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具有视角新颖、理论性强、视野开阔等特点，其独特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构建有力地拓展了数字档案馆的研究空间，改进了对数字档案馆的认识，为数字档案馆研究提供了新的进路。
关键词：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生态学
2014年4月，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金波教授等人所著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以下称《研究》）一书经学习出版社出版。该书将生态学知识与数字档案馆研究相结合，在回顾数字档案馆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全方位探讨，为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乃至宏观意义上的档案馆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境地，对日渐重视学科融合的档案学界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 《研究》的主要特色
与国内以往的数字档案馆研究成果相比，《研究》的突出特点有：
1.1 视角新颖，广泛融合生态学思想。与传统的档案馆相比，作为信息化产物的数字档案馆，其构成和面貌更为复杂、多样，这就决定了对其研究的视角必然是多元化和多学科的。但目前国内出现的有关数字档案馆的研究成果，除了少数几篇（部）从知识管理、经济学、计算机科学或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研讨数字档案馆的建设问题外，其余绝大多数是以档案学的学科视角为研究基点的；而蕴含生态思想的数字档案馆研究则只散见于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中，且其切入点仅局限于信息生态和生态文明两个方面。这显然有悖数字档案馆研究的学术潮流与要求。
《研究》的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其做出了积极回应。他们打破国内档案界长期从档案学、技术学等角度研究数字档案馆的传统套路，大范围借鉴和吸收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将其转化、融入到数字档案馆研究领域，对数字档案馆的相关内容展开深层次的探究。[1]怀着“他学科为用、本学科为体”的学术匠心，作者先是参照生态学体系搭建起一个关于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宏观骨架（目录），然后采用“生态学原生理论→生态学理论嫁接数字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生态分析”的写作路径，巧妙地将生态学理论与对数字档案馆的探知联结起来。照此思路，作者熟稔地运用生态学领域不同分支的思想和方法对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以对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概念的探讨为例，作者的本意在于明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涵义，以为后面的论述提供逻辑支点。为了让结论更加周密科学，作者并没有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而是选择以生态系统为切入对象，在简要分析生态系统内涵和结构之后，作者笔锋一转，不着痕迹地引出对技术生态系统、信息生态系统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论述，继而过渡到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定义和内涵。如此运笔虽然汲取了生态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在具体的谋篇布局与内容安排上，作者却很注意把握分寸，其着眼的始终是数字档案馆的实际，论述的重心也落在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类似的例子在全书正文的其他章节俯拾皆是。凭借这样的精巧构思，无论是由生物生态位、组织生态位、信息生态位等切入到数字档案馆的定位和种群关系问题，还是由自然生态系统的含义、构成引出对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概念和结构的探讨，又或是由生态系统平衡的观点推导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失衡与调控问题等，《研究》全书都透露出一种明显的生态学的骨架和机理，而在这个骨架下包蕴的则是来自数字档案馆的素材和题域，从而使其呈现出强烈的档案馆学与生态学融会贯通、相互印证的色彩。
1.2 立意高远，以理论建构为旨归。伴随着国内数字档案馆发展的进程，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档案界对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一直十分活跃，但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些研究多侧重于技术应用、数字档案馆建设与服务及其信息资源、信息安全[2]等方面，而对数字档案馆基础理论的探索则很不够，不但研究视域比较狭窄，而且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与大多数文献从经验出发讨论数字档案馆的做法不同，《研究》从一开始就把努力的目标锁定在理论和思辨层面，力图通过对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全面深入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论分析体系”。[3]因而，作者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射在了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各种“元概念”和“元理论”上，并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一直坚持多种分析方法相结合的宗旨：⑴比较分析与案例分析结合。在数字档案馆与传统档案馆、数字图书馆的关系分析中注重阐述前者与后两者的联系与区别等比较分析；在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运行与控制的研究中则辅以“维基网站泄密案”、“长春市档案馆成功信息化案”等作为案例分析。⑵逻辑分析与规范分析结合。在数字档案馆生态位、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平衡等概念和原理的建构上，注重从生态学原始概念出发，通过逻辑推理获得新的可靠推论；而在“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信息资源建设”、“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管理”的设计中则着力于“应该如何建设、如何培育和管理”等规范分析。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在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特征、功能及其平衡保障等方面重点采用定性分析；在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运行成本、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评价等方面则重视运用定量分析。⑷系统分析和历史分析结合。在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结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运行机理、数字档案馆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着重应用系统分析法；而在数字档案馆种群的成长、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发展沿革方面则以历史分析为主。多种方法的灵活运用与纵横交错，使得《研究》一书得以从多个层面完成以理论为主的阐释，对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这一复杂物象的一系列待解难题给出富含理论性的解说和回答。
