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者案：刘体智（1879-1962），字晦之，又作惠之、慧之，安徽庐江人，为晚清重臣刘秉璋之子，室名有“善斋”与“小校经阁”等，是近代上海著名收藏家、银行家、学者。他于甲骨、铜器、书画珍籍咸有涉猎，多能得其精粹。晚年受党和国家的关怀，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馆员。其甲骨旧藏于1953年由文化部收购，并交拨给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打下了该馆馆藏甲骨的基础；青铜重器百余件，1936年底售让给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兵器则捐赠给上海市文管会，现存上海博物馆；其包括宋明善本在内的藏书七万余册，也捐赠给上海市文管会，后转归上海图书馆；古墨古砚则捐献给家乡安徽省博物馆。他的藏书楼小校经阁是近代上海保存完好的唯一私家藏书楼。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刘耋龄先生，是刘体智先生嫡孙。刘耋龄先生继踵乃祖，雅好收藏，多年来不但整理、公布自己的收藏，刊行《和乐堂叢书》，还致力于收集家族文献。他在世纪之交，曾协助其堂兄、香港实业家刘永龄先生委托上海图书馆重印刘体智先生的《善斋吉金录》；近年更拟将所藏、所见刘体智先生收藏事业的相关文献汇为一编，定名为《小校经阁遗芬》，付之梨枣。刘耋龄先生对刘体智先生的回忆，以及《小校经阁遗芬》所收内容，记录了上海近代文化发展的一段历史。
先祖父晦之公，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殁于西元1962年，享年84岁，是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金融家之一，更是著名的大收藏家。今年恰逢祖父140周年冥诞，我也到了85岁，摩挲着历年收集到的与祖父有关的文献资料，不禁回想起他收藏、交游生涯的点点滴滴。
一、祖父与我
先祖父少年颖异，成年后投身金融界，坐到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的位子，称得上是当时上海金融界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孔祥熙到上海召集银行界开会，总要找他，宋子文也惦记着他的业务。不过，自打我们孙辈懂事起，他早已退居林下，专以吉金甲骨、书籍字画为娱，很少跟孙辈谈起那些过往。只有当我们多年以后，在上海图书馆见到他早年写给盛宣怀的呈文，才得以遥想祖父年轻时的抱负。
耋龄幼年失怙，得先祖父庇荫，长养在小校经阁花园洋房中，乃能成人。那时候祖父已经六十来岁，从金融业急流勇退，但仍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核心。他的生活很有规律，公务之余，定期和老朋友们轮流聚餐，逛古董店，在家里鉴赏古玩书画，就是他退休后到70岁前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在家的时候，每天清晨即起，早饭一般吃两三碗稀饭，配六个菜，其中泡菜、花生酱总是必备的，他幼年曾随侍先曾祖文庄公总督四川，爱吃泡菜或许就是那时候形成的习惯。他还吃一种庐江甜点叫小红头，据说是淮军创制的，逢年过节，家里就请厨师来做。70岁后，他就极少再吃晚饭了，最多仅喝一点粥汤。他注重养生，每日做早操，重视西医。服饰上却常着中装，很少穿西装，也许是中装舒服的缘故，夏天他偶尔也会在家里打赤膊。他有吸鼻烟的习惯，鼻烟统统装在大瓶子，隔些天倒一点到小鼻烟壶，吸时再倒进一个象牙碟子里面，放在书桌上。每个鼻烟壶他都配有精美的小袋子。他每日饮茶量很大，对绿茶要求较高。此外他还喜欢吃点糖，我们小孩子特别爱找他要水果糖吃。
祖父喜欢花，尤爱兰花和茶花。他在小校经阁前的园子里摆了很多花架，上置高档紫砂花盆，并专门雇了花匠栽培，当花期时常请亲朋好友们来一同欣赏，其中一位我都能记得他的大名，叫丁乃扬，是浙江湖州人，曾经作过顺天府（京兆）尹，是我十九叔刘子长的岳父。我现在还能记起祖父从居住的二楼下来，弄弄花，再到客厅里去整理藏品的样子。
