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取随机数字表法选取我院自2012年10月至2014年10月收治的90例妊娠梅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在我院行梅毒血清学检查后确诊，且为孕前未经治疗的患者，同时签署了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权同意书。按照孕期发现及治疗时间分为A组、B组及C组，每组各30例。A组为早孕期<12周，平均孕期为（85±12）周；年龄20～3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53±26）岁；初产妇17例，经产妇13例；产次1～3次，平均产次为（20±06）次；潜伏梅毒16例，一期梅毒12例，二期梅毒2例。B组为中孕期12～27周，平均孕期为（184±17）周；年龄23～37岁，平均年龄为（293±27）岁；初产妇16例，经产妇14例；产次2～4次，平均产次为（26±03）次；潜伏梅毒15例，一期梅毒13例，二期梅毒2例。C组为晚孕期>27周，平均孕期为（339±14）周，年龄23～37岁，平均年龄为（295±29）岁；初产妇18例，经产妇12例；产次1～4次，平均产次为（29±08）次；潜伏梅毒14例，一期梅毒13例，二期梅毒3例。
12方法
检测方法：对三组孕妇及新生儿均给予梅毒抗体检查，其中包括梅毒螺旋体血凝试验等。
新生儿先天性梅毒判断：根据性传播疾病临床治疗指南对新生儿先天性梅毒进行诊断，对于流产与死胎给予血清学检查及胎盘病理检查判断是否为先天性梅毒儿。
治疗方法：于患者两侧臀部行苄星青霉素G（河北华日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140805）治疗，每周1次，每次使用剂量为240U，以3次为1个疗程，连续治疗2个疗程。在治疗期间患者的丈夫同样接受检查治疗，且在治疗期间禁止性生活。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 P<005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三组患者不同孕期治疗妊娠结局对比
A组、B组及C组治疗后足月分娩率分别为8667%、5333%、4667%，早产率分别为1000%、3000%、5333%，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均<005）。见表1。
22妊娠梅毒患者不同疗程治疗后TRUST滴度对比
该组患者共90例中，治疗前TRUST滴度≥1∶8者87例，TRUST滴度<1∶8者3例，妊娠梅毒患者行1个疗程治疗后母体TRUST滴度<1∶8者12例（6000%），母体TRUST滴度≥1∶8者8例（4000%），妊娠梅毒患者行2个疗程治疗后母体TRUST滴度<1∶8者57例（8507%），母体TRUST滴度≥1∶8者6例（890%），组间相比差异显著（P均<005）。妊娠梅毒患者行1个疗程治疗后新生儿TRUST滴度<1∶8者15例（7500%），新生儿TRUST滴度≥1∶8者5例（2500%），妊娠梅毒患者行2个疗程治疗后新生儿TRUST滴度<1∶8者61例（9104%），无1例新生儿TRUST滴度≥1∶8，组间相比差异显著（P均<005）。见表2。
表2妊娠梅毒患者不同疗程治疗后TRUST滴度对比疗程例数母体TRUST滴度<1∶8≥1∶8阴性新生儿TRUST滴度<1∶8≥1∶8阴性1个疗程2012（6000）8（4000）015（7500）5（2500）02个疗程6757（8507）6（896）4（597）61（9104）06（895）注：与B组相比，*P<005；与C组相比，#P<005
23三组患者不同孕期治疗先天梅毒儿发生率对比
A组、B组、C组治疗后先天儿发生率分别为0、667%、4667%，组间相比具有显著差异（P<005）。见表3。
表3三组患者不同孕期治疗先天梅毒儿发生率对比组别例数正常新生儿先天梅毒儿A组3030（3000）0B组3028（9333）2（667）C组3016（5333）14（4667）注：与B组相比，*P<005；与C组相比，#P<005
3讨论
大量临床试验研究证实，梅毒螺旋体可通过胎盘诱发流产、早产、死胎及死产，同时诱发胎传梅毒的发生。有研究报道指出，梅毒可作为诱发不良妊娠结局的首要原因，而目前妊娠孕妇多以潜伏梅毒为主[2]。本次研究中患者共90例，潜伏梅毒共60例，占6667%，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由于潜伏期梅毒无明显临床症状，仅通过常规体检无法对病情给予准确判断，采取血清学检查方可发现，因此，潜伏期梅毒的漏诊率较高，常延误了疾病最佳治疗时期，从而对孕产妇及胎儿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3]。
