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都是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工具，但是，由于在应用过程中工具成了价值、形式成了目的，于是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就被割裂了。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从事我向思考式的逻辑游戏，从而导致数理经济学的勃兴，但这种逻辑游戏根本上是与现实脱节的，从而属于“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抽象体系。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则片面放大经济学的客观性，从而导致计量经济学的偏盛，这种研究根本无法得出一般性理论，从而属于“道中庸而极不高明”的实用主义。特别是，在商人心态的主导下，这两种研究趋向在国内也发生了蜕变：一方面，从事数理经济学的那些人士根本无力在数理逻辑或模型构建上所有创新，而往往是机械地搬用（最多是对变量做些调整）西方学界的数理模型，从而表现为“上不入天”；另一方面，从事计量实证的那些人士根本不能对现实社会环境作正确的理解，从而那些实证分析往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根本无助于预测或指导实践，从而表现为“下不着地”。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看似繁荣，但其理论并无实质发展。
关键词：计量分析； 数理模型； 数量经济学； 庸俗化；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志码：Ａ
一、引 言
一般来说，基于逻辑实证主义来发展经济理论会遇到严重的“休谟问题”：一方面，当检验结果与理论一致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理论被证实了，因为还有更多的经验事实并没有得到检验；另一方面，当检验结果与理论发生差错时，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原先的理论错了，因为经济理论所基于的多维条件在现实中根本是不可重复的[1]。事实上，这几乎已经成为了所有科学哲学家的共识，逻辑实证主义也已经遭到了方法论专家们的深刻批判，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还是那么固执地信奉它呢？博兰指出，经济学理论家在对待前人的观点时往往像商人追求利润最大化那样各取所需，“所有对弗里德曼论文的批判都是错误的”，因为“那些依靠这些批判中的一项或多项而反对该论文的人，实际上是在各取所需”；同样，“那些把弗里德曼的论文作为适用于一切‘眼前目的’而加以接受的人，实际上它们的方法论也是在各取所需”。问题是，商人从事一切市场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它的各取所需也是基于这种目的，而经济学从事一切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进认知，那么它的各取所需能够实现这一目的吗？显然，也正如博兰承认的，“‘商人’可能对各取所需更感兴趣，这是因为具有竞争的压力，但是，倘若我们的目的是要推进经济学理论，也就是说，倘若我们的目的是要完善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则在方法论和理论方面采取各取所需的对策，将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2]60事实上，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盲目地以商人的处世态度和方式来对待理论研究，结果反而使得科学研究逐渐庸俗化，并窒息和扭曲了理论的发展；而且这种商人主义心态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尤其盛行，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获得畸形的膨胀。
显然，正是在当前这种盲目而极端的逻辑实证主义支配下，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已经开始不把那些没有数学符号的文章视为经济学专业文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实证分析的文章已经越来越难以在专业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更不要说获得那些所谓的“一流”经济学刊物的青睐了。当然，计量作为处理经济数据以分析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工具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也不存在价值判断；同样，数学也是对思想严密化、精确化的一个有益工具，并有益于思想的发现和传播。但问题是，这些工具一旦被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所使用，就开始潜藏了偏好和立场，并体现了其基本的利益取向和学术风气，从而使得这种计量实证根本就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客观”；同时，过分强调工具的使用，往往会导致目的和手段的颠倒，从而使学术研究偏离原初的目的而异化。显然，这些倾向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表现得尤其严重，本文就此现象作一剖析。
二、计量实证的庸俗化发展
我们知道，真正的计量模型分析对事物之间因果机理的解释是有帮助的，因为描述经济现象之间联系的理论模型是整个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也是理论检验的必要阶段，从而有助于增强理论与检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首先，即使仅仅限于对数据的处理的统计分析而言，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有如J.内维尔.凯恩斯所列举的两方面作用：一是提出以经验为根据的规律，它可能或不能随后进行演绎的产生；二是通过检查演绎推理的结果并将它们呈送试验进行检验，对演绎推理予以补充，甚至促使理论前提的修正。[3]其次，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统计技术和经济分析的综合，因而才形成之初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经济学特性；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在理论性方面就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统计学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有助于因果机理的揭示。这一点在弗里希为《计量经济学》杂志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中就得到了说明：用数学方法探讨经济学可以从好几个方面入手，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与计量经济学混为一谈：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学决非一码事，也不应视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同时，计量经济学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数量特征。在弗里希看来，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都是必要的，但却并非是充分条件；相反，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计量经济学。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到，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一方面，统计学往往是显示事物本身是什么的事实，譬如，根据统计知识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和消费，也可以根据统计资料来显示一种事物或行为的分布状态；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却需要根据统计提供的事实，进一步指出这些事实的来源和后果，阐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因此，如果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蜕化为仅仅是提供事实，而不去进一步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它显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更不能由此提出政策建议。例如，萨伊很早就曾指出，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事实上，欧美学术界对这两门学科的性质往往区分得非常清楚：一个是提供事实，一个是机理探讨；有人甚至认为，对那些统计学家来说，观察事物就是简单地收集大量数据，除此之外就无事可做了，因而统计学家仅仅是捆好小麦给他人去打场脱粒的人，而他们本身的思想是贫乏的。而且，与中国混淆两个学科的研究者乃至把统计学家视为理论经济学的权威不同，西方学术界对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也界定得很清楚：经济学家并非就是统计学家，而统计学家也不是想当然的经济学家；譬如，R.Kalaba是动态规划的创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发表过600多篇经济学论文，12本书，但没有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不懂经济学。[4]
同时，尽管计量经济学出现的目的是为了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和预测，并通过对理论的检验而推动假说上升为科学，但这是一个非常系统而逻辑严密的过程。波普尔曾指出，一个假说的检验包含了四种不同的途径：“第一，在这些结论中进行逻辑比较，以此来检验系统内部的逻辑一致性。第二，考察理论的逻辑形式，决定该理论是否具有一种经验理论或科学理论的特征，或者决定它是否具有其他特征，如累赘重复等。第三，与其他理论进行比较，以决定在该理论经受住我们的各种检验后，是否构成科学的发展。第四，通过从该理论推导出的各种结论的经验应用来检验这种理论”；而且，波普尔强调，“最后一种检验的目的，在于发现该理论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而不管这些实践是由纯粹的科学实验提出的，还是由实际的技术应用提出的”。[5] 133-134显然，是否可以通过对数量之间的定量分析来“发现”理论一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话题，而且西方学术界对当前检验根据的内在缺陷也比较清楚，因而没有深厚的计量经济学基础是不敢从事计量检验工作的。譬如，就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内曼—皮尔逊假设检验而言，它就是“一个有着深刻缺陷的关于归纳推理的理论”，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随机化技术、抽样设计技术以及控制技术，这个假设检验将迅速变成一种对假设为科学的程序所进行调控的合理化过程，这个假设为科学的程序几乎可以产生调查者渴望的任何结果”；同样，这种自我证实的检验也存在其他方面，例如，“如果有无限的自由可以改变变量和判断程序，那么，所谓的‘需求率’仅仅忽视一个指令，一个要不断尝试可选择规格直到得到关于一个价格变量的负系数为止的指令”。[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