那时我家家境还算殷实，除花匠外，还聘有厨师，中西餐都可以做，饭厅也是中西合璧，中式餐厅内挂了五张大画，有清代四王的山水和恽寿平的花卉。一到秋天，祖父讲究赏菊食蟹，食蟹前一定要我们好好把手洗干净。有段时间甚至还请了个白俄作保镖，枪保管在我们家里，每天来上班再领取。这是为了安全。我家以前住在爱而近路，就是现在安庆路，是李经方的房子。建住宅和小校经阁，也受“一·二八”事变波及，等日军撤退、事态稍稍平息之后，才建好搬入。有一次我问祖父为何住在公共租界，不住法租界，他告我说是公共租界管理严格，安全。小校经阁东西两边各有一座美国兵营，治安的确相对好一些。而他内心其实非常反感帝国主义，这可能和他的早年经历有关，闹八国联军的时候，他刚好在北京。
先祖父虽然在清朝和民国都做过事，但因为我曾祖是晚清重臣、封疆大吏，所以他始终怀念过去。他常常提起“前清”，常常提起我曾祖“文庄公”，还会批评有些事真是“一点王法都没有了”。他对仆佣约束很严，有些人家下人经常聚在一起叉麻将，这种情况在我们家里是见不到的。但他从不体罚孙辈，只是平常闲谈之间，偶尔给我们以伦理道德的熏陶，比如教导我们小孩子见了长辈要有称呼要主动问候，平辈之间也不能直接叫名字，等等。虽然祖父讲究饮食，尤其每逢祖宗生日、祭日做祭祀的时候，饭菜就特别丰富，但他教育我们吃饭要有个样子，教我们不能剩一粒米。当然，他并不古板守旧。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小时候至少上了十年私塾，教师就是和我们家关系密切的朱孔彰，他还跟李鸿章的儿子一起念过书，旧学功底扎实。他英文也很好，可以和医生交流。他是相信西医的。印象中，先祖父几乎每天都要写作，如果无事，早饭后就端坐书房，从事写作，少说也要有七八个小时的辰光。他的文字学素养颇高，这和收藏甲骨、青铜器有关；他还对元史有兴趣，晚年写过有关蒙古的书。可惜我本人是学航空发动机专业的，年轻时也没有考虑太多，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复述先祖父的学问了。
我们家人口众多，虽谈不上家大业大，但早些年还是有些积蓄的。不过，祖父他只是银行高级职员，不像我外祖父的祖父周扶九那样自己就是大盐商，拥有大量现金，所以祖父要搞收藏还是不容易，就算吃饭过活，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家庭来说，也绝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轻松。几十年家里人花销如流水，总难免有支绌的时候。家里面自然也有时会把祖父收藏的文玩书画拿去换钱，记得1948年有一次卖过赵孟頫的画，上面有好多题跋，再加上几张别的画，换了一些黄金，这样就稍稍缓解家中的困窘。到了1949年以后，生活境况就更不比从前了。不过祖父他并不曾亏待过我们孩子们。1953年，我去北航上大学，他每月寄给我15元。当时学校伙食费一月需花费10元，我还能留下5元零用。后来经济情况不好，汇款减半，也一直资助我到毕业。1959年我回到上海，那时我还没结婚，祖父早从小校经阁那里搬出来了，先到淮中大楼，后来搬到延安西路卫乐园，再迁至太原路数家共住的花园洋房，赁屋而居，是底楼一个客厅和一个凉台间。我去看望他时，他说，他想跟我一起住。怎么可能呢！条件不允许啊！而今耋龄早已过了祖父当时的年纪，回想起这些往事，未免神伤。俗话说，家有一老，是为一宝。我想念他。
二、祖父的收藏是刘氏一族收藏的高峰
祖父收藏规模宏阔，品种丰富，甲骨、铜器、书画、瓷器、善本、砚台、古墨、鼻烟壶这些方面，他都有涉猎。他在世之日，许多人都恭维他的收藏。而在我们后人看来，先祖父对收藏的痴迷与开放心态更为重要。
