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物学的互惠利他理论成功地解释了非近亲个体之间的合作与利他行为。该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是有其可行性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类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与动物的利他行为具有相似之处；互惠利他理论体现了利己和利他的对立统一性；互惠利他理论协调了各种利益冲突，为人类的合作，社会的和谐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该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与动物的利他行为有着本质区别；互惠利他理论无法说明纯粹利他行为。
关键词：互惠利他理论；可行性；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08－0085－05
1859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在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合理地解释了生物有机体的竞争进化。然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难以解释有机体的合作与利他现象。而只能把它们看作是自然选择学说的反例。为了解决自然选择学说中的“利他主义难题”，1964年，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1936－2000)从概率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亲缘选择理论，解释了近亲个体之间存在的利他行为。1976年，牛津大学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用基因的自私性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1971年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特里弗斯(Robert Trivets，1943－)提出的互惠利他理论弥补了亲缘选择理论的局限。解释了非近亲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在此基础上，1981年，密歇根大学政策科学家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与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合作，运用博弈论研究了策略在合作进化过程中的性质。借助博弈论工具。互惠利他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生物学的互惠利他理论能否应用于人类社会的问题成为研究热区。本文拟对互惠利他理论社会应用的可行性与局限性进行梳理，以便于能更深入地发现该理论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意义。
一、互惠利他理论的基本思想
1.互惠利他行为的界定
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是生物界乃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所谓利他行为就是生物个体以降低自身的适合度(fitness)为代价，来提高其他个体适合度的行为。个体的适合度是衡量一个个体存活和繁衍后代成功率的一种尺度。适合度越大，个体存活的机会和生殖成功率就越大。利他行为分为亲缘利他(relative altruism)、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和纯粹利他(pure altruism)。亲缘利他行为一般出现在亲族之间，并且与亲近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越近，彼此之间的利他倾向就越强。互惠利他行为是两个无亲缘关系个体之间相互交换适合度代价和利益的行为，一个个体付出代价帮助另一个个体，可以在下一次受另一个体帮助时获得更大利益。回报才是互惠利他主义者的真正目的。这次利他是想在下次更有益于自己。纯粹利他行为是指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对其他个体施以利他行为，在主观上不追求任何针对自身的客观回报的行为。
2.互惠利他行为的博弈论分析
为了分析互惠利他行为如何在一个自私的世界里产生，如何获得竞争中的优势，特里弗斯最早运用囚徒困境分析了个体的策略选择。“哎克斯罗德和汉密尔顿指出利益部分冲突时个体采取合作而不是背叛的策略是有机体竞争中的制胜之策，个体的这种合作和利他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存策略。艾克斯罗德通过数学化和计算机化的方法，研究如何突破囚徒困境，达成合作，将这项研究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囚徒困境博弈是一种非零和博弈，互惠利他理论以此为研究原型，深刻体现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有这种冲突，在单局性或局数一定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双方都选择背叛是一个纳什均衡。为了消解这个困境，艾克斯罗德设计出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的计算机竞赛，在竞赛中，博弈是多次并且局数不定，最后结果表明：(1)在各种策略具体的相互较量中，最后获胜的是所有程序中最简单的一种，即“一报还一报”(TFT)的互惠利他行为。TFT策略的实质是互惠合作，它第一步试图合作，第二步再根据对方的反应决定如何行动，即对方合作，下一次相遇时继续合作。对方背叛，则下一次背叛。(2)TFT策略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它综合了善良性、报复性、宽容性和清晰性四个特点。(3)TFT策略是基于回报的。一个策略的成功是以对方的成功为基础的。TFT策略的成功并不是通过打倒对手，让自己过得更好，而是激发对手的合作，在合作中，对手可能会过得更好，但由于TFT策略的不妒忌，在长期反复进行的博弈中，它的收益一直居高不下。TFT策略不仅回报合作，也回报背叛。由此背叛者在某一次博弈中期望的收益最大，但是在长期的累计收益可能不甚理想，可谓“因小失大”。(4)未来贴现ω(表示对远期的收益在当期进行折现，即在对局中下一步相对于前一步的重要性，通常ω在取值时仅考虑对局双方再次相遇的概率)的大小对合作的出现和合作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ω足够大，未来相对于现在足够重要，每个博弈者就可以用隐含的报复来威胁对方，从而使合作得以维系。(5)TFT策略是一种强健性(robustness)的策略(在由多策略所组成的环境中表现较好的策略)并且是进化稳定策略(ESS)，与其他策略较量时，该策略会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优势并且最终取代其他策略而固定下来，同时有效地抵挡其他变异策略的侵入。
