旗》撰稿，宣传中央精神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红旗》杂志首任总编辑是陈伯达，副总编辑是胡绳和邓力群。《红旗》杂志创刊后，政研室从万寿路迁到沙滩大院，与中宣部、红旗杂志社在同一座楼办公。政研室的大部分人分到《红旗》各编辑组。政研室保留三个组：原哲学组改名为思想界动态组，逻辑组由胡绳分管，历史组由田家英分管。
当时中央文教领导小组每星期五召开一次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有胡乔木、陈伯达、康生，参加座谈会的是一些专家、学者和教授，名单报送胡绳和田家英批准。在这样的会上，人们可以对学术理论问题自由发表意见，思想比较活跃，有人称之为“神仙会”，以至有的与会者多年后都还怀念它。可惜好景不长，当“左”风日盛时，人们就不敢讲真话了。
胡绳在《红旗》上开辟了《思想文化评论》专栏，作者署名“施东向”，即思想界动向之意，许多文章是由胡绳指导一些青年人写作并经他定稿后刊出的。因经常出现，质量较高，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后来，“施东向”变成以胡绳为首的所有作者的共同笔名。其成员大都是政研室的，有王忍之、丁伟志、李洪林、马仲扬、郑惠等。
1958年秋季创刊的《思想界动态》，是根据中央要求编辑的内刊，是向中央委员以上领导同志(或经特别批准的人)反映各界思想情况的党内刊物(半月刊)，发行范围虽然不大，但因层次很高，故受到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领导的高度重视。思想界动态组是1958年8月成立的，首任组长是关锋。这年底，关锋调任红旗杂志社编委，由马仲扬接任思想界动态组组长。这个组是政研室内最大的一个组，有二十余人。核心成员有马仲扬、李洪林、史敬棠、丁伟志。编辑工作主要由李洪林负责。
政研室历史组的一些成员，在田家英的直接领导下为毛泽东著作搞注释
1961年春夏，经田家英推荐，柴沫调到政研室任秘书长。政研室的机构再次进行调整，把思想界动态组、逻辑组撤销，调整为工业组、农业组、编辑组。
在中苏两党论战中，胡绳布置政研室的人分头查阅《列宁全集》，凡是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资料，均用卡片摘录。胡绳对马仲扬说：这是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备用的资料，以便同苏共中央代表团面对面地争论，要下力气编好，要有针对性，时间较急，务必抓紧。在柴沫主持下，他们紧张地忙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终于在代表团赴苏联之前赶了出来。胡绳很满意，并很快得到了毛泽东批示。全文在《红旗》1963年第7期至第11期发表，并出增刊发行。中宣部的内刊《宣教动态》也全文刊出。不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署名“郑言实”编，“郑言实”即政研室的谐音。
政研室历史组成员有缪楚黄、陈铭康、王仲清、刘立凯等，还从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借调了冯蕙等人帮助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田家英直接领导下为毛泽东著作搞注释。
据曾长期在田家英领导下工作的逢先知回忆：“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并着手进行编辑工作。原定于1949年内出版，后经多次校阅，直到1951年10月才开始出第一卷。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田家英同陈伯达、胡乔木(胡对第一卷至第三卷主要是负责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至第四卷才全面负责。陈未参加第四卷的工作)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从毛选第一卷到第四卷，田家英自始至终参加编辑工作全过程。注释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
逄先知还说：“《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出齐以后，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62年8月起，开始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这项工作是在田家英主持并直接参加下，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的几位同志共同进行的。”“1964年全国都在学毛泽东著作。田家英觉得，毛选的分量太大，不适合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他向中央建议，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分别供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个建议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田家英是主要的编者，选目都是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同意的。在这两种选本里，第一次公开发表《反对本本
主义》这一名篇。在此之前，1958年和1963年，田家英还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两个诗词选本。”
搞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在北京相继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他在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又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分别到广东、湖南和浙江等省农村进行调查。
政研室的马仲扬参加了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他在《难忘的调查》一文中说：“调查是从1961年1月毛主席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开始的。田家英是浙江调查组的组长。到浙江之前，田家英召开了一次布置调查任务的会议，在会上他出示了毛主席写给他的关于这次调查的一封信。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的密密麻麻的草字，还勾画增添了好几处。大家争相传阅和辨认。最后。还是田家英念了一遍……我们激动地读了这封信，认真地讨论领会这封信，又在调查实践中遵照这封信的精神开展工作。《反对本本主义》和这封信，成了我们调查行动的依据。”