我曾祖文庄公薄有家产，但在分家之际，先祖父独钟情于书。藏书本非祖父最重要的收藏，但他为此耗费的心力一点也不少。我家有三间书房，一间大书房靠近底楼东客厅，另外两间在二楼，一间在他的卧室旁，其中装有像一座桥似的书架连接卧室，很高级的。他曾发愿将《四库全书》重编一过，收齐《存目》著录之书，补完删改，是以小校经阁很长时间都聘有钞书、校书之人，积书多达500箱。此役虽未克完成，他的胆识与魄力却受到文献学者的交口称赞。他主持中国实业银行业务的时候，职事鞅掌，但他总不忘乘公务之便充实自己的收藏，并与藏友多所交流。至德周氏与我家是亲戚，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容庚教授通过他们与我祖父结识，两人交好将近三十年，既互通有无，也切磋学问。早期祖父实力雄厚，自然给容庚的帮助也就多些，后来则是容庚通过他自己的人脉，尽量帮我祖父渡过难关。此外像郭沫若、徐中舒、商承祚、唐兰、胡厚宣、陈梦家等大学者，无论最初识与不识，祖父都给予他们无私的帮助。先祖父绝无一般藏家深闭固拒、秘不示人的陋习，他提供给郭沫若的资料，奠定了后者在甲骨学史上的地位，他几乎是有求必应般送出的《善斋吉金录》《小校经阁金文拓本》，方便了学者与学术机构的科研活动。那些获赠者对此自然是十分感激，我就曾见过一张我们上海文史馆第二任馆长江庸先生收到赠书后，由尹石公先生转来的收条。
祖父主要不是靠收藏赚钱，他又曾对我说过“天下无处不是财”的话。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收集来的藏品总不会让你吃亏，汲汲于金钱，反倒容易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在我的《刘耋龄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中曾提到过他回购自己在火车上遗失的书画的事情，他对此类事往往一笑了之。尤其涉及学术者，即便是藏品买卖，祖父也不为谋利，将所藏铜器转让给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那次就可为明证，傅斯年说祖父是痛快人，应当是发自肺腑的。
祖父不主张将一己之收藏囿于秘室，极愿公之于众，嘉惠士林。他的藏品不但无偿公开给学者研究使用，更投入人力、财力，先后摹拓编印《善斋吉金录》二十八册、《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十八册（2016年中华书局再版），成书行世。已经大体编就而未及行世的更多，如《善斋玺印录》《善斋墨本录》《远碧楼经籍目》等。《善斋吉金录》和《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二书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他几乎是有求必应，送给需要的学者，近年来也都有了重印本，可见其价值不凡，影响不衰。
祖父的藏品大都及身而散了。他收藏的甲骨，售归国家，全部运京，由文化部交拨给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国图的工作人员通过朋友让我了解到几份当年档案的内容。1953年秋天，祖父旧藏甲骨运抵北京，文化部的《庐江刘氏善斋藏甲骨清册》说
今由社管局借上海刘体智旧藏甲骨计壹佰伍拾木盒。
①由第一盒到一百三十一盒内甲骨，计二一六七六片（原目误作二一七一七片）。
②由第百卅二盒到一百四十七盒内甲骨六四三八片（原目录误作六三八〇片）。
③由第一百四十六到一百五十盒内甲骨二百五十七片（原目误作二百五十五片）。
④九十盒至一百卅二盒之间无号无拓之片、经提出之片，计廿六片。
以上四宗计装壹佰伍拾木盒，共甲骨贰万捌仟三佰玖拾柒片。（原开目作二八三五二片，重点多四十五片）。
此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开始点交，至十月十日点交完毕。
经手人社管局罗福颐，考古所陈公柔、周永珍。
罗福颐是罗振玉的儿子，陈、周二人都是考古专家。1958年甲骨送到国家图书馆，又有记录说：
以上甲骨计壹百伍拾木盒（附红木盒座十二个），共计贰万捌仟肆佰肆拾柒片，拓本目录拾捌册。内计疑伪者三片，伪品二二五片，已断折八片，剥蚀、折失、损字等十四片，无字者七片，有拓本未见原骨者十三片，甲骨与拓本不符者十八片。
又此批甲骨在一九五三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三月底拨交时止，因保管不善，大部分因潮湿，骨面生出白霜和形如小米的灰白霉点，红木盒和红木盒座开胶、折腿、盒散，小布盒部分发霉等情况。又盒内附空布小盒二个，另第二盒大肩胛骨改装布盒内。