3.互惠利他行为的理性预设
作为一种数学模式，博弈论的基本前提是，每个对策者都是理性的人，他们会有意识地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但是当博弈论和互惠利他行为相互结合时，博弈论的这个前提就要发生改变了，互惠利他行为的博弈论模型包含了一些现实性的特点，它有着自己相应的理性特征——行为理性。行为理性侧重行为的结果，忽略意识的作用，即利他行为并不是有机体有意识的动机形成，而是此类行为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我们说个体选择了某种策略。并不意味着个体能进行思考来确定其采取的策略。其决策可能只是简单地反映某种常规的操作程序、经验、直觉、习惯或模仿他人，比如一报还一报就可以称为“反射的”而不用“沉思”。这种常规一般来自于博弈的历史，因为历史已经包含了对手如何行动的相关信息，同时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有助于参与者知道什么是成功策略什么是不成功策略。
4.互惠利他行为的动机
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个体采取互惠利他行为是期待日后得到更大利益回报。最终利他比利己更有利于自身的进化。这实际上是一种迂回的自利——利他是为了更好地利己，在互惠利他行为的背后隐藏着“自私”的动机。
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理论告诉我们自然选择的单
位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而是基因，基因是绝对自私的，基因的自私性是各种生命行为的深刻原因，因为自然选择的作用方向是使得基因的后代数量最大化，所以，生物个体何时采取利己行为。何时采取利他行为，完全取决于保存基因的需要。当然，我们说基因是自私的，但基因本身是没有自觉意识和目的性的。机体的各种策略选择则是“由基因安排的无意识的行为程序”。
对于互惠利他行为而言，当一个个体做出利他举动时，从表面上看似乎付出了适合度的代价，有损于个体生存和后代存活。但是，个体做出某种牺牲期待的是日后的回报，指令这种行为的基因什么也没有丢失，相反，与该个体有关的基因在群体内出现的频率会增加并被保存下去，这也就是个体选择利他行为的最大动机。“个体可以对其他个体表现出道义和无私的行为，但利他行为的结果，使得他的基因比单纯的自私行为得到更多的繁殖机会。”这种利他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开明的自私自利。
二、互惠利他理论社会应用的可行性
互惠利他理论能很好地解释非近亲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那么生物学的理论能否用来说明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呢?针对利他问题，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秉承了达尔文主义的研究传统，认为人类的生物进化历史不仅决定了人类的形态和生理结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行为，甚至文化和社会结构，因而主张在自然科学方法论(尤其是生物学)基础上建立普遍适用于动物和人类利他行为的“统一模式”。一种是人文主义传统，强调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忽略利他主义的生物学基础，从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寻求利他主义的解释。事实上，人类本质上是生物一心理—社会的复合体。这三个层面之间的界限不是截然划分的，任何努力也不能分隔开他的人类部分和他的动物部分。单纯的生物学解释显然不足以揭示人类有别于其它生物的独特性；而只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也会陷入某种循环论证，无法回答真正的文化起源问题。同样互惠利他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时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可行性。
第一，人类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与动物的利他行为具有相似之处。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的生物性。人作为一种最高级的生物。同样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同其他生物物种一样。人类的进化也遵循着自然选择规律：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自然前提，是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作为个体存在的自然前提，则是生物遗传的结果。恩格斯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久不可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与摆脱得多一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差异程度。”从恩格斯的这句包含深刻洞察力和新意的名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的自然属性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人作为人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人的自然属性在人所具有的全部属性中占有何种地位，对此，我们从人的需要构成的层次性分析中就能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1)生理上的需要；(2)安全性的需要；(3)爱的需要；(4)尊重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种基本需要的满足一般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级实现的。即一般在前者满足后才可能满足后者的需要。并且需求层次越低，就越具有动物性，就越和人们的生存本身相连。