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背景
1956年被毛澤东称为“多事之秋”，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严重矛盾和问题。
是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在会议闭幕前的秘密会议上，向全体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这位国际共运的重要历史人物。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了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举世轰动，报告内容则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的素材。随后，一股汹涌的反苏反共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对赫鲁晓夫的这一秘密报告，毛泽东认为“一则以喜”，即“揭了盖子”：破除了对苏联的迷信；“一则以忧”，即“捅了漏子”。他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的核心内容即是“正确评价斯大林是非功过，实事求是对待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重大失误”，认为对斯大林的历史功过作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评价比较合适。
1956年6月和10月，在东欧先后发生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独立思考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一论”所谈已显不够，需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总结社会主义的搞法。11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演说时提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称斯大林错误的产生，根源在于使得个人崇拜产生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连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国际形势，决定就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题目最后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
国外反响
“一论”在1956年4月4日晚由新华社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意见”，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再论”于1956年12月28日晚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次日刊登于《人民日报》头版。“再论”是“一论”的续篇和深化，其国际影响超过“一论”。
（一）苏联的反响
4月7日，苏联《真理报》刊载“一论”。7月2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载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其第一部分指出：“美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围绕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而大肆叫嚣，这不是偶然的。与个人崇拜有关的不良现象的存在，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事实来反对社会主义。”其第二部分认为，考察“斯大林个人崇拜居然发生并且流行，造成了各种不良后果”这一问题，“应该既考虑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也考虑到同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主观因素”。较秘密报告而言，决议对斯大林问题做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对人物评价客观公正了许多。决议第三部分还引用“一论”中的段落来佐证“许多兄弟共产党的声明都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7月5日，《真理报》出版社印行20万册“一论”，译文经过准确校对。
4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率访华代表团抵达北京，毛泽东会见米高扬时谈到中苏对斯大林问题有不同看法，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其要做具体分析和全面估计。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反苏反共浪潮这一形势使得赫鲁晓夫认识到自己所作秘密报告的破坏性效应，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开始较公正地评价斯大林，以此作为对错误的弥补，《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体现了这一点。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后，彭真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向彭真表示：“你们的文章写得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斯大林的功绩应该看到，这是整个一个历史时期。谁也不能完全否定。”
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泄露到波匈事件发生，反苏反共浪潮愈发猛烈。国际上许多人把苏联帮助平息匈牙利事件和英法侵略埃及相提并论，混淆是非，西方国家共产党中的不坚定分子动摇甚至公开宣布脱党，铁托的自由主义言论就是这时散布出来的。 “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捡起来打他，弄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毛泽东在这段话中说的文章即是“再论”。
“再论”于12月29日见报后，次日，苏联《真理报》即全文刊载，《消息报》《劳动报》《共青团真理报》都刊载了这篇文章的摘要。同日上午，莫斯科中央广播电台开始全文播送该文。1957年1月7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说：“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他还向周恩来说道：“除夕宴会我把刘晓大使请上主席台，我请他转告你们党中央，你们的“再论”我们《真理报》已全文刊登，《真理报》发行550万份！我们还将把它印发50万册单行本，供宣传员报告员用。”莫洛托夫感情激动地举杯对周恩来说：“为中共马列主义的报刊干杯。”这都表明苏共高层对“再论”持赞扬态度。“再论”一文“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尖锐的问题，包括了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包括了对匈牙利事件、苏波关系以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且它还回答了美、英、法等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舆论工具对社会主义的污蔑和攻击”。“再论”起到了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间的友谊、维护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作用。
