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进程中，苏联模式曾对中国档案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从探析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经验的内外原因入手，认真梳理并总结苏联模式对中国档案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在充分肯定积极影响的同时，客观冷静地分析并反思学习苏联经验给中国档案学带来的隐患和弊端，在世界档案学开放融合的今天，重温这段曲折历程，对我国档案学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苏联；档案学；档案工作；影响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China archival science has been developmented， the Soviet model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i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for the Soviet union then founding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carefully.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Soviet model t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in fully affirm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and objective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learn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calmly to discusse the brings hidden trouble and weakness of China， the archival science in the world today， open integration， reliving the tortuous course， the choice of path to discusse the future growth of our coun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words： Soviet；Archival；The archives work；Influence
1 引言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档案学从粗疏逐渐走向成熟，一批档案专科学校的成立，标志着近代意义的档案教育的创立，先后培养出一批档案学者，并出版档案学专著和期刊，促进了档案学思想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上下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党中央、政务院十分重视档案工作。大量革命历史档案被收集，充实了中央档案馆藏。但当时全国档案领导、管理机构不健全，档案工作机制尚未形成，档案人才队伍匮乏，档案整理方法不科学，档案存毁无章可循，社会档案意识淡薄。中国档案学急需档案理论与实践工作方法的指导。在中央政府的邀请下，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档案学发展和建设。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很快，迅速建立起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机关单位档案室、档案馆；档案教育获得发展，档案宣传与出版、档案科技研究、档案学术理论研究、档案外事工作等均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脱离中国国情、档情、照抄照搬其经验和做法，盲目崇拜苏联档案学理论，将其视为权威，也给之后数十年的档案学发展留下了隐患。
一代文宗阮元曾说过“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本文回顾上世纪50年代中国档案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结合史实客观分析、评价当时苏联档案学对中国档案学的影响，对于当下的档案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 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
2.1 国内政治环境因素。档案学作为社会科学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发展、形成与成熟都离不开当时的环境与条件。可以说中国档案学是在吸收当时政治环境营养的基础之上而发展起来的，这种环境因素必然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档案学的学科走向，即延续了其一贯的档案与政治紧密的关系。“中国档案学自产生开始，就是一门十分贴近政府管理活动实际、带有较强的行政学色彩的学科。”[1]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档案学的产生离不开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国民政府所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效率运动的社会背景。从其之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档案学处处透着政治的关怀与行政的痕迹。分析和研究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档案理论对中国档案学科发展的影响同样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而孤立地看待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府号召下，国内各行各业奉行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一边倒的方针政策，档案学也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寻找发展的道路，接受了苏联档案学理论的经验和做法。
2.2 档案学谋求发展之需。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学并没有起到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对档案实践的指导作用，档案学研究者的构成多是历史学和图书馆学领域人士，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群落，研究的内容也仅仅停留在科学地整理和利用历史档案方面。档案实践工作方面仅仅停留在机关档案室层面，国家尚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统一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均需要发展，需要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和借鉴，由于苏联与我国具有相同的社会主义国情，加之在此时其国内各方面取得了备受瞩目的成绩，苏联对我国筹建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提供了积极的援助，在这种情形下，档案学这个承载历史记忆的学科，没有任何经验可循，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苏联档案学的关照和庇护。
