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以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换来的，在我们民族的觉醒过程中，尤其与日本帝国主义发起的几次侵略战争关系甚大。近代史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曾先后发起过三次倾国之战。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战争给中华民族当头三棒。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
[关键词]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民族觉醒
[作者简介]邓运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410082
[中图分类号]D82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05-0101-05
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整个世界将会为之颤抖。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腾飞终于验证了当年拿破仑的预言。不过，当初我们这头东方雄狮的觉醒却是用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换来的。
“忧危启人智，厄穷见人杰”，近代史上的中华民族也是如此。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曾多次侵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疾苦，迫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振兴。为了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案。在这方面，林则徐、魏源、洪秀全、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但此时国人的觉醒还停留在个体层面，仅仅是“风起于清萍之末”，处于“精英在觉醒，大众在沉睡”的状态。值得玩味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却与近代史上日本挑起的三次侵华战争关系甚大。近代以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先后发起过三次倾国之战。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战争劈头盖脸地给我们这头东方睡狮当头三棒，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
一
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沐浴“皇恩浩荡”，固守“华夷之辩”，一直沉浸在中华文明的优越感之中。自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以后。虽说对原有的封建社会秩序和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国人对“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还不曾完全丧失。那时，尽管也有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精英和有志之士发出过变革的呼声。但太多的民众还是思想僵化，不愿意换脑筋，他们的思想仍然被老祖宗陈腐的封建观念束缚着。甚至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的国人还普遍认为“以我堂堂天朝幅员之广，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打败小日本应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朝野上下根本就没把这个东夷小国放在眼里。直到战争结束，《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时，这才彻底粉碎了人们头脑中残存的那点自欺欺人的“天朝上国”虚幻。如果说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败给西方列强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这次竟然败在曾与我们同为西方列强刀俎鱼肉的小日本之手，这是国人万万不曾想到的事情。因此，甲午战争的失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无疑给了中华民族当头一棒，而反过来这一棒也把我们大多数的民众真正打醒了。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就曾说过：“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梁启超也曾认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因此，甲午惨败开始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这一点早已被史学界所公认。
首先。甲午惨败极大地刺激了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使全国“维新救亡”的呼声一时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本来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一场旨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一度使大清帝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想不到临近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剧痛，使民族的自信力降到了最低点。甲午战败的严酷事实强烈地刺激了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使他们产生了沉重的民族危机感。康有为指出：“吾中国四万万人正在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梁启超对国家的前途也忧心如焚：“敌元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民之藩，眷属不知谁民之妇，血肉不知谁民之姐，魂源不知谁民之鬼。”战争的惨败使年轻的谭嗣同触景生情，诗情大发，“世间无物抵春秋，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他说自己“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拒痛深，乃始摒弃一切，专精思致”。甲午剧痛使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对洋务派所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促使他们从制度变革上探索拯救民族的另一条出路。于是，他们这种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开始转变为通过维新变法来摆脱民族危机的实际行动。
1895年，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举国上下奔走呼告，一时出现了“大臣争于上，庶僚争于下；台臣争于内，疆臣争于外。以及边防之将帅，上计之公车，泣血扮膺合词呼吁，下至农工商贾之流，废业奔号，辍耕太息”的局面。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更是热血沸腾，他们联合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在历史上第一次冲破了知识分子不得干预朝政的禁令，在整个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自“公车上书”正式揭开了全国维新变法的序幕以后，维新人士通过办报刊、创学会、设学堂等方式，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康有为早就认为：“夫中国二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君主立宪政体取代君主专制政体。才有“今日之强而胜我也”，故他断言指出：“夫今日在列强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阔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鸣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反复呐喊和宣扬“变法图存”这一时代最强音。严复也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上大声疾呼：中国如果不变法图强，将无法避免“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亡国命运。就连后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甲午战争期间也曾上书李鸿章，提出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尽其流”的维新变法主张。总之，经过甲午战争以后，一股风起云涌、波浪壮阔的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在神州大地上蔓延开来了。