层次越高，就越远离动物性，就越能体现出人的超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本质。尽管马斯洛的人类动机和需求层次理论存在一定缺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该理论反应了一个事实，人的自然属性是构成人的本质的物质前提。自然属性是人本质中相对稳定的和有延续性的因素，自然属性对人的支配是一种古老而经久的力量，在人类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渗透着由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别的任何动物也没有的特点，但人类不可能脱离其自然属性，所以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利他行为，并不排除来自本能和遗传的可能性。因而，对动物互惠利他行为的正确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人类活动的新的认_识。
第二，互惠利他理论体现了利已和利他的对立统一性。在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中，是把利己与利他放在两极对立的模式下进行思考的，认为利己就是自私自利，侵害他人利益而一味满足自己的私利，利己也就成为“恶”，“丑”的代名词；而利他就是舍己为他人，无私奉献，无比高尚，利他也就被认为是“善”的，“美”的，追逐自身利益是不道德的，追求公共利益才是道德的，这一观点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条。并顺理成章的成了社会教育的手段。而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利他主义依旧是一种稀缺资源，“在现实中仍然未看到利他主义的普遍存在、发展和盛行”。事实上。这种观点没有正确理解利己与利他的涵义，割裂了两者的联系。人们所奉行的这种利他虽然坚持了无私利他，鼓舞了人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却反对一切个人利益的追求，这样也就否定了每个人的一切目的利己的欲望和自由。然而，如马克思所说：“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要吃、喝、等等，……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所以，利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在互惠利他理论中，经过自然选择和进化而产生的互惠利他行为，不仅与利己心相容，而且也和利他心相容。该理论没有给利己和利他赋予很深的差别性和相互的鉴别性。而是恰当地体现了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必要张力。一方面，利他必须以利己为基础。互惠利他是一种交换，互惠利他者施惠的行为为的是获得受惠者将来的回报，这体现了对人的利己动机的肯定。人作为一个自然存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保存自己的存在，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是每一个人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心理反应。只有自己存在了才有可能去利他，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正是由于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构成了人们从事活动的基本动力。斯宾诺莎曾指出：“每个人越是追求和能够追求他的利益。或者说越能保存他的存在，也就越拥有美德”。另一方面。利己必须以利他为条件。互惠利他行为中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一种开明的自私自利，与损人利己是相区别的，因为它是以利他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处于社会中的人并不是孤立的，利益是从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与客观世界的联系中产生的。仅靠个人的力量，人的许多目标和需要是难以实现的。而只有依靠社会通过利他手段才能实现。所以，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展开竞争的同时，更需要加强相互合作。将个人利益同他人利益、社会利益融于一体，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由此，互惠利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统一。互惠利他行为在剁己的过程中实现利他，在利他的过程中达到利己。既能增进个人利益又能提高他人和社会利益，同样符合道德规范，因而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基本实现形式。互惠利他行为尽管在动物界也有所体现，但是，我们可以说，只有在人类社会它才能如此完整而深刻地表现出来。
第三，互惠利他理论协调了各种利益冲突，为人类的
合作，社会的和谐提供了重要启示。“社会和谐”作为新时期的一个新的政治语言。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问关系的产生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在人的活动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存在，在此意义上，人的活动过程也是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因此，社会和谐与博弈之间有可通之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是不同策略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和谐则是博弈的一种特定状态一均衡。博弈均衡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关心他人和社会利益在为自我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时能否提供或多大程度上提供可能性。当前，在当今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明显增加，并将成为我国今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权衡中，互惠利他理论提供了在与他人合作基础上追求自身利益最优化的原则。