3 20世纪50年代苏联档案学对中国档案学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苏联档案学对中国档案学的影响是较为深刻的。在档案学理论方面，新中国档案教育在国务院相关部委和苏联档案专家的帮助下得以迅速发展，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为代表的新中国档案高等教育机构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档案工作培养了大批的理论与实践人才，大量苏联档案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学界传播，为我国档案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理论素材。在档案工作实践方面，参照苏联当时的做法，一系列档案法规得以制定和颁布，档案组织系统建立并不断完善，档案管理原则也从最初的确立不断得以修正。可以说，从宏观上建构了档案学发展的框架。
3.1 档案学理论研究方面
3.1.1 档案学教育的发展。就科学发展规律而言，是先有科学学科，而后有科学教育。科学的建立与普及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和前提，科学人才的培养也会反过来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对我国现当代档案学学科而言，它的产生却恰恰源自档案学教育，正是出于培养档案学专门人才的目的，我国创办了档案学高等教育。新中国的档案学教育是在档案学尚未成熟的条件下，由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档案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而创办的。在档案学教育创办的过程中，我国老一代档案教育工作者一边学习苏联的档案学理论，一边根据档案工作实际需要，设置档案学的学科体系，规划档案学人才培养的方案。档案学教育创办初期所有的专业教师全是来自苏联的档案学专家。1950年至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先后三次聘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来华指导教学与科研工作[2]，其中谢列兹涅夫教授作为唯一一名档案学专家来到新成立不久的档案学专业执教。谢列兹涅夫教授在华期间，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苏联档案学的理论与方法，将苏联档案工作的经验和档案学学术著述分享给中国的教师和基层档案工作者，鼓励并敦促我国档案学专业教师对本国档案史进行整理和研究。[3]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崛起，为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积蓄了人才储备，并为新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1.2 档案学术著述的出版与推广。新中国档案事业创建初期，我国出版的档案学专业著述主要以教材为主。据资料统计，自1950年至1957年的8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系出版了由苏联专家直接编写或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讲义、教材共101种。[4]其中介绍苏联档案与档案工作的著述，经翻译出版的就有13种，共出版发行了31000册。在大批苏联著作引入的前提下，我国老一代档案学者开始着手出版我国档案学术著作。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出版的档案学术著作为1953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档案管理法》，陆晋遽先生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档案管理活动的整个过程，并详细介绍了档案管理法的推广情况。[4]此后，中国人民大学陈兆祦先生编写的《档案管理学》，邓绍兴、陈智为二位教授编写的《新编档案管理学》等教材标志着我国档案专业著作的起步与发展。
3.1.3 档案学术研究的深入。档案学术著作的陆续出版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档案学术研究奠定了研究基调与研究思路，在苏联专家的建议和帮助下，我国档案学界重新开启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1951年《材料工作通讯》创刊，1953年更名为《档案工作》，该刊物在创刊初期介绍了大量苏联档案理论与实践经验，为当时我国档案学者和档案实践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学术资料，并为我国档案学术研究提供了相互交流与经验共享的平台。1958年12月，国家档案局成立了档案学研究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专业的档案学术研究机构，该研究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档案学科体系的完善和档案学术研究范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我国档案学术研究较民国时期档案学术研究在研究视阈层面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可供参考的学术成果更加丰富。
首先，档案学术研究的内容不仅针对档案室与档案馆的档案管理过程，还包括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其次，档案学术研究方法融合了这一时期科学界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学术成果的学术性更强、规范性更强；最后，档案学术成果除了引进、翻译苏联相关著作外，我国档案学者编写了大量档案学专业的相关教材，并通过《档案工作》杂志公开发表相关成果，为我国档案学术研究的后期发展积累丰富的学术经验和学术成果。这一时期我国档案学者受苏联档案学术思想的影响较深，对档案概念、档案管理原则、档案分类方法等基础问题的研究完全按照苏联的学术思路进行，而鲜有学者能够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开展学术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档案学术研究的研究深度和研究特色。
3.1.4 档案学科体系的丰富与完善。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曾三、吴宝康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档案学者肩负起创建我国档案学科体系的重任，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档案学领域的开拓者。在他们的努力下，我国档案学的学科体系逐渐丰富与完备起来，使档案学科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和科学化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档案学学科体系非常薄弱，缺少学科基础和前提研究经验，我国档案学者不得不借鉴苏联的档案学学科体系来构建我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由于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就把档案学学科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来建设，因此我国早期档案学学科的划分一直将其归属为历史学的学科下。档案学学科下历史学科的知识与内容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这种学科划分直到1998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科专业目录，档案学学科才从历史学学科转到管理学门类下，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共同组成了一级学科。档案学的学科独立为档案学研究重新界定了研究对象，档案学理论内容与外延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3.2 档案管理实践层面。如果说在档案学理论层面，苏联对我国的影响相对比较有限，那么，在档案管理实践层面，苏联对我国档案事业的指导和帮助是非常大的。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不仅为我国带来了档案学理论知识，同时还帮助我国筹建档案馆网体系，指导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初期的档案管理工作，并为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3.2.1 档案工作基本原则的确立。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我国档案宏观与微观管理所遵循的规则与要求，是档案工作根本目的之所在。我国档案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处于相对分散的管理状态，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借鉴苏联经验确立了我国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1950年初，我国就开始研究列宁关于集中统一管理苏联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1951年2月，中共中央各部门第一次明确指出，档案管理必须集中统一。同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暂行办法》中规定了机关档案工作以集中管理为原则。[5]
