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函授教育研究

主任黄维廉先生前往担任，去秋圣约翰大学复开，卜校长以圕关系重要，调回黄维廉先生主持。黄先生以母校情切，未及沈先生南来，即辞中央大学之事而回原职。其后中央大学虽曾礼聘戴志骞先生主持，而戴先生又不久升任是校副校长，又其次如爱群女子中小学校圕清心女子中学圄，迄今未得分类编目者，目下虽由余及宋景祁先生分别兼理，但终非长久之计。以外埠而言，北平北海圕，奉天东北大学圕，又同泽中学圄，均需专才。于是乎刘国钧李小缘孔敏中等数位先生或离金陵大学或离清华大学等圕而去矣。是年中央党部宣传部训令海内外各级党部筹设圕，于是圕馆界之范围顿时扩大，而人才荒亦益形剧烈矣。最近青岛大学教授宋春舫先生专程来沪采办图书，并物色圕管理人才，适孔敏中先生南归，本会即拟介绍孔先生应聘青岛大学圕，孰意首都中央政治学校圕亦在物色主管者，孔先生以远毋宁就近，逐罢青岛之行。”

这段有关20年代末的图书馆叙事，反映了当时各地图书馆高速发展所造成的人才短缺现象。以上海为例，据吕绍虞统计1937年淞沪会战前上海有各类图书馆265所，而同期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及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每年的毕业生均为数人到十数人之间，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远至川滇黔桂，近如浙闽湘鄂，每函询本会可有专才介绍。”当时各类临时开设的图书馆学短训班，由于举办多无规律，师资力量无保障，培训时间很短，仅能进行一些基础知识的普及工作，还谈不上系统性、专业性。一些专业课程因学生选修人数过少不能开课，以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其他教育机构合办暑期学校为例，袁同礼等图书馆学家原本预备开课13门，因学生选课过少，最后仅开4门，而且多为学生选修。这类短训班培训质量较差亦是显而易见的。

在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图书馆界对于人才培养渐有统一的认识，认为可以通过“创立图书馆专门学校，在大学添设图书馆系，并资遗留学员生出洋研究及考察。”来培养一个人数较少的精英群体。通过“设立图书馆员速成班，讲习所，暑期学校及在中等学校添加图书馆学课程，添设职业科。”来培养一个以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群体，此即沈祖荣所谓：“为普通一般圄设想，则圄人员，仍应对圕整个工作有所谙习，庶可应付圕中各方面之业务，如俗所谓生，旦，净，丑，末，样样俱能者也。”当时尚未提出设立图书馆学函授学校的建议，直至1936年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上，方有“武昌文华圕学专科学校增设圕学函授部案”提出，但并未见实施。因此陈伯逵于1930年在上海开办图书馆学函授社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1.2办学优势

20世纪20年代正值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创新的初期，图书馆人才还极为稀缺，当时的图书馆学专家如杜定友、胡庆生、沈祖荣、袁同礼、金敏甫、戴志骞、马宗荣等，还只是一个不超过五十人的小群体，且主要分布于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武汉数地。当时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亦只有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上海国民大学图书科及之后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每年的毕业生极为有限，依靠传统方式要在短时期内普及图书馆学教育，造就图书馆学专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而图书馆学函授教学在当时有几大优势，一是受地理限制小，教育质量有相当保障。教材由图书馆学专家统一编撰，学生与学校之间通过邮件往来完成评阅及交流，使分散在各处的学生能得到同等质量的专业教育。然而由于当时邮件远距离寄运缓慢，学生反馈不易，从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学生籍贯来看，尽管报名时学生籍贯有十数省之多，但至毕业时学员主要集中在江浙、安徽、上海等东部省份，30年代中期以后函授学校学生集中于上海周边的情况更加常见，例如第六届毕业者“计王惠亭「黄县」孙蕴璞「黄县一罗三水」过苏民「无锡」吴衢生「浦城」达仲格「南通」郑建安「芜湖」朱培凤「上海」许人济「松江j等九名。”均为上海周边地区学生。可以看出函授教育在当时仍存在着地理的局限性。二是节约经费，便于学员兼职进修。函授学习对于学生以及学校而言都可以节约很大的费用，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学生学费一年仅18元，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图书馆学科一年仅5元，后降至2元。而同期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年的学膳食费及杂费一年就须250元。可见函授教育费用较传统学校教育费用低廉得多，适宜在职图书馆馆员进修，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亦能获得教育机会，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进度，合理安排时间进行学习。三是学习系统性强，函授学校设置有系统的课程体系，较一般图书馆学短期培训要完善的多。函授教育也不完全等同于自修，学校对学生有相应进度要求，避免学生中途放弃。四是授予文凭。函授学校与其他短期图书馆学教育相比较，学生可以获得专业资质认可，毕业时可以获得文凭，在当时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稀缺的时代，图书馆学函授学校的这一优势显得非常重要。