（二）苏联之外国家的反响
“一论”发表后，苏联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报刊”积极刊载，传播中国的声音。4月6日，《新德意志报》早于《真理报》一天，以《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团结一致》为题刊登了“一论”摘要。同日，南斯拉夫《战斗报》和《政治报》摘要转载了“一论”。 4月7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次日，朝鲜《劳动新闻》《民主朝鲜报》《朝鲜人民军报》，越南《人民报》，波兰《人民论坛报》，匈牙利《自由人民报》《人民之声报》《匈牙利民族报》，都刊登了“一论”。 4月8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刊登“一论”，有删节。4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在其第二版和第三版上全文刊载了“一论”，认为：“它深刻阐述了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特别是与约·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相关联的在国际革命运动中所产生的某些错误的历史条件。它将有助于我国读者全面地了解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果。”4月10日，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机关报《火花报》刊登了“一论”，有删节。4月13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也刊载了“一论”。
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或工人党也积极刊登了“一论”，如4月6日，伦敦《工人日报》第一版刊登“一论”摘要，标题为《中国对斯大林的看法》，这一醒目标题抓住了“一论”的核心问题；4月7日，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全文予以刊登；4月14日，法国共产党主办的《新法兰西》周刊也全文予以刊载。
4月29日，毛泽东会见拉丁美洲古巴、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六国共产党代表时，评价说：“斯大林大体上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在谈话中，他们对“一论”一致给予好评。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派代表团参加，美国共产党的观察员列席大会。9月18日，毛泽东会见前来参会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波立特时，波立特称赞“一论”文章写得好，他说：“你们那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10月6日，波立特在英共倫敦区委会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指出：“五十六个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和中国同志们的发言给大会带来了一种不平凡的国际团结的特点，这一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发生在中国。这不仅说明人民中国并不孤立，而且还说明我们之中一个人也不孤立。”中共八大吸收了苏共二十大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做出了重要探索，从苏共二十大召开到中共八大作出正确决策，“一论”是这一探索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成果，在国际共运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再论”发表后，国际舆论形成了新的更高的转载和评论热潮。
1956年12月29日，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祖国阵线报》《劳动报》《人民青年报》《农业旗帜报》《合作农业报》都摘要刊登了“再论”；1957年1月4日，以上报纸又都予以全文登载。
1956年12月29日，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奥地利人民之声报》在第一版刊登“再论”发表的简短消息，标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声明——就有关国际工人运动的讨论的声明》，次年1月3日、4日，该报刊载了“再论”全文。
1956年12月29日，英国《工人日报》第一版发表“再论”文章要点，并于1957年1月1日、2日和4日分三次刊登了“再论”的长篇摘要。1月4日，英共决定出版该文单行本。
1956年12月29日，法国《人道报》发布“再论”的简单报道，31日刊载了“再论”的详尽摘要。
12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和《人民防线报》刊载“再论”全文，该国其他一些报纸都刊载了该文摘要。朝鲜《民主朝鲜报》和《朝鲜人民军报》也刊登了“再论”摘要。
同日，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予以全文刊登，波兰《人民论坛报》刊载全文，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刊登了详细摘要，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用三个整版刊登了“再论”全文。南斯拉夫《战斗报》、《政治报》发布了“再论”发表的消息，指出文章内容涉及铁托和卡德尔的演说。
12月31日，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火花报》在第四版显著位置登载了“再论”发表的消息，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对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文章》。次年1月5日，《火花报》予以全文刊载。
1957年1月1日，越南《人民报》刊载“再论”全文。
同日，蒙古《真理报》发布“再论”发表的消息。同月6日起，该报刊载“再论”全文。蒙古广播电台在1月3日的汉语广播时间广播了这篇文章。
1月3日，印尼《人民日报》刊登“再论”发表的消息； 8日，刊登了详细摘要。
1月4日、5日，印度《国民先驱报》刊登“再论”全文。1月11日前后，印度新出版的《新世纪》周报刊载了详细摘要。
1月5日、6日，朝鲜《劳动新闻》刊载“再论”全文。
1月7日，瑞士劳动党机关报《工人之声报》刊载“再论”的详尽摘要。
1月9日，澳大利亚《论坛》周报刊载了“再论”的详细摘要。
同日，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全文刊登“再论”。
1月10日出版的法国共产党刊物《新法兰西》周刊全文刊载“再论”。
“再论”在匈牙利引起更大的反响。1956年12月31日，匈牙利《人民意志报》刊载摘要、《人民自由报》刊登“再论”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待续），《人民意志报》则以两版多的篇幅刊载了这篇文章的摘要。次年1月6日，匈牙利《人民自由报》还发表了专文评论“再论”，认为“中国这家日报的文章以新的方式探讨很久以来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热烈讨论的一些问题。这当然将有助于在争论中得出客观的真理”。在扼要叙述了“再论”主要论点之后，该评论写道：“现在，我们愿意只强调指出其中一个问题——关于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我们促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种理论性分析能够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匈牙利事件并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同月16日，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在议会大厦举行欢迎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致辞中，特别提到了“再论”一文在匈牙利人民对修正主义所作的斗争中给予他们的帮助。18日，卡达尔在布达佩斯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最近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如中国《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值得特别地进行研究和宣传。这是一篇深刻地论述匈牙利问题的有着巨大价值的文章。”