1.3 视野开阔，紧扣理实发展动态。《研究》的另一特长在于拥有开阔的视野，其所探讨题域涵盖了学科理论和数字档案馆实践等多个范畴。诚如作者所言，该书是立足于生态学知识向经济、教育、管理、社会等学科领域全面扩散的背景，以及整个社会系统和信息化的进程来思考数字档案馆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及其生态建设与生态发展问题的。[4]作者显然对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和数字档案馆发展动态了然于胸，因而对支撑理论和例证择取表现得思路开阔、得心应手。在理论来源上，除适当选取生态位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生态平衡理论、组织生态理论和信息生态理论作为主要理论基础外，还统筹兼顾中外档案学理论，特别是电子文件管理、传统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等[5]方面长期发展的理论脉络及其最新成果，挖掘、耦合其可资借鉴的分析视角和观点表达作为理论和思想支撑。其内容之宽广，理论点之多样，不能不令人折服。
与此同时，作为一部理论色彩强烈的研究著作，该书并没有拘泥于对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基本范畴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而是在建立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时，敏锐地把握时代演进的脉搏，紧紧扣住近20多年国内外数字档案馆发展的新特点、新成就与新趋势，从现时代的数字档案馆发展与变迁中挖掘资源、汲取营养，[6]力求对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理论诠释自始至终都与数字档案馆发展的实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具体命题的剖析中常常穿插有精当的实证材料：当考察数字档案馆种群的成长历程时，作者选择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数字档案馆种群以及国内的地方综合数字档案馆种群、企业数字档案馆种群和高校数字档案馆种群为对象；当论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开拓期的属性特征时，作者则将深圳数字档案馆系统工程当作例证；而当论述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运行成本时，作者又提取了浙江省数字档案馆、青岛市数字档案馆等10多家数字档案馆的投入案例。这种将理论解析建立在数字档案馆发展的现实环境和最新动态之上的做法，让理论构建与实践分析交相辉映、互为衬托，不但满足了档案馆学理论的实践性要求，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和说服力，同时亦使该书站在了数字档案馆研究的学术前沿，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
2 《研究》的价值与不足
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数字档案馆生态的著作，《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但其也不免可訾议之处。
2.1 《研究》的重要价值。总体来看，《研究》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1）深化了数字档案馆的研究内涵。不同学科彼此间的相互渗透和交融，通常带来基本概念、基本定义的大幅转变，由此催生出新的学科视界和理论体系。《研究》一书以跨界的思维搭建起一个相对合理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作者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新观点：①以生态位理论为切入点，确立数字档案馆生态位的内涵，并以生态位为参照，全方位揭示社会信息系统中数字档案馆个体之间、种群之间以及数字档案馆与其他信息组织之间的关系。②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创造性地界定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概念，并用独特的视角阐明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与运行机制。③结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进化的历史和现实例证，深刻地揭示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生命周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进化的动力机制及其运动规律。④借鉴生态系统平衡理论，有见地地阐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平衡的表现与特征，以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失衡的表征及危害，并提出促使其平衡的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⑤参考生态系统健康理念，构建起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着眼于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发展态势，有针对性地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培育与管理的内容和策略。这些理论观点无疑是我国数字档案馆乃至档案馆学思想发展的新突破，其不但拓宽了数字档案馆研究的理论视野——在后现代社会和生态文明时代，数字档案馆研究的理论基石不再是过去的纯粹的组织论或系统论，生态学理论也应该而且已经进入数字档案馆领域，同时亦大大加深了数字档案馆研究的层次，丰富了数字档案馆研究的内容，从而把数字档案馆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改进了对数字档案馆的认识。档案学术发展的历史证明，对数字档案馆任何问题的研究和探讨都必须以对数字档案馆本体、数字档案馆各组成要素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等元命题的科学认知为前提。在迄今所见的有关数字档案馆的论作中，虽然多数学者将其定义为档案信息系统，但在对数字档案馆的考察和解析方面，采用的却还是还原论和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特点是按照数字档案馆的系统组成将其拆分为档案信息、技术系统、档案数据库、档案法规与标准等甚至更低级的零散构件，对这些构件逐个加以研析，借由对各个构件的认识来获得对数字档案馆较高层次和整体的认识。由于还原论所走的主要是“从下到上”、“从局部到整体”的解释路线，[7]因此难以体察到数字档案馆内部要素之间复杂的、非线性的整体关联。