2陈伯逵的图书馆学教学经历

提起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函授教育机构，就不得不简要述及该校创办人陈伯逵先生。陈伯逵（又名陈天鸿）早年曾参与多次图书馆学教育活动，是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学教育家。1925年8月，杜定友在上海国民大学文科创办图书馆学系成立的时候，陈伯逵就作为图书馆学教师身份开始教学工作。“现任教授有杜定友胡朴安二人。助教有孙心磐陈伯逵二人。临时讲师多人。”

1926年陈伯逵又在上海中学高中部讲授实用图书分类法。在1928年上海东方图书馆开办的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班上陈伯逵担任教习，“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上海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为提倡图书馆事业，在该馆开办圖书馆学暑期讲习班，并在上海圖书馆协会内推请孙心磐、沈丹泥（即沈学植）、陈伯逵、宋景祁、陈友松等五君，分别演讲圖书馆学及其他应用学术。自七月九日至八月十八日止，定额四十名，须现在圖书馆服务人员，及大学二年级肄业生。课程为四角号码检字法及实用圖书馆。第一星期上午听讲，下午实习，第二星期起接连五星期全日实习，晚间听讲。”1930年夏又曾第二次开班。1929年又有“中央大学区立上海中学校长郑西谷先生，以图书馆事业日见重要，特在师范科设图书馆学学程，……是项学程闻已聘定陈伯逵先生担任教授云。”这些正规或临时的教育培训活动从时间上来看基本连续，可见陈伯逵自1925年以后趋于专门从事图书馆学教育工作，在当时图书馆界已有较高的知名度。1930年陈伯逵创建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之后主要投身于图书馆学教育事业。

3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及其他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办学概况

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创办于1930年初，最初命名为“上海图书馆协会附设函授学社图书馆行政学系（The Correspondence School of The ShanghaiLibrary Association：Schoo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陈伯逵认为“以各处急需者，无非主管人员或分类员编目员等，概而言之，即圕行政人员，所以先办圕行政学系。”校址设在上海大南门中华路民立中学图书馆，开办至工935年后“迁至小西门薛家桥白漾一街七十六号”，1938年时又迁移至“上海戈登路三六三弄七四号”，1941年时又见地址设于“新阐路甄庆里三十六号”，说明该校曾屡次搬迁。

上海图书馆协会附设函授学社图书馆行政学系于1931年初改名为“上海图书馆学函授社，随后又于1932年初再改名“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本文为行文方便，统称为“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该校招收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程度者，“预定一年为毕业期限，并发给中西文对照毕业证书一纸，备学员应聘时证明学力之用。”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曾因战事中断过一年时间，于1938年10月复课。“去秋因战事暂停，现假戈登路三六三弄七四号继续招男女新生。”1937年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规定“一年发给证书，学习迅速者缩短为半年。”1938年复课以后该校毕业期限则一律改为半年，“学费十八元半年毕业。”

1939年陈伯逵在“上海图书馆事业检讨”一文提到“（在1937年淞沪会战后）犹在挣扎者，为大同大学图书馆，新中国大学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新起奋斗者，为中国流通图书馆，中华业余图书馆，新亚图书馆，进修图书馆，自学图书馆及中华图书馆学函授学校。”说明办学仍在继续，1941年11月18日《申报》又有“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设奖学金”的消息，此后再未见任何报道。笔者查阅档案，见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1931入学学生及1932年毕业学生名单表各一份，其1932年毕业学生名册见表1。

1942年以后该校是否停办，抑或继续经营？笔者认为继续经营的可能性仍旧存在。1943年陈伯逵在其《实用图书馆学讲义》一书末页有“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岁次昭阳协洽春日陈天鸿伯逵识”，说明1943年春他还在对该教材进行整理，文中又有“凡阅本讲义时，遇有未能明了之处，可来函讨论，但须附回件信封与邮票。”字样，说明他仍对图书馆学教学抱有极大兴趣，因此即令该校当时已经停办，可能停办时间亦很接近。当然这只是猜测，未能得到史料的证实，由于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成为沦陷区，图书馆学相关期刊有关上海等沦陷区的报道极少，与1937年以前信息丰富的状态形成鲜明反差，使我们缺失了对沦陷区图书馆事业进行观察的很多资料。