另外。甲午战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空前耻辱，除了刺激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引发全国范围内维新变法思潮之外，也使“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其他各种救国思潮喷然而出。甲午新科状元张謇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传统知识分子，甲午惨败在他的心灵深处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战后，他放下状元郎的架子，弃官不做，从事实业，提出了著名的“棉铁主义”思想，主张“实业救国”。甲午战争也催生了以
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教育救国”思想，当他们看到致力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的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后，就开始把救亡图存的目光寄希望于教育。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从此，“教育救国”思潮在以后的各个时期绵延不绝。自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开始效法日本，注重海外留学事业。由于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相对于留学欧美来说，留学日本更为经济；西书多由日本摘要翻译，大多刊有定本；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晓；还有中日两国风俗习惯相近等原因，故人们把出国留学的重点由欧美各国开始转向隔海的日本。甲午战后，还使更多的中国人更加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使洋务运动以来形成的“科学救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此外，这一时期的救国思潮还有张之洞的“修明武备”思想以及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等等。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随后中国的国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甲午战争过后3年，终于引发了资产阶级戊戌维新运动。5年以后，又出现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距甲午战争结束不过16个年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虽然历史常常带有偶然性，但在偶然性的背后肯定有必然性的存在，因此，引发世纪之交这一系列连续历史事件的契机，更多的只能归结为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总之，甲午剧痛刺激了整个中华民族，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大觉醒，使资产阶级维新派、义和团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纷纷登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
二
1904-1905年，为了争夺远东霸权，日本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展开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史称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出世界各国意料之外，也给旁边观战的中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场课。如果说发生在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是以“蕞尔小国”打败了大清帝国，给国人劈头盖脸地打下当头一棒的话，那么在这次日俄战争中，黄种人的亚洲“弱国”大败白种人的欧洲“强国”，就又给了国人迎头一击，这一棒就使中华民族更加觉醒了。
日俄战争把战场摆在中国，不管怎么说，这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和耻辱。由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无力阻止这场发生在自己国土上的他国战争，只好宣布“局外中立”。可是在整场战争过程中，尽管清政府一直持中立态度，但交战的日俄双方却在中国境内“枪毙民命，奸淫搜掠，摧残百姓，强抢枪支，采伐林木，平毁地亩，蹂躏田苗，骚扰地方，强占房舍，拆毁房屋，勒要车辆，可谓无恶不作”使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使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死于非命，国家“受祸之惨，较庚子年北京实倍蓰焉”。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奇怪战争，虽然日俄双方在中国交兵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和瓜分中国。但是清政府却别无选择，只能任之听之。因此，这场战争无疑成了国人心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伤痛和耻辱，最终痛定思痛后，中国人民再一次继甲午之后更加觉醒了。
首先，日俄战争的结局为中华民族树立了黄种人的种族自信心。近代西方种族主义宣称：欧洲白种人是优等人种，其他民族是劣等人种，中国人属于劣等的黄种人，白种人统治黄种人天经地义。但是，这次日俄之间的交战，“俄罗斯以四十余倍之地，三倍之人，历数年之经营，据形胜之要地，竟为区区日本所大困。种族强弱之说因之以破。凡吾黄人。其亦可以自奋矣”。如果说日本代表亚洲的黄种人，俄国代表欧洲的白种人。那么黄种人的亚洲国家打败了白种人的欧洲国家，西方的种族主义理论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日俄战争的结局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中国人：“此战于世界最大之关系有二。一则黄种将与白种并存于世。黄白优劣天定之说，无人能再信之……”“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这场战争使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大受启发：黄种人并不比白种人差，属于黄种人的中国一定能够重新崛起。
其次，日俄战争的结局极大地推动了清末新政向宪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进程。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西学东渐，国人通过对东西两种不同社会制度进行对比。越来越发现西方宪政制度的优越和进步性，这次日俄战争更进一步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就日俄双方来说，俄国虽为西方国家，却行东方专制；日本虽为东方国家，却行西方宪政。因此，这次两国交战，其实也就是两种制度的较量，故立宪与专制，孰优孰劣?最终让国人在现实中看得更清楚了。“鉴于日本之胜……。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人人至深，感人至捷。”日俄战争结束后，《京话日报》曾回顾这场战争，多次强调这是“立宪战胜了专制”，“日本胜俄国，简直就是立宪胜专制，由此我们全国上下，提倡立宪的议论，政府也知道不立宪不能立国，故此去年派五大臣出洋，考查各国的政治”。日俄战争对清末宪政的影响还可从一篇文章中看出：“抑政府前之所以苟安旦夕。而今之所以毅然行之者。要其效皆由日俄战争而来。一见乎俄国地跨三洲，而日本竟以蕞尔三岛，歼其旅而夺其魄，变政与不变政之效。彰然昭著。……故毅然有此盛举。”如果说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刺激了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走向维新变法的道路。那么这次日俄战争就再次给维新党人带来更强烈的刺激。于是，过去的维新派摇身一变就又成了立宪派。1908年清政府正是在立宪党人的推动下，最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但是最高统治者还是恋恋不舍现有的统治秩序。他们在立宪过程中欺世盗名，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这种欺骗民意的行径极大地激怒了国人。最后，在立宪派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尤其是第三次请愿运动的规模更是盛况空前：那雪片般的请愿书，蜂拥至京的请愿代表，数百万的民众签名。这一切都表明了人们正在用全部的热情迎接一场大变革的发生。
再次。日俄战争进一步刺激中国人学习日本教育体制的热情。日俄战争之后，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分析日本强国的原因时，普遍认为日本重视国民教育的国策对日本走上强国之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日之所以能握此等霸权者，其道何以?以其财政之优欤?以其兵力之厚欤?是皆不然。日本独有教育达于优点，故能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妇劝其夫，以亲上死长为美名，以爱国保种为义务”。因此，日俄战争后，国内又掀起了继甲午之后更大规模留学日本的热潮。据初步统计，从1904至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从3000人急增至8000人以上。对此，寺田勇吉在《清国留日学生问题》一文中分析中国留日学生的“盛况空前”时说，“达成此种成效，不可不谓泰半生于甲午及日俄二役之效果也。甲午结果，不必细论，即今次日俄战争，结果非清人始料所及，俟捷报频传，清人纷纷负笈来学，又招我有为之士为教习，为彼地所