从人的理性前提出发，追求总体利益最优化的人类在大范围的空间和大尺度的时间内的利益博弈中，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最终取决于利益需要，互惠利他则实现了人类理性均衡。人类理性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有复杂的计算推理能力，能进行短期和长期的成本一收益分析；二是追求收益的最优化，这里的最优化意味着当整体最优最终强于局部或个体最优时，集体选择的结果会最终趋向整体最优。互惠利他理论的博弈论分析表明，在单局性或局数一定的博弈中，双方都选择背叛是最优策略。但如果博弈双方还会相遇，并且将无限进行下去的话。博弈者就不知道何时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局。任何的背叛都可能使对手在下一场合背叛，博弈者也就都将对背叛举动三思而行，因为如果背叛的话，在某一次博弈中期望的收益最大，但是在多次博弈中期望的总体收益可能不甚理想，这样，合作就有可能出现。由此可见，持续性的关系对合作能否出现以及合作的稳定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长期的、持续的关系中，对未来的“期望”和“担心”意味着今天做出的选择不仅决定当前对局的结果，而且还影响对策者以后的选择。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前的局势。事实上，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交流系统，人与人之间大多数情况下不止一次地持续进行着接触，所以合作才是理性的选择，才有利于对策者的利益。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关键在于增大未来的影响，放眼于长期利益。增加合作的筹码。互惠利他理论同时也协调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体现了对策者的理性选择。互惠利他理论承认个人利益无意否定集体利益。而是承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促进集体利益，以集体利益协调个人利益，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机结合，相互统一。当然，建立和谐社会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在这里，互惠利他则是实现利益最大均衡的有利手段和途径。
三、互惠利他理论社会应用的局限性
爱德华·威尔逊认为。生物学是解开人类本性之谜的一个关键。如果忽视了它所提供的那些快捷有效的原则，其损失之大就不是社会科学家负担得起的了。互惠利他理论对个体强调的只是行为理性，这显示出利他问题研究领域方法论上的优势，因为如果各种错综复杂的实际因素都纳入考虑，提出的问题只会湮没其中，所以“现实的复杂性使得抽象的分析变得更有价值”。互惠利他理论从生物学角度解释从有机体到人类的行为，这并不意味着是一种生物学决定论的观点。也不是将生物学理论随意应用到人类社会，更不是把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生搬硬套到理论的模型中，重要的是，该领域问题的提出和模型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简明的、具有可检验性的行为解释方式。然而。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我们不可能从我们所掌握的生物学知识中直接推导出任何有关人类行为的规律，“对某一物种的研究”。“只能为形成有关其他物种的假设提供一种研究模式。”啕因而，对人类行为进行深刻的研究需要我们最终从生物学汲取有关思想并超越它们。这也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厘清互惠利他理论的限度问题。直面现实。揭示理论的局限性是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全面诠释互惠利他行为的内涵，真正解释互惠利他行为产生的根源和进化的有效机制。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互惠利他理论社会应用的局限性。
第一，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与动物的利他行为有着本质区别。互惠利他行为的产生虽然离不开人的生物特性，但也不能完全还原人的生物特性，如果人类行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用生物学的法则予以还原并决定的话。那么人类就会显得不那么独特了。人类有着与动物相同的自然生命，与此同时，人类又超越了自然生命的限制，具有了超自然生命的本质一^，的社会属性。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总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决定人的本质的不在于人的自然特征而在于人的社会本性。人除了生活于自然界之外，同时还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他既要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使之适应自然界，又要同人类社会发生关系并使自己适应于这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人所处的独特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氛围，造就了人类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富创造能力的“万物之灵”。事实上，有些互惠利他理论的支持者也承认文化的作用，例如威尔逊在《基因、精神与文化》中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they ofgene-cIllture coevolution)，即从总体上人类社会沿着一条双重的轨道向前推进。及生物的遗传进化和社会的文化进化。生物学影响着文化进化的方向，同时人类的生物学进化必然受到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威尔逊看到了文化的作用，试图把握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这无疑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但他的阐释仍显得过于抽象和简单化。在威尔逊看来。“大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促进了指导它形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和复制。人类精神是生存和繁衍的服务机构，理智不过是它形形色色的技巧之一。”