传统临床工作中认为妊娠早期滋养层中的朗汉斯细胞可对胎儿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可免受梅毒螺旋体感染，在妊娠前18周内并不会发生梅毒的胎传播，但此种结论经过目前大量临床试验研究证实为不正确的[4，5]。近年来的研究认为梅毒的胎传播可发生在不同妊娠时期内，为了预防先天性梅毒儿的出生，多以阻断梅毒的胎传播为主，这就依赖于通过对妊娠早期梅毒患者以及育龄妇女梅毒给予积极的干预治疗[6，7]。有临床研究资料显示，在孕妇早孕时期确诊后给予积极干预治疗可有效降低先天梅毒儿的发生率，但若在中孕期或晚孕期开始治疗的患者，则可见先天梅毒儿的发病率明显增高[8，9]。结合研究结果可见，于孕早期接受梅毒治疗的妊娠结局明显优于中孕期及晚孕期者，与以往研究报道基本一致[10]。为此，我们认为对于妊娠梅毒的治疗干预，掌握正确的时间至关重要，且不同的初始治疗初始时间所产生的妊娠结局各不相同[11，12]。我们认为发生此类情况可能与部分孕妇在孕末期才接受治疗，无法确保宫内胎儿接受充分治疗有关，也有可能是不同时期的妊娠梅毒患者无法完成2个疗程的系统治疗相关，但这仍需要临床工作者进一步行大量实验证实[13]。
目前临床上较为常用的特异性梅毒螺旋抗体血清学检测在早期诊断先天性梅毒儿方面具有重要临床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检测技术在部分医院内尚未开展，未能得到广泛应用，仅给予常规梅毒血清学检测，并不能准确判断血清中的抗体来源于母体或新生儿本身[14]。为此，现多要求妊娠孕妇在每个月内均进行1次梅毒血清反应的检测，并以8次为1个检测周期[15]。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关于妊娠梅毒的相关治疗已制定出合理方案，但发生先天性梅毒儿的情况仍然存在，并以中孕期与晚孕期为主。而通过上述试验我们可知，在妊娠梅毒早期给予积极有效的治疗可明显改善妊娠结局及围产儿的预后情况，在降低先天性梅毒患儿发生率方面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王千秋，张国成.性传播疾病临床诊疗指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5-6.
[2]任旭琦，杨立刚，陈永锋，等.2005至2010年广东省育龄妇女人群二期梅毒及隐性梅毒流行趋势.中国感染控制杂志，2012，11（3）：174-177.
[3]Peeling RW，Ye H. Diagnostic tools for preventing and managingmatemal and congential syphilics：an overview.Bull Word Health Organ，2004，82（6）：439-446.
[4]杨立刚，杨斌.先天梅毒的诊断及治疗.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2010，17（2）：157-159.
[5]杨日东，刘金花，田广南，等.治疗干预对不同妊期潜伏梅毒孕妇新生儿影响的研究.岭南皮肤性病学杂志，2010，17（2）：157-158.
[6]Larkin JA，Lit L，Tongey J，et al.Recognizing and treating syphilis in pregnancy.Medscape Womens Health，2008，3（1）：5-6.
[7]谭小平，刘红桂，熊海燕，等.妊娠期梅毒母婴阻断的干预时机.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08，19（4）：199-202.
[8]李佳玟，李元成，王俐.妊娠梅毒85例临床分析.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06，20（4）：226-227.
[9]周动机，谢慧，张遇娴，等.不同孕期治疗对妊娠梅毒分娩的预后影响.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2013，20（2）：909-910.
[10]黄志明，周佳慧，罗荣华，等.妊娠梅毒在孕28周前后治疗对先天性梅毒及新生儿预后的影响.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2009，25（5）：355-356.
[11]叶光荣，张伟，黄显翔.不同治疗时机对妊娠梅毒的预后影响研究.西南军医，2010，12（6）：1059-1061.
[12]程娟，段红岩，李安信.梅毒流行病学和诊疗现状分析.传染病信息，2012，25（1）：58-60.
[13]黄志明， 周华， 洪福昌， 等. 深圳市宝安区 1999～ 2002年孕妇人群梅毒流行病学分析. 岭南皮肤性病科杂志， 2004， 11 （ 1）： 71- 73
[14]郑义辉.妊娠期梅毒临床结局的相关因素分析及临床诊治.中国医学工程，2014，22（6）：890-891.
[15]刘玉兰.苄星青霉素治疗妊娠期梅毒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12，18（21）：3144-3156.
（收稿日期：2014-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