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在“牛棚”里认识陈叔时先生的，尽管他调来湖南师范学院已经多年。刚来时他被安排在地理系当老师。1964年“四清”前不久地理系撤销，他才转到我们外语系来教英语。
安全闯过“四清”这道关
陈先生是从北京外交系统下放到我院的，同他一起下放的还有好几位，大多数都被安排在外语系教英语。同这些人相比，陈先生有两点显得特别突出：一是他的胞兄陈布雷大名鼎鼎，无人不知；二是他本人当过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再加上他年纪大、个子小，所以他一出现，人们往往指指点点，嘀嘀咕咕。
议论归议论，但都是背着陈叔时进行的。主动同他接触的人却不多。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里，谁愿意主动同有他这种政治背景的人接触呢？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我同他在一个系里工作了那么几年，却没有单独同他说过一句话！界线划得可是一清二楚啊。
陈先生调来我院时，正好赶上过“苦日子”，因为他是归国侨胞，又是统战对象、高级知识分子，按规定享受某些优待，生活过得比我们一般老师好；每月多配给半斤油、五斤灰面、两条烟、三斤黄豆。最重要的是那几年大家忙于过苦日子，政治气候宽松一些，没搞什么运动，有时老师们还开开“神仙会”，发点牢骚。不过，我可没听说陈先生发过什么牢骚，至少没听到他说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
三年苦日子一过，阶级斗争的弦绷起来了。我院成了湖南省高校“四清”的试点。单是工作队员就进来了一百多。“桃园经验”出来以后，我院的“四清”进入高潮，先是层层动员，“查敌情”、背靠背检举揭发，然后出大字报，干部“下放”，“洗手洗澡”，再由大家“脱裤子”，像“打扫厕所”一样，把一切肮脏的思想统统交代出来，分析批判，最后是团结一致，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开火！结果当然战果辉煌，分清了阶级阵线，开除了一个“阶级敌人”，宽大处理了一个“坏分子”，把几个阶级敌人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视其表现再行决定是否戴上，还有几个定为“内控对象”。当然，还有一批“推一推就可以成为阶级敌人，拉一拉也可以算成内部矛盾”的人，经过教育“挽救”过来了！这几种人加起来有十几个，好像陈叔时先生都不在其中。也就是说陈先生安全闯过了“四清”这道关！
“小将”从蜂窝煤里抄出美钞
凭着陈叔时在国民党驻外使领馆工作的经历，要得到重用，成为依靠对象是不可能的，但直到“文革”工作组大抓“黑鬼”为止，陈先生都还置身于革命群众之中，没有受到批判和揪斗。
可好景不长！到了1969年8月，工宣队浩浩荡荡开进学校，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陈先生就在劫难逃了。他的家突然被抄，藏在蜂窝煤里的美钞，也被“小将”们抄了出来，于是他理所当然地被关进了“牛棚”！
陈先生是在我们一百多条“牛”被关进牛棚以后几天才被关进来的。我们进牛棚的仪式非常隆重，先是排着长队，挂着自制的“黑鬼”牌子，站在炎炎烈日下，恭候工人阶级的检阅，然后由其代表——工宣队领着在校园里游街示众，听革命群众呼喊革命口号，庆祝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伟大胜利！游行（应为游街示众）以后，再由工宣队员率领红卫兵小将分别去我们家抄家，然后命令我们背着铺盖卷，在“小将”们押送下走进“牛棚”。
我清楚记得陈先生没有参加这一“盛典”，不在我们外语系的“黑鬼”队伍之中。但没过多久，他就被关进“牛棚”里来了。我劳动回来时，发现他默默地坐在进门左边第一间房里，昂着头，两眼茫然地望着窗外。对面的铺上，也坐着一个老人，却哭丧着脸，两手不停地抖动。我定睛一看，发现是我们系的老教授罗皑岚先生。因为我同他俩是一个系的教师，同罗先生更是很熟，便轻轻地走了进去，想安慰他们几句。罗先生一见到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唉声叹气，眼泪和鼻涕都流出来了。陈先生却欠欠身子让我坐在他的床沿上，然后谈起了他的过去。
他要我相信他没有说半句虚假话
陈叔时说他不是反革命，虽是陈布雷的胞弟，兄弟两人却走的不是一条路。他，陈叔时，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而且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在上海大学从事进步文化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他才接受国民政府的派遣，去驻外使领馆工作，曾经担任过驻智利等国使领馆的一等秘书、参赞和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高级外交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他就退出了国民党政府，躲在美国的一个偏僻小镇上，开办一个小小的养鸡场，准备一有机会就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经过多方奔走，终于找到了回国的机会。1954年他怀揣着一位颇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绕道瑞士，回到祖国，受到有关方面的欢迎，被安排在外交系统的对外关系研究所工作。1961年北京各单位干部下放，于是他来到了湖南师范学院。他反复告诉我，他的一生是爱国的、革命的，从来没有反对过革命，反对过共产党。他要我相信他，他说的全是实话，没有半句虚假。
钢鞭抽打下否认自己是反革命
斗争陈叔时时，他的态度特别“顽固”，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从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小将”们义愤填膺，对他的斗争特别残酷。有一次斗他的时候，让我站着陪斗。“小将”们别出心裁，将讲台布置成斗争台，上面摆着一条四方凳子，凳子上面横放着一个竹扫把，然后命令年逾花甲的陈叔时跪在上面挨斗，不承认就不准起来。陈先生一跪就是两三个小时，痛得他浑身冒汗，出来卷起裤腿一看，膝盖上早已血迹斑斑。但他却忍住了，既未叫喊！也没有呻吟！气得“小将”们挥动钢鞭抽打，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的这种表现，使我感到震惊。震惊之余，心中对他不由得生出了敬意，这真是一条汉子！他已年逾花甲，身子相当单薄，居然能经受住那么残酷的折磨！如果不是亲眼目睹，简直无法相信！