除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开办期限稍为确定以外，其余三所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均只有开始时间而未查知明确的终止时间，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图书馆学科至少开办至1938年，“1938年6月商馆当局扩充函授学校，并修订函授学校章程，在原来各科办学的基础上，改设中学部和大学部，……中学部设国文、日文、英文、算学、自然、史地、图书馆学等七科。”张锦郎文中曾介绍该校“抗战后，随商务印书馆管理处迁往长沙，继续办理。”但之后消息如何，尚未找到相关资料。

其余两所学校存续可能均很短暂，因为在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极少提及函授办学之事。在吕绍虞“图书馆生活的十年”一文里附有一个编者前言，称其“吕先生前任大夏大学图书馆主任兼图书学教授，现任鸿英图书馆主任仍兼大夏大学教授，中华图书馆函授学校校长，为我国图书馆专家。”但吕绍虞在文中仅有半句提及函授办学情况，“二十八年秋再兼大夏图书馆学教授，中华图书馆学函授学校也于此时创办，登报招生，入学者颇为踊跃。”，然后再无下文，其学生查启森在《缅怀恩师吕绍虞先生》一文里甚至未提到此事。在另一位当事人钱亚新的《我的回忆录（9）》中亦未提及上海文化函授学校图书馆学系函授班办学一事。笔者只是在档案《教职员履历表》中找到有关他的介绍：

姓名：钱亚新性别：男年龄：四四籍贯：宜兴学历：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毕业经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职务：圕学科主任所授学科：圕学讲话专任或兼任：专任

可见要么当事人从事函授教学的经历相当短暂，认为不值一书，或者该函授学校开办时间极短，很快草草收场。

4教学情况

4.1师资与讲义特色

陈伯逵在1930年初曾担任上海图书馆协会主席，因此该校最初是以上海图书馆协会函授学社的名义开办的。在《本会函授学社圕行政学系章程>>中附有该校的教员名单，见表2。

这些人多是当时中国图书馆界的著名人物，有着丰富的图书馆实践经验，采用的教材系将各位图书馆学专家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分为12组课程，每组课程内又设若干章节，比如理论组目次中又分“怎样叫圕”“怎么叫圕学”“圕的沿革”“圕和圕学”等章，然后“分订数十小册，发给学员。”1943年陈伯逵出版的《实用图书馆学讲义》很可能是该校历年讲义的总结，该书有几个特点，

一是汇集了多位图书馆学家的研究成果，除他本人撰写了主要部分以外，还收录了冯陈祖怡的“圕之责任与人生”、黄维廉的“著者号码编制法”、“目录片排列法”、金敏甫的“标题目录概述”等文章。在上海图书馆笔者还查到胡卓著《实用图书馆学讲义（编目组要目）》一书，装帧排版风格与陈伯逵所著《实用图书馆学讲义》一致，因此此书应为上海图书馆函授学校教材之一。1937年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增设图书馆学科招收学生，也出版过《图书选择》、《图书编目法》、《图书运用法》等函授教材。

二是教材注意吸收中国学者及西方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各节往往附录相关问题的参考书，比如有关标题目录的参考书籍与论文，方便学有余力的同学自修。

“举要如次：

杜定友：图书目录学。52—60页。

沈祖荣：中文编目之管测。圕学季刊二卷一期。

沈祖荣：中文编目中一个重要问题。圕学季刊三卷一期。

刘国钧：图书目录略说。固学季刊二卷一期。

黄星辉：中文编目之标题。圕学季刊三卷一期。

西文：

Bishop：Practical Handbook of Modern Li-brary Cataloging，1927.pp.115—147.

Cutter：Rules for Dictionary Cataloging，1904，pp.66—80.

Fellow：CatalogingRules，1926，pp.38—54.

Hitcher：Cataloging for Small Libraries，1915，pp.35—54.”

三是文字浅显多用白话文，每章篇幅较短，课后附有思考题，题目多是要求联系实际作答，不做抽象的思考。讲义中将涉及到的图书馆学术语尽量在正文中阐释而很少单列注脚，从而使讲义显得简洁，方便了读者学习。

中华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师资则有吕绍虞、景培元、陈鸿飞等，基本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毕业生。

4.2课程设计及课程内容

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以图书馆工作流程来设置课程，具有明显的职业培养倾向，其典型是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该校课程最初分为10组：理论组、设备组、选择组、订购组、登记组、分类组、编目组、出纳组、参考组、装订组，后又增加法规、广告两组，共计12组，其主干课程即是按工作流程进行编排，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图书馆学科课程设计亦与之类似（表3）。

