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北京医院的检查结论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张佐良等马上向有关领导作了口头报告。在汇报北京医院的检查结果时，他们请求在周恩来膀胱癌尚属初期时尽早进行手术治疗。
为了更加慎重地对待北京医院的病理检查结果，吴阶平提议，由北京医院病理科负责主持，迅速召集一次有在京著名病理学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对周恩来的尿液进行再次检查和会诊。与会的协和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和中国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在认真进行病理检验后，进一步确认了周恩来所患的系恶性肿瘤。
5月18日，京沪津三地泌尿科权威和病理学专家在北京进行了一次会诊。这一次会诊，所有专家再一次对周恩来的病情诊断形成一致的意见：确诊为膀胱癌。
此时，周恩来对自己已经患膀胱癌一事，尚不完全清楚。他仍然日理万机，根本不可能进行手术治疗。后来，周恩来在保健医生频繁化验他的尿液时，开始对他的病情有所察觉。
11月11日，中南海门诊部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等人，详细汇报了周恩来自5月份以来的病情变化。12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出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玉泉山电灼手术成功后，周恩来仍无法按医嘱治疗，从而造成膀胱癌再次复发
1973年1月13日清晨6时左右，彻夜工作的周恩来准备上床休息，不料就在他如厕时突然发生了大量尿血。几位专家迅速赶到中南海，吴阶平当即向中央相关领导再次口头汇报，请求尽快批准周恩来的手术报告。经请示，中央政治局同意马上召集各方专家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会诊。几天后，从天津、上海等地邀请的著名专家齐聚中南海，进而组成了后来负责周恩来疾病治疗的专家小组。
由于当时中央尚未批准手术方案，考虑到周恩来的具体情况，医疗小组主张暂且采取中西医相结合的保守疗法。卞志强和张佐良等医护人员在近半年时间里均采用了保守治疗，以维持周恩来紧张而繁忙的日常工作。3月2日，周恩来在西花厅与叶剑英、汪东兴等谈完工作后，也谈到了自己的病情及治疗问题。叶剑英对周恩来的病情发展极为忧虑。此前负责周恩来疾病治疗的吴阶平、卞志强等医生，曾经驱车前往北京西山，把周恩来的血尿试管和化验单等当面交给了叶剑英。
就在叶剑英为周恩来何时做手术焦虑之时，周恩来也在考虑自己何时做手术的问题。而手术前他必须要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尽快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邓小平早在1973年2月22日已经从江西回到了北京。但在如何安排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上，周恩来却遭到江青和张春桥极力反对，最后他只好搬出毛泽东来。周恩来称此次让邓复职的主张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江、张二人这才无话可说。3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上批示：“同意。”当周恩来看到这份文件后，马上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向中央政治局请假两周，同时又委托叶剑英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所有工作都安排好以后，周恩来这才决定尽快进行手术。
在叶剑英的直接关怀和安排下，医疗小组决定在周恩来休假期间对其进行“第一步检查和治疗”。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3月10日傍晚，吴阶平等医疗小组成员把周恩来悄悄转移到北京西山附近的一处住地。叶剑英经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在周恩来治疗期间决定在玉泉山设立一个小型医疗机构。就这样，在北京玉泉山住地开始了周恩来患病以来的第一次小型手术——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治疗。张佐良回忆首次为周恩来医治膀胱癌的情景时说：出于保密考虑，故没有让他住医院。这次膀胱镜检查发现肿瘤比预先设想的情况要好……因而治疗效果非常显著。但是，已经75岁高龄、身患癌症而且持续尿血的周恩来，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两个多月后才去玉泉山治病。可他治疗后只休息了两周左右，便返回西花厅不停地忙碌起来。
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小组为使周恩来彻底摆脱癌症的困扰，曾经作过一系列的术后理疗方案，比如电灼癌患之后需要定期对患处实施药物灌注治疗。然而由于周恩来国务繁忙，有时就连每周两次的灌药也无法坚持。尽管手术效果初期比较理想，但后来的治疗却时断时续，无法及时用药。6月，周恩来只抽空前去玉泉山治疗三次。到了7月，周恩来会见外宾的日程排得满满的，7月4日和7月8日去玉泉山两次：第一次是当夜去玉泉山，不得休息，翌日上午便因事急返城区；第二次前去进行灌药治疗，好不容易在玉泉山休息了两日。
1973年10月底，周恩来的膀胱癌复发。医疗小组多次提醒周恩来，一定要尽快手术。可是，由于周恩来的工作安排并非受医疗小组左右，加之昼夜工作，有时因开会或接见外宾，耽搁了正常的排便时间，故而血尿往往在他的膀胱内凝成了血块，经常发生血块阻碍尿道而长时间无法排尿的困难。由于多次失血，周恩来变得气血大亏，最后医疗小组不得不采取频繁输血的办法来解决他血液的消耗。为解决周恩来日益严重的便血症状，1974年春，医疗小组决定对周恩来进行第二次电灼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