又此次系实物与原始拓本对照清点，总数二万八千四百四十七片，比考古所点收时之二万八千三百九十七片实多五十片。
可见，当时国家为了妥善安置这批甲骨，的确是投入了不少精力。先祖父旧藏甲骨28447片，数量十分巨大，即便到现在还占国图所藏甲骨數量的80%之多。
祖父的其他藏品，青铜器除有部分售卖出国以外，绝大多数还在国内，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庋藏最多，其他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广州博物馆可能也有一些。藏书珍本，为了维持生活，祖父在1940年代曾经让予“文献保存同志会”，现在应该分藏在几个公共图书馆内，而大部分藏书，则在1951年无偿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现存上海图书馆。他所藏部分书画，也给了上海市文管会。有一批古墨古砚，连同反映我曾祖镇海大捷的《甲申浙东海防图》都捐到了老家的安徽省博物馆。至于其他一些书画、瓷器，则被祖父赠送给亲戚朋友赏玩。他凭一己之力，辛辛苦苦建立起一座收藏宝库，也在有生之年将这些文物交到了值得托付的人手中。
先祖父没有把他的众多藏品留给子孙，然而他对收藏的喜爱却无形中遗传到我身上。想当年的小校经阁，藏着500个箱子，内有书籍10万册，甲骨分藏在150只红木盒中，有些还附有木盒座，铜器、瓷器、字画随处可见，俱极精美，连我家吃饭的餐具，也有不少印着“乾隆年制”的字样。我1938年到1951年都随祖父住在小校经阁所属的花园洋房里，儿时在这儿度过的美好时光，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认识到，收藏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所谓收藏家，只不过是暂时保存了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物，有义务、有责任为这些珍宝找一个好归宿。
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渐渐有了起色，我开始从鸟食缸、象棋和砚滴等小件入手，日积月累，收藏范围逐渐扩展到包括景泰蓝、漆器、瓷器、玉器、佛像、朝珠、竹木雕、鼻烟壶、古旧家具在内的几大类，以至于有专家误以为我这些藏品是得自祖上所传。其实，这些收藏是远远不能跟祖父的藏品相提并论的。在我们家族的收藏史上，如果能附先祖父骥尾以传，耋龄就喜不自禁了。
祖父在藏品散失以前，编就了《善斋吉金录》等书，至今仍深受学术界称誉。近些年我也效仿祖父，努力将自己的藏品编书出版，供社会利用，主编有《和乐堂丛书》，业经出版多种，分别是《和乐堂景泰蓝藏品鉴赏》《和乐堂明清鸟食罐藏品鉴赏》《和乐堂珠山八友藏品鉴赏》《和乐堂明清漆器藏品鉴赏》和《和乐堂宋元明清瓷器鉴赏》。以上这些书，连同正在编纂的《小校经阁遗芬》，都投入了我的精力、财力和心血，谨供收藏界、学术界参考。2010年，我把一尊高达1.63米的清乾隆年款鼎式香炉捐献给我工作过的学校上海第二工业大学，2014年，我又把收藏品中唯一的一件黄颜色景泰蓝单面座屏捐赠给了上海市文史馆。我作为文史馆馆员，对此感到很光荣。
世上没有任何一家收藏能由子孙永远秘藏下去。我现年85岁，体弱多病。我这些藏品也确实来之不易，其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历史。在有生之年，我还想为弘扬祖国的优秀历史文化多做些贡献。今后，我还要将重要收藏品分门别类，如唐以前的石雕佛像、唐卡、内画鼻烟壶、料器、象棋等，请我志同道合的朋友摄影、编辑、出版，供广大爱好者赏析。古往今来，收藏者的文物总有一天会分散。趁着这些敝帚自珍的藏品还在我手中，将它们整理成书，这也是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步。耋龄不肖，谨愿以此来仰报先祖父育我教我之恩情于万一。
