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哲学不应是一个学科分支或部门哲学，文化哲学的出现代表着哲学方向和视角的一种转变？熏更预示着哲学反思的一次飞跃，一种哲学核心概念的转换。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和伽达默尔的“教化哲学”对于理解和认识这种飞跃和转换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而从境界和教化的角度来实施文化哲学的构建显然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和极大的现实意义。文化哲学要在中国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有很长的路要去探索。一旦东西方哲学从文化上完成一种“视域融合”而进入一个“共同世界”，不仅使文化哲学本身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而且也会给整个哲学找到一条出路。
[关键词]文化哲学；境界；教化
[中图分类号]B0；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11-0004-15
自从文化哲学问世以来，关于它的定位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虽然尚无最终的定论，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似乎略显乏味。我在这里讨论文化哲学的“地位”和“任务”，并不是重弹一些理论定位的老调，而是要强调文化哲学对于当前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对这个重要意义我们似乎认识的并不充分。
首先，不应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哲学，也就是说，文化哲学不是一个学科分支或部门哲学，它不应与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等分支学科形成类比，也不应与政治哲学、管理哲学、科学哲学、法哲学等部门哲学等同起来，因为后者指的是对某一具体学科领域进行的元学科反思，比如对政治权力运作的原理、对科学范畴的发展规律、对法律精神的本质等等进行反思。[1]10文化哲学的出现代表着哲学方向和视角的一种转变，更预示着哲学反思的一次飞跃，一种哲学核心概念的转换，这个核心概念就是文化。
文化哲学的产生：概念的由来与知识危机
作为一个概念的文化哲学，或者德国语境的文化哲学，是由路德维希·施泰因1899年在其《世纪之交：一种文化哲学的尝试》一书中提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一种危机意识所致，也就是说，它是对当时的文化危机进行反思的结果。[1]11这种反思一方面是担忧文化有可能消亡，另一方面是相信科学进步和西方文化自身的发展可以消除这种危机。显然，这时的文化哲学还只停留在概念层面，尚未进入理论化和体系化阶段。
这种文化危机意识在西梅尔那里演化为一种文化悲观主义，文化哲学也进入了理论层面的探讨。西梅尔在其1911年发表的《文化的概念和悲剧》一文中表现出对文化的未来的绝望。他认为，文化的诞生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因为文化的危机并非来自任何外来的破坏，而是源于文化自身无法克服的自相矛盾和悖论。[1]12具体而言，西梅尔将人类文化区分为“客体文化”和“主体文化”。客体文化是指所有可以集体共享的人类创造物，比如宗教、艺术、文学、哲学、仪式等等，即外在于我们而存在的事物。这些事物对我们产生着影响，形塑着我们的态度、信念和行为，我们通过它们来造就和改变我们个体的生命。“主体文化”或“个体文化”则是指个体的创造和智性方面，也即创造文化的能力，以及控制和吸收客体文化的不同方面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只能通过外在的或“客体”的文化来培养。
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如果客体文化急剧增长，而主体文化却未增长，就会导致失衡。当社会实现了现代化，大量的客体文化产品压制了个体，使个体失去了自由选择的能力，文化的悲剧便发生了。也就是说，人类的灵魂能量创造的文化客体作为异化的客体面对其创造者。其实，西梅尔在文化上的悲观倒不如说是哲学上的绝望。对此卡西尔解释道，“在他（西梅尔）看来，哲学只能指出矛盾所在，却不能断定任何走出困境的最终出路。因为哲学反思越是深入，就越是揭示出我们文化意识中的一种辩证结构”。[2]184
所以，文化危机并非文化本身的危机，而是文化的发展陷入一种二元论困境，卡西尔分析道，“西梅尔绝不想将文化的进步阻止于某个特定阶段。他知道历史的车轮不可能倒转。但是，他同时确信，这同样必要和同样合理的两极之间的张力会越发加剧，最终人类将不得不顺从于不可救药的二元论”。[2]167那么，如何走出这种二元论困境呢？卡西尔认为，一件文化作品只要“仅仅是作为一个过渡点”，即作为“从自我一极通向另一极的桥梁”，所关涉的就不是“它”而是“你”，“即接受这个作品的另一个人，他将这些作品融入自己的生命，将其变回为产生作品的媒介”。[2]192将“我”与“它”的关系转换为“我”与“你”的关系，正是走出二元论困境的关键所在。传统认识论探究的是存在和客体，客体决定“我”，或者说“我”要符合客体。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论模式，主体或者“我”成为了中心，“我”决定客体。卡西尔则将“我”与客体的关系转换为“我”与“你”的关系，即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的关系。因此，“一个主体为另一个主体所认识和理解，并不是单纯地将前者移入后者，而是使主体进入一种主动的相互关系。……这是任何精神交流的根本意义所在。交流本身要求共同参与具体过程，而不是分享产品的单纯同一性”。[2]192
经过这种视角的转换，虽然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寻找解决办法。卡西尔的解决办法是以作为“戏剧”的文化模式替换作为“悲剧”的文化模式，但这样一种替换并不否认矛盾和对立的存在。“可以说，在各个不同的文化领域，我们总是遇到一个在基本结构上相同的过程。这就是两种力量——一方力求守成，另一方寻求更新——之间永无休止的对立与冲突。有时，两种力量之间会达成平衡，但这种平衡永远是不稳定的，随时都会爆发为新的运动。随着文化的增长和发展，钟摆式的震荡便会加剧——摆动本身的幅度不断地加剧。因此，内部的张力和对立的强度也会不断地加剧。不过，这出文化的戏剧不会变成为一种彻底的‘文化的悲剧’”。[2]211
在卡西尔看来，在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在各个文化生活阶段之间，以及在文明的兴起与衰落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和对立，但这些对立从不是最终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对立从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展示了存在于任何创造活动中的一种要素。对立所蕴含的变化从不是全新的发生，而总是与某种作为发生变化的背景而存在的东西相关联。因此，卡西尔认为，文化就其历史过程而言是戏剧式的，但在任何一个瞬间或环节都可能是悲剧式的，因为在其发展中可能会失去内容。但是，在任何时刻文化的悲剧都不会是彻底的。不存在绝对的文化悲剧，因为每一次对立的结果并不是毁灭文化本身，而是进一步揭示其基本过程的不同维度。[3]1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