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先秦档案史研究主要论文的分析，对研究状况进行述评。
1 资料统计分析
1.1 资料统计。主要依据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第五版）》确定的10种档案学核心期刊，通过中国知网和中国期刊网中的文献来源进行检索，获得近1000个结果，经过筛选，从中剔除不相关的内容，共得到相关研究成果120条。通过研究其年度分布情况可见，1980年以来，先秦档案史的研究是呈波浪型发展的。2000年的论文数量达到了20年来的第一个高峰，尽管在其后几年略有下降，但到2007年又达到了第二个高峰。
由发表期刊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发表的论文占总数的40%多，可见，对先秦档案史研究的重视。《档案管理》、《兰台世界》、《档案》三家刊物也发表了10篇以上的文章。
1.2 著者分析。据统计，在120篇论文中，共有92名作者，其中，第一作者为78位。如果以全部作者总数92位来计算，则每位作者平均发表论文1.30篇。若只以第一作者78位来统计，则每位作者平均发表论文为1.54篇。发表文章3篇以上者共有4人，发表文章2篇者8人。发表文章数最多的是辽宁大学赵彦昌副教授(7篇)和辽宁大学丁海斌教授(5篇)。在发表2篇以上文章的12位作者中，只有辽宁大学的丁海斌和赵彦昌、郑州大学的王星光和王金玉（已故）、中国人民大学的董俭等是专职的档案史专家。
1.3 主题分布。档案界关于先秦档案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殷墟甲骨”的性质、价值及意义，《周礼》中的“天府”与西周天府的性质及地位以及先秦著作，例如《尚书》、《周礼》等与档案的关系和先秦史官等方面。研究主要采用历史文献法，部分采用考古成果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法。
2 先秦档案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2.1 中国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研究。研究古代档案史绕不开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这个基本问题。史学界及档案学界普遍认为，“结绳记事”即是中国最早的档案活动，是中国档案工作的萌芽。在历史记载中，“结绳记事”是古代中国人民为了横向或纵向传递信息及记录信息而采用的一种“记忆”方法。在有文字之前，原始人要把同自然斗争中积累的经验保留下来传至后世，只有“以口相授，代代相传”，所谓“十口相传为史”。当然，“口耳相传”是很容易失真的，且由于原始人的自然崇拜，远古传说中掺杂着很多神话，但毕竟也有其历史的内涵和要素，“可谓为不文之史”。“结绳记事”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原始记事方法。战国时代学者的著作记载和文字的产生演变证明，我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这个时代。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上古传说中的结绳、图画等记事物就是档案的起源，“结绳记事”、“刻契”等即是早期处于萌芽状态的原始档案工作。
陈贤华认为，档案是人类“文明时代”的产物，结绳记事等原始记事方式形成的实物不是档案，“严格意义上的档案，是以文字用于记录文献为前提条件的”。周雪恒认为，“国家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应是档案产生之时”。周雪恒指出，档案的起源与形成是两个概念，如同文字的起源与形成一样，文字起源于图画或其他原始记事，但图画与原始记事并非文字。档案起源于原始记事，但原始记事并非档案。这样，学界容易混淆的“档案的起源与形成”的新认识就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既然档案的产生是以文字的产生为前提条件，即档案的产生是和有体系文字的产生相一致的，那档案工作起源于人们的图画或其他原始记事时期，形成于有体系文字的产生时期也就顺理成章。
2.2 殷墟甲骨档案的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是100年前出土于殷墟遗址的甲骨文字。经考古学家研究后认定，它是我国殷商时期王家卜官在巫术、占卜术活动中形成的，刻写在龟甲、兽骨上并集中收藏予以保存的古代记事载体。但是，这种卜事记载已经超出了占卜记事的范围，它不仅是占卜之辞，而且是当时史实的直接记录，具有了明显的书史性质。所以，考古学家陈梦家曾明确指出，这些卜辞可以看做是政事决定的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甲骨文是商代的档案，已为档案学界普遍认同。
张国硕的《甲骨文在商代非档案说》（以下简称“非档案说”）向甲骨档案说提出了挑战，否定了甲骨学、档案学界几十年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由此产生了关于“甲骨文到底是否档案”的论战。任汉中也认为，甲骨文是商代“王家档案”的说法是错误的，其观点和依据与张文颇为相似。
随即，倪道善发表了《<甲骨文在商代非档案说>质疑》一文，针对张国硕先生的“非档案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倪文认为，首先，张文“非档案说”对档案定义及属性的理解不是整体的、全面的；其次，张文论据中提出的“甲骨档案非有意保存”和甲骨文不具备查考利用价值是不正确的，张文研究问题存在绝对化和概念化，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随后，张国硕又发表了《再论甲骨文在商代非档案说》（《档案学研究》2002年第3期），针对倪文的论据进行了反驳，依然坚持“非档案说”。同时，张翠华也对张文“非档案说”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两种观点及其支持者都有自己的理由，相信对该问题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2.3 西周天府及其档案管理工作的研究。天府为西周王室档案库，古者尊祖为“天”，“府”“库”相通，是谓“天府”。有关“天府”记载始见于《大戴礼记.少闲》篇，殷武丁时开先祖之府，国家典制及官府档案均藏其内，制有禁令，以禁守不得妄入。西周宗法制度逐渐完备，宗庙设置与收藏更趋完善，于“春官”下设“天府”。天府库藏在春秋时期数百年动乱中，遭到巨大损失。公元前256年，东周灭，天府遂亡。
