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国语运动是“五四”新文化时期发展起来的一场倡导使用白话文的语言变革，这个时期编辑出版的中小学国文、历史教科书因此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这一时期的国文、历史教科书种类繁多，但都采用白话文编写，在民国大的历史背景下强调培养学生的美感，傳播民主共和思想，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强调爱国主义教育。
关键词： 清末国语运动 国语 历史教科书
一、国语运动的概念、背景
国语运动产生于清末维新运动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语教育得以有力推动。关于国语和国语运动，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1]。从历史学角度说，国语指的是全国通用的共同的交际语。在民国时期主要推广北京地区的方言，即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实现语音、语法和文法的一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文化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新教育变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语运动发展起来。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强烈鼓吹白话文学，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引起强烈反响。1919国民政府推行国语办法“六条”以支持国语运动;1920年初，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从1920年秋季开始，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全部将国文改为语文体，以达到言文一致的效果[2]。可以说，国语运动一经兴起，就迅速进入推广、普及时期。国文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次重大文学变革，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国语运动时期的国文、历史教科书发展概述
192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截止到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写的教材一律停止使用，采用语体文，这一举措标志着国文教科书的终结，国语教科书时代的开端。作为当时国内最为知名的两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纷纷响应国民政府号召编辑出版不同类型的白话文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在推动国语运动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创办附属国语学校，还出版各种教辅资料，其中尤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国语教科书为著。1916年国语运动刚刚兴起，时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的李元济带领一批学者开始准备《国语体文教科书》的编写。1920年，教育部尚未发布敕令要求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教科书语言全部改为白话文之前，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新体国语教科书》，同年又出版了《新法国语教科书》，包括初级小学用6种，高级小学用14种，教师用书25种。同年，又出版了中等学校适用的《白话文范》。在历史教科书方面，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思勉先生主编的《白话本国史》，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和内容体例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创新，因此，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产生了影响。1922年，第7届全国教育教育协会在广州召开，决议新学制采用六三三制，于是商务印书馆在同年出版了赵玉森主编的《新著本国史》作为中学中国史学习内容，王桐龄主编的《新著东洋史》作为中学世界史学习的内容。此外，影响较大的是1923年傅运森主编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该书内容详细，向学生展示了中国近千年历史发展过程，编撰形式新颖，采用了中外历史混编的编纂形式。同时，全书采用白话文，语言通俗易懂，较多使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抓住学生心理深入浅出，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商务印书馆在国文运动时期出版的一系列高质量的教科书不仅促进了白话文的传播，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荣誉。
为顺应国语运动的开展，中华书局于1920年出版了“新教材教科书”，包括国民学校国语读本8册，由黎锦晖等人编著。新教材的编写全部使用白话文，内容上注重语法、品词;编排上，遵循学生语言系统发展规律，在第一册前面教授注音字母[3]。1922年又出版一套高小系列用书，包括修身、国文、国语读本、历史、地理等8种。中华书局在国语运动早期出版的系列国语教科书，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无论是教材内容还是教法，都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教学贴近学生实际生活[4]。因此，中华书局国语教科书一经出版就受到许多学校师生欢迎，据调查，民国时期公立学校中一二年级中使用国语教授的有143个班，其中采用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的就有131个班，可见此书使用之广泛。1923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新中华教科书《初级本国历史》，在记述上打破帝王将相朝代兴亡的历史记述方式，依据事物因果，讲明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形成整个历史时代观念。192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新中华教科书历史课本》。北伐成功，三民主义深入人心，该书在前面部分就讲解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含义，以向学生灌输近代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外历史的比重上，近代史的内容均高于古代史，以向学生讲述中国近代屈辱史。此外，将历史知识和学生趣味相结合，既让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国语运动时期国文、历史教科书的特点
（一）培养学生美感，传播现代思想。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科书更注重贴近生活的内容，文章既要有艺术价值，培养学生的美感，又要切合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学生的能力。
这一时期的国语教科书均采用语体文，语言通俗易懂，多采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使语句活泼，激发学生兴趣。如《新中华国语读本》第二册第一课《和聋子讲话》：“一个老农夫在麦田里工作。小学生走过来就问他：‘您今年高寿？’老农夫说：‘刀豆？田里种的是麦子呀不是刀豆。’小学生摇头说：‘不是，我问您多大年纪。’老农夫说：‘不错，是我自己种的田地。’小学生很着急地说：‘您是聋子吗？’老农夫笑着说：‘天冷了，哪还有虫子。’”这些内容体现了言文一致、新鲜活泼的特点。然而文章并不只是停留在对美感的追求，还同时借此传播近代民主思想，比如《一个睡着过渡的人》讲述了一只船上很多人在摇橹，却有一些人在船里沉睡，不费一点力气也渡了河的故事，劝勉好梦初醒的人，再不努力一下，就要落后了[5]。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文中睡着的人暗喻中国在世界发展潮流中仍固守自我不知变化，而“落后”则在于劝诫国人奋发图强，为中华富强而努力。