三、整理祖父及其友朋手泽是我的福分
我陆陆续续搜集到别人写给先祖父的信札、收据和有关档案，大约是1981年到1995年之间的事。这些东西，原本应该在祖父身边，他故去后，零落流出，不成系统。先祖父交游颇广，书信往来理当不少。书信从前不算作文物，未加珍藏。如今我能见到，很不容易的，有的真是托了人才辗转获得。这些年，祖父原来的藏品也颇有出现在国内外各大拍卖会场的记录，如天黾父乙角、徐王鼎曾现身于2014年的苏富比春拍，其他像拓片、书籍就更多了，造假者也不时滥竽其中。可惜条件所限，我已无力分辨、收购这些小校经阁旧物了。
至于手上这些与祖父有关的文献，我每一翻阅，就不停地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回到从前伴随在他身边的日子。祖父的收藏史以及有些家事，无疑是少年时的我所不了解的，他也不会跟我们讲，但文献所述与我之所闻能够相互印证，是没有问题的。此批文献蕴含许多学术文化信息，最显著的就是为研究几位近代著名人物提供了新材料，尤其是在他们与先祖父的交往方面。最近看到一本《容庚杂著集》，其中已发表的容庚书札占据了67页的篇幅，而容庚给我祖父的信的录文就有23页之多，超过1/3，足见其份量之大。其中有些内容，对了解当时那个社会是很有些帮助的。
比如有一封1931年祖父写给容庚的信说：
往者笔墨往还，借吐殷勤之意，此次文从跋涉，枉驾见临，班荆把臂，结契莫名，嗜古拂埃，娓谈不倦，正惭接茵设醴，款待多不周耳。比想元旋以来，精力所萃，搜罗弥勤，渊雅襟期，定多韵事为颂！兹附上拓就墨本十二纸，繇邮寄呈，伏希貦存。秋风动竹，残暑犹威，敬候履綦不宣。
这一年8月间，容庚、徐中舒、商承祚等人来到上海参观祖父收藏的青铜器，祖父热情款待了他们。徐中舒在《氏编钟图释》这部学术著作的引言里记载得很详细：“庐江刘晦之（体智）先生于中国书籍、碑拓、古器物、鉴别甚精，而力复能致之。最近中州出土之铜器，时有所闻，估人率舆至上海求售。晦之先生居上海既久，其文字精好者多归之，故所藏铜器之富，较之《善斋吉金录》所著录者，犹或过之。而书籍及碑拓亦称是。二十年秋，余偕友人容希白（庚）先生由平来沪。……时友人商锡永（承祚）先生亦由京来沪，至是并以希白之介，得徧观善斋所藏，善斋，晦之先生所居也。计余等留沪凡二十余日，每日往善斋督促工人摄制照片。晦之先生款待良殷，先生诸郎子文、子长、子容等并相佐助，意尤可感。最后获见氏编钟，盖善斋新得之物，估人修饰犹未竣工，锈蚀斑然。以余等行将离沪，故由估人处暂时取来一观也。余等此行，既获遍观善斋铜器，晦之先生复以所藏铜器全形拓片，举其全份以赠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馆及余等三人。兹当此书付印之时，并书于此，以志感谢之忱。”可见祖父对这些学者是很照顾的，他把他的收藏无私地公开给他们进行研究。但是他在給容庚的信里还是很谦虚很客气，自谦“款待多不周”，又继续寄赠珍贵的青铜器铭文拓片给他们。
先祖父与容庚的交往，一直持续到1949年后。1955年10月，容庚去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道经上海，又来我家参观，受到了祖父与我十八叔刘函生的热情接待。回到广州后，他写了封感谢信给祖父：
此次旅行至沪，蒙贤乔梓殷勤招待，永矢弗忘。弟于尊藏，以为年号镜虽有一二模糊，多属精品难得。书画则以所见宋元作品少，未敢质言；明清作品多，可供选择。俟开会时，当以所知向张馆长推荐，如何再以奉闻。弟初归来，诸事待理，匆匆敬颂著安。函生夫妇并此致谢。
古镜也是祖父的重要收藏，尤其其中铸有年号者更为珍贵，1935年第17期《燕京学报》就登载容庚的妹妹容瑗女史对《善斋吉金录》所收古镜的评价，说：“镜自秦至明。其中有年号者三十三面，足与徐氏小檀栾室所藏三十六面相埒，而以司马昭平淮南镜为巨擘。”徐氏指南陵徐乃昌，他与祖父是当时藏镜最多的两个人。民国时候，日本人屡次求看这些珍贵的古镜，祖父均拒未允。但对于国内的学者老友如容庚，他是完全开放的。他不但请容庚欣赏藏画，还送了他很多画。
对待容庚如此，对他人也一样。1951年陈梦家向祖父索要《善斋吉金录》《善斋玺印录》和《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供研究用，祖父就送给了他，其中前两书先寄到，《小校经阁金文拓本》最后寄到，陈梦家遂写信申谢：