3.2.2 档案管理方法的确立。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档案管理体制与管理方法被引入我国，从档案管理体制到档案馆网设置，从档案管理方法到档案专业术语，无不渗透着苏联的影子。如苏联档案学者沃尔科夫教授围绕我国档案馆工作和档案事业管理机构建设工作，作了十九次报告，起草了十七个业务指导文件，包括国家档案条例、档案文件保管期限表、国家档案资料利用办法、鉴定和销毁办法等草案。[5]这些经验和材料最终都被我国档案行政管理机构采纳，并转化为具体决策在档案实践工作中颁布实施。同时中央机构还聘请了一些专家专门针对历史档案整理、特种档案管理与分类、科技档案管理等问题进行讲座和指导。这一时期苏联专家对我国档案管理方式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我国档案系统提出了集中型的档案管理体制，这与苏联的档案管理体制完全相同；其次，规定了档案管理的工作流程和专业术语，进一步明确我国档案工作的工作核心与管理要务；最后，确定了档案管理的基本方法，如规定了文书档案归档与整理的方法、明确了不同类别档案整理与分类的方法等。但是，这一时期我国档案系统采用拿来主义的方法，照搬照抄苏联档案管理模式，致使我国档案事业走了一些弯路，如档案专业术语“全宗”，最早使用“芬特”的俄语音译名称，而失去了其在实际工作中的意义。
3.2.3 档案管理机构的设置。机关档案室是民国时期在我国出现的档案管理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档案工作的重心依然停留在机关档案室层面，而缺少一套国家层面的档案管理系统。苏联档案专家米柳申于1953年向当时国家政务院递交了由他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档案局暂行条例（草案）》，他建议我国要以苏联为榜样，成立7个中央档案馆和建立省与地方的国家档案馆网，并提出党系统的档案与行政系统的档案分别建立档案机构施行分别管理。同时，苏联档案学者谢列兹涅夫在人民大学讲学时，也曾号召当时档案系统干部要仿照苏联建立国家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让全国档案系统能够通过档案馆网体系实现集中型的档案管理。当时国家政务院并没有完全采纳米柳申的提议，而是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提出了党政档案集中管理，建立国家档案局与地方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档案行政管理系统，并配套建设综合档案馆。1954年11月8日，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议，批准国务院设立直属机构——国家档案局，负责掌管国家档案事业，同时党中央办公厅设立了档案管理处，中央军委办公厅设立了档案管理处，负责各个系统档案管理事务。1959年10月8日，中央档案馆与国家档案馆合并定名为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加上之前成立的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和随后成立的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东北档案馆等历史档案机构，标志着以档案保管与服务为核心工作内容的档案社会服务体系构建完成。苏联在我国档案管理机构的设置过程中始终提出积极的建议，这为我国国家档案行政管理系统和档案社会服务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4 结语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上世纪50年代末是我国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时期，对苏联档案模式的引入与学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档案事业的起步和档案学术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大量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正是在苏联模式的推动下，我国档案工作从近代走向了现代，从稚嫩走向了成熟，其对我国档案事业史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苏联档案模式中存在某些刻板、凝固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于1957年以后逐渐与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左”倾思潮合流，并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滞影响。也正是因为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我国档案学界和档案实践界逐渐找到了属于中国自己的档案事业发展之路，并创建了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发展轨迹，形成了原创的档案学基础理论。了解和把握我国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这段历史，能够更好地继承这一时期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精、气、神”，同时更好地去反思在引入国外先进档案管理模式或档案学思想过程中的移植与借鉴的问题。
*本文是牡丹江师范学院2014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学术骨干）项目，项目名称：基于校园文化建设的高校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研究项目，编号：QG2014009
参考文献：
[1] 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理念与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吴惠凡，刘向兵.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6）：144.
[3] http：//www.pandia.ru/text/77/308/51699.php.Вклад М. С. Селезнева в развитие архивного дела Китая в 1950-х гг.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ЦМАМЛС.[EB/OL].[2014-07-10].
[4]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 Е. В. АЛЕКСЕЕВА， Л. П. АФАНАСЬЕВА， Е. М. БУРОВА.АРХИВОВЕДЕНИЕ[M].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2005.
（作者单位：黑龙江牡丹江师范学院图书馆 来稿日期：2014-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