档案界对于“中国最早的档案机构出现于何时”这一重大问题，有截然不同两种态度。一部分学者认为，“天府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在西周时期，档案种类、数量增多，档案业务较商朝复杂，因而设立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天府。
以安徽师范大学张树文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根据目前的史料，我们虽然无法断定中国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出现于何时，但可以断定，西周的天府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因为从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档案的保管情况看，最迟在商代中期以前，朝廷已经有了专门管理甲骨档案的机构。至于在此之前的商代前期甚至夏代，是否曾经出现过其他中央档案管理机构，由于目前尚无确切的出土文物可资考证，尚不能作出确切的判断。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最迟在商代中期以前即已出现是可以肯定的。
“天府”究竟是档案官员的名称还是档案馆的名称，迄今档案界的观点仍不一致。周雪恒、刘国能等在其论著中就曾指出，天府是西周的档案保管机构，他们或直接认为西周存放档案的处所为“天府”或认为西周保存档案的处所是“宗庙”，但又将“宗庙”完全等同于“天府”。而以赵彦昌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天府”是周王室保管档案文献的最高官员。丁海斌在评述2007年之前档案、图书、秘书界关于“天府”研究的各种观点之后认为，《周礼》中的“天府”是官名；《周礼》中的“天府”作为基层部门的首脑名，也代表一个职能机构；保藏重要档案是《周礼》中“天府”的重要职责，并对西周“天府”是否存在表示质疑；“天府”在先秦后被作为藏物处所的名称。
2.4 先秦史官的研究。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史官建置及史官职能，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和史学发展的基础，也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应有的特点和规律。史官是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其产生初期与“巫”、“祝”等神职人员密不可分，甚至合而为一。作为中国先秦时期的一批贵族知识分子，他们隶属于政府,职掌事务相当广泛，常身兼数职。早期的很多史官都是兼管中央王朝档案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奠基人”和“铺路者”,功不可没。但其政治地位随王室职能扩大和事务分工专业化逐渐衰落。
3 先秦档案史研究的主要脉络
先秦档案史研究的主要脉络，可以大致归纳如下：①以档案工作及其管理制度为主线。在先秦时期，图书、档案都是官方机密，是不公开的，例如，西周的天府即是集图书、档案管理于一体。②以史官和文化传承为主线。在古代，档案是国家的高度机密，有机会一窥官藏图书档案者大多担任着重要行政职务。先秦史官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因此，很多学者从中国政治及官员和文化传播这个脉络研究档案史的发展演变。③以文献记载和实际存在的档案机构为主线。档案机构在档案事业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很多作者从档案机构着手研究先秦档案史。以《周礼》记载的天府和实际可能存在的周朝的天府为主要突破点，学者们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④以档案载体及其内容为主线。主要以商代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为对象来研究先秦时期档案事业的发展。⑤以考古成果和文化演进为主线。许多学者以考古资料和文化演进为主线，纵向研究档案史的发展。
4 对近几年先秦档案史研究的看法
近几年，先秦档案史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研究内容广泛，资料详尽扎实，体现了研究的丰富性与严谨性；②研究方法多样，不拘一格，体现了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③研究态度客观，依据史实，体现了研究的客观性与可靠性；④张国硕的甲骨文“非档案说”为先秦档案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其中的不足之处，主要有：①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研究群体，研究力量相对薄弱；②对档案史基础理论的研究重视不够，只是个别学者偶尔涉猎一下，研究还处于较低的水平；③有些研究内容只是史实的罗列，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对当代档案事业缺少借鉴、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来稿日期：2012-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