第二种是按学习内容进行递进式及专门式的课程设计，以培养读者检索利用及图书馆从业人员为目标，其典型是1946年3月成立的上海文化函授学校图书馆学系。内分为一、二、三级课程，第一级课程即初级课程以“为普通学人及图书馆职员对于图书馆学欲得门径，或知其初步的管理方法者而设，共分10回。”称之为“图书馆学讲话”。内容为：开宗明义，建立重心，坚强机构，计划经济，布置环境，征购原理，制备食粮，供应消费，扩张市场，实施教育等。第二级课程即中级课程，图书馆利用法，“为一般民众或从业人员欲利用图书以资进修而设。”说明该校的教学对象还包括读者。第三级课程即高级课程为图书馆学专题研究，“内分行政与设计，经营与管理，推广与辅导三门，为对于图书馆学或图书馆事业欲求深造及发展者而设云。”

“本校用函授方法辅导自学天才养成图书馆主管专员▲高中程度入正科有专门学程十二种A初中程度入预科有高中学程二十八种▲学费低廉可分期付▲半年毕业发给证书介绍出路▲报名即日起不限年岁A细章可附邮二分向上海戈登路三六三弄七四号本校索阅。校长陈伯逵。”

纵观四所函授学校课程内容多是实务类课程，纯理论课很少，亦很少设有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那样的与图书馆学相关的毗邻学科课程，例如金石学、簿记大意、当代史料等，是完全职业化教育或者说应用式的教育模式。

除正规的课程外，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往往还收集图书馆学研究的最新材料，供给学生参考。例如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平日搜集各国图书馆学书报，以备毕业实习时参考，并且“添办学术讲座，每月礼聘著名学者讲演，并以讲词印发各地毕业同学会分会。”作为正式教学的补充，可见虽为函授教学，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对于最新学术动态仍是关注的。

4.3实习与考评

图书馆学函授学校中不少学生在入学前就是图书馆馆员，也有许多学生之前没有图书馆经验，欲通过学习进入图书馆行业。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为此设有实习科目，联系市内的专门图书馆供学员实习，因此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并非完全的通信教学，仍有教师亲授的环节，这可能也是造成外地学生报名较少的原因。

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办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注重理论问题的研究，“毕业学员修业完毕时，须先寄本社论文一篇，俟本社连同平日成绩审查及格后，给予中英文对照证书一纸。”其学校章程第十四条亦规定“毕业，学员修业完毕时，加作论文一篇，俟本校连同平日成绩审查及格后，给予毕业证书。”学校将学员毕业论文结集出版，名为《上海图书馆学函授社学员毕业论文集》。在《上海图书馆协会会报》、《中国图书馆声》等刊物上均发现有学员发表的文章，例如谭祥烈的“巡回圕和通讯圕”，李瑞华的“家庭圕和家庭教育的关系”，朱作孚的“怎样引起阅读兴趣”，方承谟的“最适用的图书分类法与检字法”等不少文章。上海同学会还在《司法日报》上刊登“书声旬刊”，提倡图书馆事业与读书运动，又编著《图书馆服务门径》一书广为发行。这些注重研究的办学方式与同时期的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学传统非常相似。

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对学生的考核主要有平时成绩，论文，实习三种方式。图书馆学函授学校依据学生邮件作答进行考核，对答卷格式有严格要求，甚至要求用专门的纸张。学生学习后回答课后问题，将答案寄回学校评阅，学校评阅后再寄还学生。以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图书馆学科的规定为例：

（一）学者读毕一章之后，即须将本章习题依次作齐，抄于课卷纸上，即行寄与本社评阅，至末章所附试题，亦须如此誊写清楚，方可交卷。

（二）习题或试题题文均须依次照录于答案之前。

（三）每一习题之前，须冠以某种某章习题字样（如《图书分类法第一章习题（一）》是），试题更宜注明其所属种类。

（四）每一习题，短者一纸，长者二纸或三纸，每易一习题，须另易一纸，以醒眉目。

（五）课卷中汉字须用正楷誊写，添注涂改，每页至多不得过三处。

（六）课卷中左边之空白，须逐页填明。住址尤详细。

（七）课卷纸须用本社印就者为限，（此项课卷纸各地商务印书馆均有出售）以归一律。

（八）课卷不照上列规律者，作不合格论，原卷退还。

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图书馆学科是商务印书馆面向馆内外的培训机构，王云五认为图书馆学与出版学相邻近，学习图书馆学有助于业务水平的提高，因此鼓励职工学习。为此对于职工有严格的教育计划，图书馆学函授教育是其职业培训的重要部分，有专门机构负责监督职员进修，“为严密考查各生修学进程并养成其作读书笔记习惯，特规定各人须逐日作读书日记一篇，将当天所读课文之起讫，内容概要及心得等项简明记人笔记簿，于每星期一缴送人事科核阅一次。”其他如中华图书馆学函授学校也明确设有实习环节。