《小校经阁》已到，感谢感谢。此次森老携吕不韦戈北来，即加入太和殿中展览，生色不少，观者赞羡不已。兹因老友赵万里兄南下之便，烦其到府致候。斐云兄版本之学海内第一，倘有可观者，至盼老先生多赐机缘。
承赐泾茶已用其半，极好极好。
祖父不但送给他书，还寄了茶叶给他，足见祖父待人接物周到之极。信中提到“吕不韦戈”，又称五年相邦吕不韦戟，是秦始皇那时候的兵器，祖父藏有两件，很珍贵的。1951年，北京举办“伟大的祖国古代艺术展览”，当时徐森玉先生特地把吕不韦戈带到北京去借展。后来，“吕不韦戈”连同其他87件兵器，都由祖父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目前应保存在上海博物馆。为此，徐森玉先生和文管会分别给祖父写了两份收据。陈梦家还提到赵万里想到祖父这里参观。其实，早在1931年容庚、徐中舒、商承祚参观小校经阁那一次，赵万里本来也计划一同前来的，只是他临时改变了行程，去了宁波天一阁。不管怎样，我想，祖父与容庚、陈梦家几位的这种友谊，可以算作近代收藏家与学者良好关系的一个典型吧？而且，那些学者多数都和祖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其中，容庚与祖父的交谊长达三十年，他不但曾帮祖父寻医问药，还在祖父生活窘迫之际，驰书郭沫若求援，因为当时郭沫若地位很高嘛，他早年的成名巨著《殷契萃编》就是利用了祖父的甲骨资料才写出来的，算是受惠于祖父。后来，郭沫若特致信上海市有关领导，乃荐先祖父入文史馆，這是祖父的晚年乐事。
对我家来说，透过这批资料，可知先祖父非常重视子孙的教育。内战时期，他曾有迁居岭南之想，我看容庚给先祖父的覆信中，提到他当时服务的岭南大学“有附属小学，童稚上学亦便”，那么一定是先祖父的去信中对此有所探询了。那时候我已读中学，他还牵挂着弟弟妹妹们的上学问题。我把这些记载拿给兄弟姐妹们看，他们也很感动。我的子女中，现在没有搞收藏和文史研究的，我希望他们能理解这些事、记住这些事，不坠家风，就太好了。
由于年代久远，这批文献又较为零散，所以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容易解读。比如有一封某年3月28日的信，容庚讲“广州时有空袭警报，断绝行人，敝校隔江相望，尚无危险，故家多坐食之人，处此时代，零落无可讳言。吾辈当刻苦自励，赞助政府，以求早日更生，逃避断非办法，尊意云何？”有一本《容庚传》认为这封信写于1949年。可是那时候广州还没解放，所谓“空袭”，难道是人民解放军轰炸广州？所谓“政府”，难道是国民党政府？其实这封信写于1950年，所谓“空袭警报”是当时盘踞在海南岛的国民党薛岳的军队对广州的大肆狂轰滥炸。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那时候也在广州，他有一首诗《庚寅元夕用东坡韵》，云：“明月满床思旧节，惊雷破柱报新年（是夕有空袭）。鱼龙寂寞江城暗，知否姮娥换纪元。”写的也是这次空袭。那么这里的“政府”，其实就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赞助政府，以求早日更生”，是容庚和祖父两位老友彼此勉励，努力迎接新社会的进步举动。假如把这封信的年代定在1949年，那味道就全变了。
当然了，其他更深刻的蕴意，可留待有关专家去解读。
我现在能见到的祖父手泽和朋友间的来往书信就是这些，本来应该更多，架不住遗失散出的也多。祖父曾给我看过郭沫若的来信，我记得十分真切，可是现在只剩下信封。我一开始担心这批资料稍嫌零散琐碎，再想到倘若不及时整理公布手上的文献，万一再次失散，我又该如何面对祖宗亲戚。遂决意整理。文史馆的领导听说此事，以我家祖孙多人入选文史馆馆员，且这些资料的内容对研究近代上海文化史很有价值，故而十分重视，给了我很多鼓励。先祖父在他那一辈刘家人中，算是长寿的，而我的平辈兄弟中，现在大概有一半都走了，老同学走了1/4，还有1/4也不能出来走动了。耋龄尚托残躯在人间，盖有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