田家英他们经过认真细致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到当时农村存在的不少问题和群众的呼声。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与此同时，政研室的史敬棠等人，跟随陈伯达到广东农村调查。当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并向毛泽东汇报后，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开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的三位政治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是重要参与者。当《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搞完后，田家英又布置调查组继续在浙江搞“六十条”的试点工作。
1961年是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丰收年。正如马仲扬在《难忘的调查》一文中所说：“正是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的工作条例。田家英称这些条例为调查丰收之年的标志，为整个工作转变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条例中，较早也最为重要的是农村工作“六十条”，而它的起因则是田家英的一条建议。马仲扬说：“1960年初，田家英向毛主席建议起草农村工作条例，后参加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曾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1962年2月底，毛泽东决定由田家英再率调查组，到湖南他的家乡一带调查“六十条”下达后的农村状况。田家英从杭州赶回北京，立即在红旗杂志社会议室召开调查组全体会议，宣布这次调查的意图和选定的地点(即湖南省湘潭的韶山冲、湘乡的唐家坨、宁乡的炭子冲，亦即毛泽东的家乡、毛泽东外祖父的家乡、刘少奇的家乡)。
政研室的丁伟志参加了这次调查，他在《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一文中说：“调查组由农村工作部、政研室的干部为主组成，此外有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办公厅的个别同志参加，共17人……加上田家英和逢先知，组成了一个19人的大调查组。”其中，政研室就占了9人。是派人最多的单位。
调查组到武汉待命时，毛泽东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
在韶山短暂观摩后，调查组兵分三路展开工作。去大坪大队(即唐家坨所在的大队)的一组，以政研室的高禹为组长，有丁伟志等参加。他们在调查时，社员们提出了实行“分田到户”的强烈要求。他们认为，恢复农村经济的有效办法，只能是以户为单位分别承包和管理少量田地的生产。他们说的“分田到户”，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田家英得知这一情况后，在大坪大队分别召开了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会、调查组全体会。不仅在当地开展深入调查，还派人去安徽无为考察“包产到户”的状况。
田家英将湖南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炭子冲的报告寄给在北京的刘少奇。陈云称赞了报告，说写得“观点鲜明”；刘少奇认真看了炭子冲的报告，认为很好。毛泽东对此却很冷淡。田家英回北京后。关于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有制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设想，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有力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田家英布置政研室组织两个调查组，分别去“包产到户”呼声最低的东北和山西，调查对“包产到户”有何反响。丁伟志的文章写道：“柴沫向我们传达说，据田家英透露的信息，看来中央已经原则上定下来要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现在的问题只是考虑波及面的大小，所以要我们再去两地做一番调查。高禹带队去山西，王忍之、张作耀和我跟随柴沫去东北三省(到长春后又增加了王广宇)。”
对“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1961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后来变了。他还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摘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中苏论战背景下，政研室扩大为马列主义研究院
在1963年前后，政研室又进行了内部改组，撤销了工业组、农业组，成立了哲学组、经济组、文艺组、经典著作组。郭冲、王忍之、王广宇在经典著作组。该组与李洪林一起于1964年春天编写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的小册子，《红旗》特刊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郑言实”。
也是在1963年前后，田家英主持编了《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一书。开始时，政研室的人都参加，从《毛泽东选集》和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毛泽东著作中找材料，按专题摘抄成卡片，然后由李洪林汇编，交田家英审订。田家英将书稿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认为编得不错。1964年。田家英将书稿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未署名，只印了500册。中央委员以上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各部部长人手一册。书用词典纸，封面由田家英设计。朴素大方。周恩来对田家英说，编得很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也都很欢迎，纷纷来要这本书。