对于学业优秀者，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章程第十五条规定，“奖品学员毕业成绩在九十分以上者，由本校酌赠奖品。”1941年又规定，“本年特设民众教育建设奖学金额一百名，备战后需要，奖学金每名十元，不分性别，凡持有高中毕业证书前往登记者，均可享受。”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图书馆学科对学生考核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对于学业优秀者给予奖励，“毕业学员中成绩最佳之三名，各得奖金数目如下：第一名五十元、第二名三十元、第三名二十元、每年两次，每次共将国币壹百元，又凡参加评奖之学员成绩合于规定标准平均在九十分以上者，所缴学费全数退还。”而该校学生学费每人仅二元，可见该校对于优秀学生的奖励力度很大，对于学业考核非常重视。

5余论

民国时期四所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均设在上海（表3），与上海作为中国最为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心，能为毕业学生创造良好就业机会有密切的关系，也与上海是我国函授教育开展最早的地区，与历史传统有关。1937年以前图书馆学函授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功，“私立上海圕学函授学校成立以来，学员甚为踊跃，学业优良者，均以介绍至各处圃服务，莫不胜任愉快，成绩斐然。”陈伯逵任上海图书馆协会主席时亦常通过决议来推动学生就业。比如1933年时有决议“函请全国各图书馆主管机关尽先聘用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毕业学员。”1934年时又请上海教育局代为推荐学生就业。

但也要看到函授教育存在着一些弱点。首先，由于函授教学完全依靠学生自律学习，学校监督力度很弱，因此对学生个人素质要求较高，不少学生最初自信满满，学习中途由于缺少规律性学习及监督，因各种原因中途辍学或不能完成学业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是传统教学很少出现的状况。以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1931年8月入学学生为例，当届学生共入学75人，一年后按时毕业加上延迟毕业的学生仅14人，毕业率仅18.67%。其次，上海作为函授教育发达的地区，当时各种名目的函授教育机构纷纷建立，其中少数人利用函授教育缺少监督的状况骗取学生钱财，以致学生疑虑重重，不敢贸然求学。有读者（吴衢生之后成为该校第六届学生，笔者注）居然致函上海市政府要求查证，“衢生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八中学将及两载，身充小学校长以。成才陋谬膺重，对于图书管理尚乏专门知识，且欲环境之活动，爰是有意于此校，惟未审查以为防范未来，本着前车以谋两全计，务恳代为查明邮寄回示，勿登报。”上海市政府为此转交教育局处理。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公函字第一七○七号

案奉

市长发下吴衢生函呈一件，为报载上海民立中学图书馆内设有<上海市私立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是否真实，请予查示等由，奉验交教育局查明谨复等因；奉此，相应抄同原函一件，函请查照理为荷！

此致

教育局

附抄原函一件”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以后，图书馆事业受到极大破坏，进而引起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严重萎缩。“泰半图书，散失无存；其有幸免者，或间道西运，或装箱保管。得友邦之维护而无恙者，仅余徐汇图书馆，明复图书馆，鸿英图书馆，海关图书馆，工部局图书馆及震旦大学图书馆。”可见战争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也直接导致了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及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图书科的衰落，而后续开办的两所图书馆学函授学校亦是昙花一现。在钱亚新的回忆录里，像他这样有名望的图书馆学专家，在战时要找到工作亦主要依靠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师长及同门引荐，一般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学生要想谋到一份图书馆工作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与当时著名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相比较，上海四所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学生入学学历程度较低，学期一般以半年至一年为限，所学课程较集中于图书学实务课程或应用课程，而较少发展到图书馆学相关学科，比如语言学、考古学、簿记学等课程，虽也有部分函授学校有实习环节及理论研究的要求，但无论从实习要求及研究深度来看，都不能与前者相比较。在一些内陆省份，一些图书馆也尝试着图书馆学函授教育，并对教育方式进行了一些改进。广西省立民众教育馆通过把讲义公布于报章之上，学员通过阅报来完成学习，然后再通过信件与图书馆进行交流。

总的说来，图书馆学函授学校是当时介乎正规图书馆学教育与地方临时图书馆学教育的一种补充教育方式，以培养图书馆专业职员为目标。函授教育方式虽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其所具备的先天优势在当时为普及图书馆学教育，培养图书馆学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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