综上所述，以我国《人民日报》在1956年12月29日至1957年1月29日期间发布的消息为考察对象，一个月内总计有分布在欧、亚、大洋洲的20个国家（不含苏联）刊载了“再论”发表的消息或其摘要、全文，有名字可供统计的报纸刊物达45种之多。在传播方式上，报刊类型从机关报到普通的日报和周报均有，不少报纸经历了“发布简短消息——刊登详尽摘要——刊载文章全文”的过程，并且有些国家专门印发小册子，也有一些国家发专文进行评论，此外，朝鲜和蒙古还广播了“再论”一文。由此可见，“再论”传播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特别是“再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观点，为社会主义国家所赞赏和借鉴，尤其是匈牙利。
1957年3月1日，由书版型内部刊物改为报纸面世的《参考消息》对“再论”的国际反响做了及时的报道。同年3月3日，罗马尼亚工人党机关报《火花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一文，着重批评南斯拉夫《战斗报》和外交国务秘书波波维奇报告中的观点时指出：“南斯拉夫某些作者往往把他们自己说成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代表，从而往往否定其他党的贡献和经验，否定其他党进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我们不能认为这种倾向是正确的。”该文还指出：“再论”这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警告有些人不要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抱有严重的成见，这些人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看到了过去时期匈牙利领导者所犯的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多年来在根据它们本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再论”成为批驳错误观点的原则指导和有力论据。
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者们对“再论”则以别样的视角进行解读。《纽约时报》记者沃西认为：“去年12月1.4万字的政策声明（指‘再论’一文）极其显著地表明了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的自信，甚至北平的观察家认为这个文件预示着同莫斯科最后争夺共产主义阵营的思想领导权。”英国前驻苏联大使凯利认为：“北京《人民日报》在去年12月29日刊载了一篇官方的长文章。它的直接目的是为斯大林的理论和成就辩护，把这些理论和成就同他错误的个人专断区别开来。”“但是，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冷静的、自信的、宏伟的态度，无所偏袒地对俄国、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分别加以赞扬，也提出了指责，确定了党在将来的方针；它对俄国的成就作了既有区别的、又很神气十足的估计。这是法官在自从‘揭露’斯大林运动以来震撼世界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对世界共产主义陪审团的总结。”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者们的评论，体现了一个倾向，即从共产主义阵营领导权角度来理解“再论”。无疑，这种舆论风潮将影响苏联对其自身与中国关系中的地位判定，客观上不利于两国巩固和发展“牢不可破的友谊”，而这往往就是资本主义阵营国家解读“再论”的目的所在。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不再详述。
综合“一论”、“再论”在国际上的反响，可以得出三点认识：第一，“一论”、“再论”传播的国家多、范围广，传播媒介有报纸、广播和领导人讲话、谈话，说明其影响之大；第二，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垒的国际背景下，“一论”、“再论”回答了国际共运中面临的诸多理论困惑，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第三，“一论”、“再论”是在毛泽东带领下的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其所阐释的基本原则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国内反响
1956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更加关注经济建设问题，开始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探索。《论十大关系》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一论”为这篇重要文献的形成贡献了许多重要思想。“《论十大关系》从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苏联为鉴戒）方面，《關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则从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方面，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一论”成为八大前后一些地方自主开展学习活动和整风运动的主要参考文献。
同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纪念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15周年的文章。该文认为，《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从理论和实际的有机结合上科学地分析了教条主义，深刻论述了从实际出发的问题。该文引用“一论”中的一段文字，说明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革命经验上存在的教条主义习气：“死啃书本、硬搬外国经验”，而《改造我们的学习》则是破除教条主义迷信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可以看出，理论工作者已经注意到“一论”若干论述所具有的实际意义了。同月26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在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中，谈到“批评问题和学习问题”时介绍了4篇文章，其中之一即为“一论”。他指出，这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批评，斯大林是既有大功劳，又有大错误，而功劳多于错误的同志”，以此说明“可以有这样的批评，既不是过火的打击，也不是不痛不痒，而能使很多人得益的批评”。