1963年，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中共方面不仅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还组织班子写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大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政研室于1964年春扩建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其任务是进行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研究，重点是“两史一中心”。即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研究院的院长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副院长胡乔木，是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副院
长兼党委书记周扬，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界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副院长胡绳，是政研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他们都是当时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内的红秀才和中央的笔杆子。秘书长柴沫，是政研室秘书长。原政研室的人员，全部转入研究院，作为班底和骨干。又从中央党校、中宣部、红旗杂志社等单位调了一些人，充实队伍。
研究院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物色年轻人才，作为培养对象。为此，原政研室的人分成几个工作组，到全国各重点大学挑选人。中组部曾为此向高教部打招呼，表示这批人员可以优先挑选，特批调干。马仲扬当时带了一个组专程赴西安、成都、重庆等地去挑选人，笔者即是他们从四川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中挑选的。
研究院的建制，核心是六个业务组，即哲学组、经济组、党史组、政治组、国际共运组、文艺理论组。全院有200多人。
“文革”中，陈伯达对田家英落井下石，并通过批柴沫发泄对田家英的不满
研究院成立后，按照陈伯达的旨意，工作人员都下去，先是在北京通县农村搞“四清”，然后又在北京、天津两地的一些工厂搞“四清”。1966年6月，陈伯达一声令下，工作人员统统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时，研究院的“文革”之火已经点燃，点火人正是陈伯达。陈伯达从延安时期起，长期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很善于领会毛泽东的心意，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件常由他起草。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和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都由陈伯达主笔。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也涉及了田家英。正是在这个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会议期间，陈伯达三次跑到研究院讲话，煽风点火。陈伯达严厉地抨击了周扬、胡绳、田家英等人，而重点是批评柴沫，指责柴沫不听他的话，走田家英的门子，搞秘书长专政。说柴沫缺乏革命原则性，在同田家英的关系上犯了严重错误。
田家英从1948年起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文革”前已是政研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因工作关系，和政研室秘书长柴沫、中办主任杨尚昆有较多往来。陈伯达与田家英平日矛盾很深，见毛泽东、林彪要打倒彭、罗、陆、杨，涉及田家英，于是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并通过批柴沫发泄对田家英的不满。
陈伯达的讲话，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似乎柴沫是反陈伯达的，和田家英一条线，问题严重。于是，一些想紧跟陈伯达的，想夺权的，或想当“左”派的，纷纷向柴沫开火。
5月中旬，研究院机关党委某副书记召开了十七级以上干部会，对柴沫的错误无限上纲，一下子把柴沫定成“黑线人物”，敌我矛盾。不久。对柴沫采取了隔离措施。
6月中旬，全院批斗柴沫大会一结束，该副书记等人立即成立“院文化大革命临时领导小组”，由他自任组长，关锋的一位好友任副组长，并提出“一切权力归院文革”的口号。与此同时，该副书记还宣布“院党组织瘫痪了”，把一大批干部打下去。院里处、室、组负责人和党支部副书记以上干部23人，其中16人被打成“黑帮”。
柴沫被隔离后，几次想找陈伯达谈话而不可得。感到绝望，遂于9月服安眠药自杀。
后来，研究院出现观点不同的两派群众组织。一派认为，“院文革小组”压制群众，有方向、路线错误，应当批判。这派人数较少，为少数派。另一派则认为，“院文革小组”的方向、路线始终是正确的，应当保卫。
陈伯达解散研究院内情
1967年3月17日，陈伯达亲自到研究院来，接见全体工作人员。他在讲话中说：“XX(指某副书记)的历史我不了解”，“我并没有给xx定什么调子”，“炮轰xx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xx只有听取群众意见的义务。没有压制群众批评的权力”。
研究院少数派认为，陈伯达的讲话很重要，既然“炮轰xx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批判他的问题就更不用顾虑了。不知是谁将陈伯达讲话的记录整理外传，闯了大祸。
3月26日，该副书记召开全院大会，传达陈伯达的指示时说：反“院文革”的两个战斗队把伯达同志3月17日讲话记录散发到外单位，我们把外单位寄来的报告给伯达同志，伯达同志指示说：“我原来说只来看看，不知道要开会，在会上也声明过不要记录。现在不但记了，还散发到旁的地方，而且记得不准确，有很大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关于天津的那一段记录。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也不送给我看。这算什么马列主义研究院呢?一点纪律都没有。搞了两年了。一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都没有。我再三声明了。他们还这样做。我打算向中央提议，马列主义研究院可以关门。吃饱了饭不好好搞文化革命，连民主人士都不像。请他们把送到外面去的记录都收回来。不晓得天津的工人有没有带回去，如果带回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在没有关门以前，请他们好好整风，读毛主席的著作。这两年，我要他们参加‘四清’，目的是让他们在群众中实践中改造自己，没有想到他们这样顽强地不守纪律，白吃老百姓的饭。”