在批斗完了回“牛棚”的路上，我劝他改变态度，承认一些问题，免得皮肉受苦。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可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说：“我承认什么？我从来没有反对过革命，我没有罪。我年轻时就参加革命，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而且参加了CY，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哥哥（指陈布雷）怕我惹祸，曾经将我锁在家里，不让我出去，但我还是想方设法逃了出来，继续参加革命活动。我有什么罪？”
“你总为国民党当过外交官吧！”
“我当外交官是在开始抗日的时候，当时国共两党合作，不少共产党员都进了国民政府工作。我出国是为了争取美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帮助我们抗日，不是为了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就离开了国民政府的外交使团，一有机会就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了。我是爱国的，我有什么罪？难道我携全家回国也有罪吗？也算反革命？”
我睁着两眼望了他一下，无言以对。
陈叔时的确是携全家回国的。他妻子楼韵午就在我们系的资料室工作，我们常常打交道。他的大女儿在我院物理系就读，小女儿在我校附中读初中。
1969年3、4月间，陈叔时和我同时从“牛棚”里放了出来，交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后来我随同革命群众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因年老多病，留在学校里。由于他的历史复杂，态度又是那么“顽固”，所以一直被“挂”着，没有得到“解放”。
临终前嘱托我为他鸣冤
在陈叔时去世的前几天（最多不过一星期），他突然来到我的家里。记得他以前从未到过我家，这是唯一的一次！大概人在临死前总有预感吧！知道他的日子已经不多，所以才来我家找我。他进门时，正好碰上我的小儿子在学着拉小提琴。他站着望了一阵，脸上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笑容，然后说了一句：“拉小提琴好！”
等我支开小孩以后，陈叔时才开口谈他的来意。他说他在我院没有接触过什么人，只对我说过他的一生，只有我同情他，了解他，所以他才来找我。他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帮他说话，为他鸣冤！他说的时候，态度非常诚恳，使我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等到我答应之后他便起身告辞，他在我家呆的时间最多不过一小时。
几天过后，听说陈叔时死了。我感到非常震惊！他是怎么死的，得的什么病，我都不清楚，也没敢去打听。我估计系里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看他。那个时候死人很简单，赶紧火化了事，连个简单的追悼会也没开。不过，他对我的要求，我倒是一直记在心里。但在那时“左”风正盛，简直不可一世，我记着又能怎样？我自己不也是没有平反吗？
妻女遭打击身心受重创
陈叔时先生去世以后，好久都没有平反。他的妻子经不起打击，不久就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不得不回杭州投靠亲朋。他的大女儿受的牵连也很大。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陈叔时大女儿像所有的青年学生一样，积极投身运动，写大字报，搞大批判，外出串连，相当活跃。等到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大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陈叔时被揪出来了，于是她从“半空”中摔了下来，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快就被分配到湘西边远的农村当老师去了。这对一个在国外出生的女孩子来说，打击不谓不大，但她还算坚强，承受住了，没出什么意外。
不久陈叔时大女儿结识了一位解放军干部。两人你来我往，产生了爱情。那青年军官打报告，申请与她结婚，但领导不但不准，还命令他与她断绝来往，说她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父亲的问题很大，是历史反革命。这一消息传来，犹如晴空霹雳，一下子就把她击倒了。她精神完全崩溃，成了疯女！成了“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牺牲品！她现在虽然还活着，还住在他们家住的房子里，但精神一直没能恢复正常。直到现在也没有结婚，我每次一见到她就想起陈叔时先生，就想起他对我的嘱托和要求！心里感到很不安！
陈叔时先生的冤案，一直拖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到彻底平反。学院的院刊专门出了一期特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叙述他革命的一生。我认真读了两遍，内容与陈先生对我所说的没有什么出入。陈先生九泉有知，应该可以感到安慰了。
当然遗憾还是有的，就是他的那个“可以教育好”的女儿的病，至今也没有治好！全国有多少有这样经历的人，恐怕没人去统计，至少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数。但我却敢肯定，不只是陈叔时大女儿一个。
近些年不断有人问及陈叔时先生，并且这些人都说陈先生“了不起”，是个“大好人”。我这才觉得有必要写一篇短文来发表，一则表示我对陈先生的怀念，二来把我所知道的这点点情况告诉关心陈先生的亲朋好友。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离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