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学想象力作为社会学的入门概念在当下可谓极为普及，但这其中却有抽象解读的一面。如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它极具时空延展性，在古典社会学家那里即已通过方法论的内涵得以萌发，而在现代社会学时期，米尔斯更是通过承继革新的再塑方式将这一概念以批判性的反题形式提出。正因此，社会学想象力的建构便带有现代性话语局限，认清这一点也将为身处社会变迁拐角点的我们反思并拓展社会学想象力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方法论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现代性话语社会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C9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1-0110-07
一、米尔斯的界限：一个概念普及下的迷思
自1959年米尔斯发表其代表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后，围绕着有关“社会学想象力”下的学科方法论与理论反思议题开始成为后世学者争相讨论的热点，直至在出版近半个世纪时就“已有17种语译本，并被国际社会学会（ISA）评为继韦伯《经济与社会》后最受欢迎的社会学著作。”①而自1964年设立至今的年度“米爾斯奖”更是激励着那些通过融汇社会学想象力来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们。可以说，社会学想象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科入门概念已相当普及，尤有进之的，它更经常被视作社会学的学科代名词，凡言及社会学者，必引“社会学想象力”注之。但相关疑虑也随之而来，就中国读者来说，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似乎更多停留在其独特定义与方法论内涵上，而并未触及其背后的建构语境及话语性质解读，似乎概念的普及与批判性解读的相对缺失成了一对迷思，这不得不让人产生对普及性表象背后所带抽象解读局限的质疑。
如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一个理论概念的提出必然带有特定时空下的思想、文化内涵的意向指涉，米尔斯正是就战后美国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宏大理论及拉扎斯菲尔德的抽象经验主义进行批判性回应提出社会学想象力概念的。因而，作为一个独具话语建构色彩的概念，社会学想象力的普及过程有一个从美国“彼时彼地”性向诸如美国乃至中国“此时此地”性的理论认知的转变过程。质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普及性也并非意味着概念内涵的建构范式之效力普适性，普及现象本身亦有盲目之嫌。而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概念内涵上加以准确把握，更需深入到西方思想语境中对其要害进行批判性解读。②
*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型构社会学思想研究”（18NDJC248YB）
① Brewer J.D.， “Imagining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he Biographical Context of a Sociological Classic，”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55， no.3， 2004，pp.317～333.
② 据叶启政先生说法，西方社会思想本具“生机控制性”，其内涵科学的理性进步思想从身心结构上对人产生影响。因而，进行社会学本土化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深入“西学”历史文化语境进行批判性解读，找出基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思想分离点。参见叶启政：《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与西方社会学理论论述对话》，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叶启政：《迈向修养社会学》，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叶启政：《象征交换与正负情愫交融：一项后现代现象的探析》，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等等。
因此，对社会学想象力的解读就应具历史眼光，尤其在当下不能因其普及性而忽视特殊的建构境遇，以至于仅将它视作“特定人物”——米尔斯批判“特定学说”——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下的抽象概念，进而陷入对概念的抽象追捧，应在概念的时空发展脉络下对其予以反思性审视。纵观社会学史，有关社会学想象力的观念早已在古典社会学家那边发端，下面就从这一阶段的范式预设问题及方法论内涵的追溯开始，为社会学想象力的发生及反思提供历史基础。
二、重返经典：“社会的”想象力的方法论诉求
社会学想象力的提出是对盛行于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学说批判的重要标志，一方面如果说米尔斯特殊的理论境遇塑造了他锋芒的学术笔调及其激进学者姿态；另一方面“社会想象力”被当下学者誉为社会学的入门概念却极具历史延展性。但通常意义上有关实证与人文的范式划分即个体-社会，主观-客观二元对立传统阻碍了古典社会学想象力的探索，所以下文先就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二元认知进行理论的澄清。
1.重新审视：传统二元认知范式的澄清
一般而言，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就作为划分社会学研究的两大对立范式而一直存在。就前者而言，它本质上承继了以孔德所谓客观性、普遍性、真实性等实证精神以客观规律为目标，将社会学的合法性“建立在事实之上，其确认性得到普遍承认，能够应用假说手段把与之相关的一切基础事实结合起来。”[法]克勒默·马里埃蒂：《实证主义》，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页。继而社会学借用观察法、比较法、实验法等操作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而之于后者，则吸收了新康德主义学派理念，将追求事物本真的目光投入到个人特殊性与主观意识中。“只要行动的个体赋予其行为一种主观意义，我们就称其行为为‘行动’。只要其主观意义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因此是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就是‘社会的’。”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4.也就是说，人文主义范式下研究者将研究对象从外在客体转向以个体行为背后主观动机意义，力求以移情方式对身处不同社会境遇与价值观个体做解释性理解。由此两大范式至少于表面上在古典时期就有很强的张力表现，而直接后果即产生了社会学理论危机话语。当众多学者发现实证旗帜下所谓普遍的客观性规律无法得到很好检验时便开始拒斥它，认为实证主义无法像自然科学追求真理那般研究社会，继而宣布追求客观性危机来临。尽管其中带有社会学自身反思意向却也产生了误识，即将实证研究对客观性规律的追求视为绝对意义上的，继而“将客观性与绝对的价值中立等同起来——而陷入‘客观性认识的陷阱’。”⑤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似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因为某一方求真性失效而导致对另一方的偏狭，最终受到范式对立的限制而陷入非此即彼的语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