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身心发展特点，合理选择、编排教学内容。如傅运森编写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在解释“人类思想是如何发达”的时候说：“人类思想变得发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需要，另一个是好奇心的驱使，那么，遇事总想去研究。因此，人类才从树居洞穴时代，进化到今日衣食住行美备的时代……加上有了文字，前人的思想，都可以拿文字表现，留遗后人……人类的思想就格外发达了。”在这段文字中，作者用浅显的语言解决了“人类思想是如何发达的”这一晦涩难懂的问题。历史教科书加大近代史的分量减少古代史内容，使学生从近代史学习中了解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以此鼓励学生为中华民族自由平等而奋斗。
（二）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
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教学应该以“儿童为中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充分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
这一时期的教科书都体现以“以儿童为中心”的编撰原则。在国文课本中增添许多寓言故事，既包括引导价值观念的童话、寓言故事，又有教授地理知识、社会现状的拟人化故事。语言诙谐幽默，故事趣味性十足，很受学生的喜欢。如，新小学国语读本中有《猴子捞月亮》《骆驼和羊》《狼与外婆》《不要看轻你的朋友》等寓言故事。此外，注意词句的含辙押韵，使学生读起来朗朗上口，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如1924年出版的《国语教科书》，第1册第40课写道：“猫欢喜，一只老鼠列嘴里狗欢喜，两根骨头丢下地。鸡欢喜，三个小虫一把米。羊欢喜，四面都是青草地。人欢喜，五个朋友在一起。”
儿童性编辑原则同样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比如《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中大量使用注释，对文章内容、背景、评议的文字进行阐释，以扩充知识，加深理解。如该书上册第13页“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注解：“这首诗见《诗经》，是西周末期人作的”;该书上册112页，“商周两代的始祖，有母无父，都是族制用女性的凭据”，在注释中，作者举例补充说明“商的始祖契，周的始祖后稷，《诗经》上咏这两个人说：契是玄鸟降生的，后稷是他母踏着大人足迹生的，都没说有父亲”[6]。此外，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中大量使用插图、图表。课本插图是用文字诠释文字内容的图画，对文字做生动的解释，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图片的插入是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学习兴趣及学习热情的最好方法。《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全书共使用插图64幅，且插图种类居多，有历史地图、人物图、风景图、古迹图等。可见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关注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特点，以学生为中心。
（三）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国语运动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此时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编者希望以此唤醒民众，激发他们为中华民族自由、富强而努力的自信心。
宣扬爱国主义，激发民族意识，是这一时期教科书的一大主题。在课文《一对孪生兄弟》中[7]运用拟人的手法，通过讲述长江向黄河控诉侵略者强迫他运输货物，让长江成为他们的奴隶，以此唤醒中国人保卫黄河，保卫长江的意识，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结合，形象地表达笔者对挽救民族危机的愿望。
历史教科书在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爱国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这些内容在历史教科书中随处可见，比如《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中法构兵》《让割台湾》《马关条约》等课文[8]。初小社会课本中大量加入中国近代史相关内容，比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和失地》《巴黎和会与中国五四运动》等。此外，在国语教科书中大量编排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课文，比如《新国文》中的《爱国》《我的中华》《国耻》等。这些内容成为学生上课学习的重点，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受的屈辱，激发学生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以挽救中华民族危机，报效祖国。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语运动是在民族危机和西学激荡的大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国语运动的影响下，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国文、历史教科书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表现了当时当政者和编者的爱国理想和文化抱负，对当时一代“国民精神”的铸造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这场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在这场运动中产生的各类教科书却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对当今教科书的编写与运用具有不小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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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M].上海：中华书局，20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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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瑤琴.中华书局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研究（1912-1937）[D].南京：南京大学，2012.
[6]马乔钰.傅运森编《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8.
[7]周其厚，荆世杰.论民国中华书局教科书之特点[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3）：106-112.
[8]史春风.商务印书馆近代教科书出版探略--从国文（语）和历史教科书谈起[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6）：8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