二元论的认知方式则是将数字档案馆看作区别于人、自然和社会的客体，将自然、社会尤其是人这一数字档案馆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与数字档案馆分离开来，从而忽视了数字档案馆的生命智能特征，看不到数字档案馆与自然、社会环境的本源性联系，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数字档案馆的本质和规律。《研究》的作者对上述思维进行了纠正和超越：他们从生态学视域将数字档案馆定义为“由信息人—信息资源—信息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8]以及对数字档案馆生态位及其种群关系、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和发展沿革、运行机制、演化规律等问题的阐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全新的数字档案馆图景：生态理念下的数字档案馆既不是一个冰冷的技术空间，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线性的、静止的、二元性的档案信息系统，而是一个有着智慧特征和自我价值的有机生命体。通过物质循环（物质流）、能量流动（能量流）、信息传递（信息流）和价值转换（价值流），数字档案馆的主体因子（人）和客体因子（环境）相互作用、彼此关联，在特定的时空范围结成错综复杂的有机关系，从而形成密不可分的统一复合体（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人—信息—环境”整体系统的有序合理性才是数字档案馆存在和发展秩序的最高准则。在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共同作用下，数字档案馆既会遗传也会变异，并呈现出“开拓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周期性动态演化趋势。这个图景对于消解以往人们对数字档案馆的片面认识，促进人们建立新的数字档案馆本体观和运作观无疑具有崭新的启发意义。
（3）创新了数字档案馆的研究思路。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之所以存在理论化水平不够、进展缓慢的问题，究其原因，数字档案馆技术性、动态性强，研究难度大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主要的根源还是在于研究不得法：大部分研究者缺乏与他学科新理论相结合的意识，往往执着于使用单纯的档案学方法对数字档案馆现象的总结，而对引入别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重视不够，甚至未予关注，故而很难完整反映数字档案馆的实际情况，从中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研究》一书从跨学科的立场，将生态学思想引入到数字档案馆领域，得出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这一方面说明对作为人工生态系统的数字档案馆展开研究，完全可以从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的思想宝库中获得灵感和助益，使得我们能够在生态学秉持的整体观、系统观、平衡观、联系观和动态观的指引下，以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构成的方式[9]去思考数字档案馆的原质与内涵，思考数字档案馆的定位及其与环境的复杂关系，思考数字档案馆的演化路径和发展思路等。另一方面，《研究》一书所创立的成功经验和范式也表明，在生态学理论得到理论界的极大认同并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的情势下，有机适度地借用其原理和方法来探索数字档案馆各个层面的问题，不但不会使数字档案馆研究“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失去本学科的学术品质和学术本位，反而可以为其提供坚实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帮助我们消除因学科界限所造成的视野遮蔽和学术壁垒，更加接近数字档案馆规律的内核与本质，做出富有启迪性、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就此而言，《研究》的问世可望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国内档案学界对跨学科研究会侵蚀档案学面貌的担心，更大地激发广大档案学者跨学科研究的热情和信心，促进他们更多地从生态学或其他学科的角度来探讨档案学问题，带动我国档案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2.2 《研究》的不足之处。当然，由于数字档案馆生态毕竟是一个新兴领域，故而《研究》难免有白圭之玷，归纳起来：一是对个别论题的考虑略欠周全。如在阐述数字档案馆生态位时，作者认为其包含了功能、空间和资源三个维度，但对于理论界广泛认可的时间维却未见提及。又如对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功能的认识，作者谈到了其集聚功能、整合功能、优化功能、抵抗功能和竞争功能，却较少注意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对物质、能量、信息和价值的转化这一更具根本性的功能。二是部分内容有待进一步展开。如在第九章，作者利用层次分析提出了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但对指标体系的来源及各指标的取值范围是如何确定的却缺乏交代。再如，在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和管理方面，作者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若干原则性的对策，而未对其做出更详尽的阐发。这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完善。
3 结语
总之，《研究》一书超越档案学本位阐释的局限，将数字档案馆研究置于生态学沃土之上，构建起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主题新颖、内容丰赡，是近年来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的代表性佳作，其所创建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必将嘉惠我国档案界，对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和发展产生强有力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3][4][5][8]金波，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24，26，19，22，20.
[2]刘雪琦.近十年来我国数字档案馆研究综述[J].浙江档案，2014（9）：10～13.
[6]王振亚.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吉发教授的《政治学新论》[J].唐都学刊，2009，25（4）：120.
[7]赵玲.自然观的现代形态——自组织生态自然观[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2）：13～18.
[9]葛鲁嘉.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学方法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9（2）： 140～144.
（作者单位：康蠡，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周铭，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5-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