他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向人民民主国家学习，向世界人民学习，但在学习苏联时，学习方法不是教条主义的机械搬运，而是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1956年7月25日至8月1日，中共山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了7年内党领导工农业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成就和经验教训，认为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缺点和错误，最主要的是山西党和政府领导机关中滋长着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有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为改变上述情况，会议决定以一年的时间组织县委以上干部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件，结合实际工作，揭发和批判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同年8月25日，河北省市级以上机关中的党员和干部开始学习“一论”等整风文件，边读文件，边联系机关实际，揭露领导工作中的问题。
从同年9月1日起，陕西省级、西安市级和县级机关部、科长干部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论”五个文件，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同年9月初，山东省省级机关中层以上干部，为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开始学习“一论”等五个文件，检查实际工作存在的有害思想作风，研究改进工作。同期，中共青岛市委也在县委以上干部中布置学习“一论”等五个文件。
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继承“一论”中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观点，提出了加强党内教育以大力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任务。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继承和发展了“一论”中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实行群众路线的思想观点，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原则：“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问题是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毫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于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等等。这些规定，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
“一论”、“再论”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形成的重要环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论”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再论”一文则在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再论”发表后在国内形成了一个讨论热潮，但“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也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对“再论”的讨论热潮很快被讨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题》一文）热潮所替代。
对“再论”的讨论主要以两种方式出现，其一是作为文件加以学习，如“再论”第一次在广播电台广播时，清华大学学生冒着严寒站在露天的喇叭下听广播，次日读报纸后，组织学习讨论。山西省各级组织根据“再论”精神，集中地向人民群众进行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的教育，关于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个人与集体、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党与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的教育。通过开展讨论、领导干部作报告等办法，肯定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
其二是引用“再论”观点，捍卫正确观点和方法。如陆定一《略论是非关系——学习‘八大’的笔记》一文提出，对党内的是非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以对斯大林错误的分析和功过的估计为例，认为“一论”、“再论”“说得十分明白和正确，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具体分析的榜样”。陆定一引用“再论”对社会主义矛盾的分析，认为这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1月15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解放日报》编辑部、《学术月刊》编辑部联合举办“再论”座谈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高等教育科学工作部负责人应邀出席。与会者一致强调文件的政治意义：它不仅总结了我国革命实践中的经验，同时在理论上概括和阐发了当时国际关系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它对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学习“再论”有助于提高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多数与会者还认为该文件着重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修正主义思潮，为捍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团结，必须站稳立场，划清敌我，明辨是非。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第一，“一论”、“再论”在中国领导层中形成的反响，主要体现为开始深入探讨如何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探索中国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完善和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一论”、“再论”在国内反响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作为文件加以学习、为实践提供理论借鉴，作为观点和方法的载体加以运用，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立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加以讨论，以扩展视野、剖析社会思潮；第三，“一论”、“再论”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形成过程的重要环节，它们所包含的思想理论观点为党的重要文献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吸收、坚持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