用”。可见，日本人也认为，这次中国人新一轮留日高潮正是日俄战争刺激的结果。
总之。这次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日俄战争再次给国人重重地刺激了一下。它使中国人重新树立了黄种人的种族自信心。极大地推动了清末新政向宪政改革方向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刺激中国人学习日本教育体制的热情，又一次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
三
如果说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华民族的觉醒还处于“精英在觉醒，大众在沉睡”的层面，那么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出现了社会意义上的群体觉醒。不过，在这个阶段，像鲁迅所描述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部分人的沉睡现象还是依然存在。但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社会就最终迎来了举国上下全民族的觉醒，这一棒就让我们这头东方睡狮完全醒过来了。
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各国列强曾多次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但由于每次战争都是局部性的，波及的范围有限，内陆地区始终没有直接地卷入战火，故对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并没有完全感受到民族的生存危机。可是。到20世纪30年代就不一样了，日本军国主义发起这次战争的直接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这就把中华民族完全逼上亡国灭种的绝路上了。因此，国难当头，不仅使最早觉醒的知识精英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使民族的归属感和忧患意识成为全民族的集体意识。整个中华民族完全觉醒了。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抗日战争首先使中华民族走向了空前的大团结。近代以来，在国际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整个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因此，孙中山生前常把中国社会比喻为“一盘散沙”。但是，自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以后，中国这盘“散沙”终于被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凝结成团了。卢沟桥事变的第二日，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人民发出倡议：“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根本利益的呼声得到了举国上下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拥护。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顺应民心，也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明智地选择了“联共抗日”的策略。“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时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为了对抗共同的民族敌人，国共两党这两股国内最大的政治势力终于走到了一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胞以及海外侨胞，所有的中国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同仇敌忾，和衷共济，终于汇集成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滚滚洪流，整个中华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团结景象。
其次，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近代化转型。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一部人民群众反抗本国封建主义压迫，追求民主、自由的抗争史。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然而新建的民国徒挂一块空招牌，并不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反而，北洋军阀的统治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最黑暗的时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又放弃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独裁统治。但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至少在形式上开始有所改变。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率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政府认清形势，顺应民心，实施民主改革，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救国纲领，这一倡议的提出得到了国民党的回应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支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一些民主化的改革政策和措施。如开放党禁，释放共产党员和其他政治犯，允许各抗日党派的存在及其合法活动；成立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吸收部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战工作；给人民一定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等。抗战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这些民主化政策和措施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有效地迟滞和延缓了日军在抗战初期的疯狂进攻。
但是，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侵华策略，国民党也开始调整统治政策，独裁反共思想慢慢抬头，致使全国的抗战形势一度出现消沉局面。针对国民党的反动独裁倾向。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先后发起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一次是1939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民主党派认为，“对当前恶劣的形势要根本‘治疗’，达到和衷共济的目的，还是要从民主政治着手。用宪政来增加和谐，巩固团结”。大会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党治，实行宪政。会后，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主张一时成了整个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强烈呼声，随后便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第二次是从1944年1月开始，这次民主宪政运动和上一次相比，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提倡宪政，而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执政党地位。要求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进行彻底的全面改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后。民主宪政运动又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结合在一起，致使民主、自由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恩格斯曾说过：“没有哪一次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近代史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所发起的这三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三次战争也给国人当头三棒，终于唤醒了中国人民的现代民族意识。今天，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搞了60多年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还是要永远做个清醒的民族，时刻不要忘记历史的伤痛。东方雄狮如果再次沉睡。到时让别人再第四棒、第五棒地来敲醒我们，那才是我们民族的真正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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