虽然人类社会行为是由文化所传递的，但文化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人类心智的产物。精神是有物质基础的，它来自大脑神经元的生理结构和神经网络的机械作用，而神经元则是按照遗传蓝图装配起来的。他认为，互惠利他主义是人类文明产生的源泉。通过互惠的习俗，加上人类丰富的语言能力、智力能力。人们之间流行着长期的协议，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文化与文明。按照威尔逊的观点，基因像是一根带子，牵制着文化。并且这种约束力是长久的。总而言之，他的这种对以往极端的基因决定论进行的修补工作最终还是模糊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弱化了人类社会性的本质，从而导致对人类本质及其天性的片面理解。另一方面，作为人的社会本质的表现，人类具备特有的高级反应形式——意识，而意识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受外在客观物质世界的制约，人是被动的，不自由的，但在社会的文化世界中，人却是自由的，人有选择行为的自由意志。从意识的能动性来
看，艾克斯罗德的合作理论是在无任何动机的电脑程序上随机地组合配对而得出的实验结论。他强调合作的基础是“关系的持续性”，合作关系的保持是靠着“未来对当前投下的影子”，与此相比，权威、道德、理性、信任无足轻重。这种强调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活世界就像艾氏所言的在一个“纯粹的”背景下的社会博弈过程?实际上，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无不体现了人的自觉性、意识性和能动性，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艾氏的这种假设显示出了方法论优势，但是在实际运用中人类意识对行为的作用容易被忽略，由此，如何使得理论更接近事实，这是备受学者们关注的，也是有待大家深人研究的问题。
第二，互惠利他理论无法说明纯粹利他行为(亲缘利他理论亦是如此)。纯粹利他行为是不追求任何针对其个体自身的客观回报的行为。然而严格意义上的纯粹利他是否存在仍然有争议。因为判断“纯粹”的标准界定本身就很困难。主观动机属于人内在的心理活动，“伪装”现象的存在使得外在行为并不总能原本如实反映人的真实动机，比如某些表面上具有纯粹利他性质的行为是人们通过对利益的算计后而做出的，这种情况下，他们所采取的纯粹利他行为不过是“自私的伪装”。但是，人或动物确实会表现出对同类一种无私的举动。在捐款时。捐款人留下巨额的捐款。却不留下姓名，在地震中，毫无畏惧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坍塌的楼板救助别人，在动物中，在其他鸟生育时，助手鸟会帮忙筑巢，喂养幼鸟，在危难之中，动物营救人类的例子举不胜举。显然，无论亲缘利他还是互惠利他最终都是有利于增进生物个体的适应性。实际上是迂回的自利，即表现型利他，基因型利已，并且这两种行为选择都是“强健性”。然而，对于纯粹利他而言，由于得不到回报，其行为必将减少生物个体的适合度，因而利他基因将在进化中被淘汰。即使在利他主义者群体中。一旦有利已者侵入，经过若干代自然选择之后，利他的个体就将被自私的个体湮没。也就是说，得不到回报的利他不是进化稳定策略。纯粹利他行为为何能普遍存在?亲缘利他理论和互惠利他理论无能为力。再者，互惠利他行为是有条件的，它只能发生在稳定的团体的重复博弈中。但是在现实中一次性博弈的大量存在，引发了很多不合作的行为，而且，对策的一方在遭到对方背叛之后，往往没有机会也没有还手之力去进行报复。美国桑塔费学派(~anta Fe Institute)的最新研究为解决上述难题开启了新的思路。该学派的萨缪·鲍尔斯(Samue!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hert Gintis)教授认为，当严酷的生存竞争迫使人类把合作规模扩展到血亲关系以外。而普遍存在的单次囚徒困境又无法为互惠行为提供条件时，由基因突变产生的强互惠或利他惩罚可以侵入完全自私的人类群体，从而有效维护族群内部的合作规范。显著提高族群的生存竞争能力。桑塔费研究院通过计算机仿真技术支持了这个假设，实验发现人类之所以能维持比其他物种更高度的合作关系，在于许多人都具有一种行为倾向，这种行为的特征是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体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群体规范的人。即使这些成本并不能被预期得到补偿。桑塔一费学派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强互惠”或“利他惩罚”。在得不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桑塔费学派的重要成员、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主任恩斯特·费尔(Enst Fehr)博士猜测，如果不能从外界得到必要的激励，强互惠者只能从利他惩罚行为本身获得预期的满足。为了证实这个假设，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使用PET即正电子发射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对这一行为的脑神经系统进行了观察。研究表明，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能够启动纯粹利他行为的自激励机制，这种机制是由位于人类中脑系统的尾核来执行的。它使行动主体从利他行为本身获得某种满足，从而无须依赖外界的物质报偿和激励。这些研究成果展示了完全不同的视角，但是，桑塔费学派同样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利他行为演化均衡的微观基础是什么?导致自身适应性降低的利他行为怎样才能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对利己行为保持相对的遗传优势。从而使自己得到进化?由此，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纯粹利他行为并没有完全得到真正的解释。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四、结 语
人性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体，不是由一个“生物”和一个“社会”这样两个层次简单的重叠构成的，人的行为模式是人类内在的遗传组成和外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利他行为是人性中的一部分，互惠利他理论生物学角度的研究，理论上并不妨碍对人类外在环境的探讨。为我们实现社会的和谐提供了自然史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