陈伯达的批评。相当严厉，可以看出，他是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了。在“文革”中，散发领导人讲话的传单比比皆是，陈伯达为什么对他的讲话记录外传如此紧张呢?原来，陈伯达3月17日在研究院讲话时，正好天津发电设备厂一姓刘的工人在场。陈伯达当着她的面大讲了天津问题。“文革”前夕，研究院一些同志在天津发电设备厂搞“四清”，刘是该厂工人。“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支持研究院一些人利用该厂的两张大字报大做文章。制造耸人听闻的事件，为他不断派人去天津活动提供借口。陈伯达批评外传他的话“记得不准确，有很大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关于天津的那一段记录，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其实，当时研究院两派在天津问题上并无分歧，没有必要歪曲他的讲话，也不敢歪曲他的讲话。陈伯达之所以那样大动肝火，无非是怕暴露他插手天津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陈伯达在此时宣布“打算向中央提议。马列主义研究院可以关门”，难道有人外传了他的一次讲话记录，就值得解散一个中央单位?就算外传的人“不守纪律”，毕竟只是极少数人。能牵连全院吗?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内中必有隐情。笔者晚年有幸和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成为邻居，在闲聊中他透露了其中的内情。王文耀说：“在一次会上，江青质问陈伯达：你管的单位就那么干净，一点问题没有?康生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那当然咯。弄得陈伯达很紧张。他唯恐江青、康生插手研究院，当天晚上就给毛主席打报告，要求撤销马列主义研究院。没想到主席看后就同意了，在报告上画了圈。”
为了保护自己，寻找替罪羊，陈伯达翻脸不认人
由于陈伯达大骂少数派外传了他的讲话记录，宣
布撤销马列主义研究院，形势突然发生逆转，少数派又一次陷入困境。
到了6月中旬，保“院文革”派的许多骨干分子，已先后分配了工作，有的去了解放军报社和总政，有的去了红旗杂志社，有的分到了新恢复的政研室。而反“院文革”派的人，一个也没分配。分配大权掌握在“院文革小组”手里。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风云瞬息万变。正当研究院少数派面临灭顶之灾，到了山穷水尽之际，风云突变，出现了奇迹：陈伯达亲自出马，将××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
原来，江青、陈伯达和王力、关锋等人，在1967年七八月间大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当毛泽东发现军队不能乱，观念转变后，十分震怒。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商定，把责任都推到王力、关锋身上，因调到军报的××在军报也宣传“揪军内一小撮”，于是先拿x×开刀。
8月23日，肖力(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等人，在解放军报社贴××的大字报，说他有反毛泽东思想、反林副主席等罪行。当晚，陈伯达秘书王保春让宋士堂找一些反××派的骨干，配合军队的人抄了××的家。同时，陈伯达又勒令调到红旗杂志社的“院文革”副组长等人回研究院。次日凌晨，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解放军报社讲话，支持肖力等人的大字报。
陈伯达说：××是“混进我们党内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到处投机取巧，到处投机倒把，招摇撞骗。他的作风是很恶劣的，打一派，拉一派，主要的是包庇那些很坏的人。他原来的历史就是很可疑的。他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就做了很多罪恶的事”，“对造反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一个不能见天日的小集团”。为了保护自己，陈伯达一下把xx打成敌人。他还说：“肖力同志风格比我高，做了我早就想做而迟迟没有做的事。”陈伯达一方面吹捧肖力，一方面开脱自己。他要解放军报社和研究院的人联合起来，彻底揭发××的问题。
8月24日，研究院少数派在陈伯达的支持下，夺了“院文革小组”的权，成立了夺权总部。
8月25日凌晨，陈伯达又跑到研究院来讲话，要求大家彻底揭露××的问题，弄清小集团的真面目。陈伯达当众把“院文革小组”副组长叫起来质问。
“文革”期间，通过“院文革小组”从各部门抽调了三十来人到中央文革的办事组、文艺组、记者站帮助工作。根据陈伯达的指示，这些人统统回院参加运动。此外，被分到解放军报社、总政和政研室的人。也回院参加运动。
陈伯达25日的讲话，不仅给××定了“三反分子”的调子，而且明确地给研究院两派群众布置了任务：一是彻底揭露××，二是弄清小集团的真面目。他一声令下，夺权总部和全院干部群众只能照办。原因很简单，陈伯达当时不仅是研究院的院长，更重要的，他是排名第四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一句话，他是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人物，他的话谁敢不听。不仅如此，揪出xx还是毛泽东的女儿肖力打的头阵，这很容易使人们以为中央掌握了××的罪证，打倒他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能不紧跟。
到了8月底，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此后研究院揭批××，常和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陈伯达的督促下，夺权总部勤务组集中了四个问题，拟订了一个作战计划，报陈伯达批准，从1967年底到1968年4月，对所谓小集团进行了四次大批判。把××及其他人的问题，上纲上线成敌我矛盾，大批特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