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耿飚（1909-2002），湖南省醴陵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曾任红军团长和师、军参谋长，八路军副旅长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部长（兼）等职。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率部参加解放张家口之战及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解放宁夏等战役。他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征善战，智勇双全，战功卓著;在和平时期恪尽职守，呕心沥血，为新中国的外交、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2019年8月26日是耿飚110周年诞辰，本刊特开设专栏，以示纪念。
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向国外派出了20位将军大使。这一批“将军大使”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赢得了所驻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耿飚将军便是其中突出一员。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将军大使们如今大多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独有的魅力与风采却不会消失，那一段将军当大使的时代传奇将永久地流传下去。
中央突然来了调令：去外交部
1950年元旦后的一天上午，通讯员急匆匆地敲开了耿飚的办公室：“报告，耿副司令员！李政委和杨司令员让您马上过去一下。”
“好的。”耿飚正在埋头批阅一份报告，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此时，担任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正忙着新年的工作部署。整个司令部热火朝天，大家都想在新的一年大干一场，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为保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加班加点地工作。
一见面，政委李志民就兴奋地对耿飚说：“老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
“什么？调我去干外交？”耿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反问了一句。因为，自参加红军之日起，20多年来，自己一直是扛枪作战，现在已经打下了革命江山，还是要继续紧握枪杆子，保卫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央会突然来调令。
杨得志从耿飚的表情上，看出了他的心事，便亲切地劝道：
“老耿，你以后还可以经常回兵团走娘家嘛！”
作为老战友，杨得志了解此刻耿飚的心情，他舍不得离开长期一起工作的战友，离不开长期一起浴血战斗、生死与共的十九兵团的广大指战员。
接着，杨得志又说：“枪杆子当然重要，但是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中央挑你，算是挑对了！扳着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适合搞外交。”
杨得志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耿飚还能说什么呢？其实，就是他们不劝说，耿飚也会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对于中央的命令，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另外，我也明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我只是对部队、对战友以及对驻地人民群众，有一种浓郁的依恋之情，因而舍不得离开他们。”晚年在回忆起当初的想法时，耿飚这样说。
春节一过，耿飚便来到了北京，带着妻子赵兰香和两岁的小女儿，一家人临时住进了北京隆福寺附近的华北军区招待所。
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很快，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告诉耿飚，周恩来总理要过来看望他。
“总理这么忙，还专门过来看望我们？”耿飚心里异常兴奋。虽然与周恩来多年未见面了，但周恩来严谨、认真、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令耿飚印象非常深刻。
早在1944年9月，耿飚奉命将一个美军观察组从延安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行前，周恩来向耿飚详细交代了有关情况，就连如何行军都作了周到的安排和布置，谆谆嘱咐犹仍在耳。
“总理，您好！”一见周恩来，耿飚便轻声地叫了一声。
“哦，耿飚同志你来了！”周恩来亲切地问候道。
“这次把你从部队调来，是由于外交工作的需要。”周恩来详细地向耿飚讲述起新中国成立数个月以来外交战线的形势，然后对耿飚说：“把你调来，是准备任命你为驻联合国军事代表。”
“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面对这样的意外任命，耿飚感到惊讶。
“怎么？有点出乎意料？”周恩来听出了耿飚的惊讶之意，便问道，“你知道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吗？”
“不了解！”耿飚回答道，“但我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还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听说，董必武同志曾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名。”
“是啊！”周恩来对耿飚的回答感到满意，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出席联大（即联合国大会的简称）的准备。”周恩来认真地说。
接着，他又问耿飚：“你对这次工作调动，有什么意见？”
耿飚连忙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一窍不通。”
“可以边干边学嘛！”周恩来笑了笑，“再说，抗战时你不是曾经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吗？在北平军调部不是还和美蒋代表在会议桌上打过交道吗？实际上你已经接触过外事工作。这次派你到联合国去，也是考虑到了你的这些经历。”
耿飚心里非常感动。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竟对自己许多年以前的这些细节还记得这么清楚。
但耿飚心里还是不踏实：“可是，我对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开会程序等都不了解，尤其是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还不清楚，那怎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