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速转型的时期。反观欧洲近代社会发展史，西方国家当初为完成这一社会转型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理应从欧洲近代社会的发展中得到启示。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欧洲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走完西方国家用较长时间所走过的路；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认真研究欧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所遭遇的各种挫折，所走过的各种弯路，以便汲取其中的教训，能够用较小的代价走完西方国家付出巨大代价才走过的那一段路。
[关键词] 社会转型；现代化；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中圈分类号]D6t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07)03-0027-04
[作者简介]蒲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一、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逐渐达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识。也就是说，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转变，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向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的转变，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简而言之，中国需要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去实现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这是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至为关键的时期。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社会大转型时期，尤其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最不安定、最容易发生动荡与危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传统的手工劳动技术纷纷破产，而现代化的工艺手段重新吸纳社会劳动力资源尚需一个过程，由于传统的管理制度失灵而新的管理制度尚有一个完善化的过程，由于传统的价值体系逐渐瓦解崩溃而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又非一朝一夕之功，众多的社会问题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涌现出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千头万绪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一种手足无措之感。一方面，社会的强势群体或者尚未认识到社会问题对自身利益带来的潜在威胁而不愿施以援手，或者虽已感到社会问题潜在的爆炸性，但由于自身处于初级发展时期而无暇也无力顾及；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转型期痛苦的直接承受者，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不满情绪却在不断积聚和增长，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性。同时，这一时期，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利益调节者的政府也倍感力不从心。由于各种社会问题相互纠结、互为因果，社会的不满情绪呈无规则状态分布，政府可操控的资源与手段也极为有限。在这种形势下，稍有不慎，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都极容易爆发。而任何的动荡与不安定的结果又往往会在客观上阻滞社会问题的解决，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酝酿和催生新的动荡与危机。欧洲社会就曾经历过这样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二、近代欧洲社会发展史的启示：消除社会转型期综合症
欧洲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自在式发展模式。没有先例的发展，便意味着这种发展是一种先行的探索；先行探索便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曲折与痛苦。而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尤其在它的早期，则意味着它必然带有更大程度的野蛮性与残酷性。历史地看，欧洲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是一个充满着血与火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所谓“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有血腥的贩卖黑奴与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有战争和瘟疫，有贫富两极分化和成千上万的失业大军，有贫民窟、环境污染，有人性的压抑与异化以及道德的堕落与信仰的崩溃，还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如此等等。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社会转型早期的残酷性：“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都是反映这一时期社会混乱与苦难的经典性著作。概而言之，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这个社会转型过程，是一个充满痛苦与血泪的嬗变过程。
新技术代替旧技术，机器代替人力，大工业代替手工业，短时期内造成成千上万的失业后备大军，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的圈地运动是原始资本积累残酷性的典型表现，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开端。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是工场集体工艺代替个体工艺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后来近代大工业不断取代传统手工业的序曲，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一连串的血腥掠夺、残暴行为肆虐泛滥以及人民遭受元尽苦难的历程。成千上万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突然被抛出惯常的生活轨道，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雇工劳动和工场纪律以及后来的工厂纪律等新的生活环境的，更何况新兴的工场手工业及后来的工厂大工业在其兴起之初也不可能很快地把大批被剥夺的农民都吸收进去。结果，一批又一批的贫穷的不幸者开始流落在社会上，变成乞丐、盗贼、流浪汉，并逐渐汇聚为城市里大片大片贫民窟中数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失业大军。他们既是巨大的产业后备军，同时也是社会动荡的渊薮和众多社会问题得以孳生的摇篮。与资本原始积累和社会的早期转型过程相伴随的还有血腥的海外殖民，即残酷的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种族屠杀与殖民战争。
资本主义的早期工业化过程是血与剑相交织的过程，是堆满了黑尸与白骨的过程。资本主义凯歌行进，所向披靡：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流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对此，马克思曾不无感慨地指出，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社会大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最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的处境却极其艰难，“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4]“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
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社会贫困的加剧，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冲突尤其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与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剧烈，越来越不可调和，直至发生公开的、大规模的阶级暴动和街垒战。
由于社会的绝大多数被排斥在体制之外，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所高扬的人民民主在实际生活中只是局限于极狭小的范围内。列宁在谈到这一点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6]体制外的力量没有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志，当其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时，便必然地会选择非常的手段去冲击直接危害其利益的现实体制。相应地，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又往往会采取残酷的手段进行应对。其结果不是社会矛盾的化解，而是矛盾的激化与对立的加剧。这样，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相伴随着的，往往还有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体制外力量对现存制度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政治动荡与社会动乱持续不断。
从欧洲发展的史实看，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往往交替或重叠出现，呈现出可怕的恶性循环：社会的转型引发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危机频发，政治动荡不断；社会危机进一步恶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政治动荡则又会加剧经济与社会的危机。
西方国家为摆脱社会发展的这一恶性循环，解除社会转型期综合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走过了漫长的过程。首先，随着新技术的普遍采用，大工业的普及，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化早期被大批推向社会的失业大军重新得到相当程度的吸纳，从而在客观上减少了社会动荡的社会基础。其次，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与统治经验的不断丰富，各国政府应付社会危机的手段与资源也随之增加，这也在客观上增强了社会应付危机的能力。其三，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给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空前的压力，迫使统治阶级与政府不得不考虑并部分地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与工人阶级的长期对阵中，资本家逐渐明白了“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的道理。这样，在历史的进程中，便屡屡呈现出一种滑稽现象：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常常又同时会成为工人运动的遗嘱执行人。[7]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为不断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野蛮性与残酷性作出了巨大贡献。社会主义运动所高扬的社会公正原则不断向社会的各领域与各层次扩展。其四，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化建设的进展，制度的包容性也日益增强，最初处于制度之外、对现存制度构成巨大压力与冲击的各种势力被不断地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制度外力量的日益缩小与制度社会认同基础的不断扩大，也为缓解制度危机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马克思说过，一个社会即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我们过去的一个重大失误，便是想跳过或者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社会发展阶段，结果栽了跟头，走了弯路。而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困境在于：在认识到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的同时，我们是否会重复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老路，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就是我们能不能以及如何去缩短和减轻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而我们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即将面临或正在面临甚至在有些方面已经遭遇了的社会转型期的痛苦。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任务便是要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但与其不同的是：我们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从理论上和逻辑上看，应当而且也完全能够避免先行者在探索过程中所走过的一些弯路，所遭遇到的一些挫折。同时，我们所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而且完全应当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痛苦。
其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充分借鉴欧洲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走完西方国家用较长时间所走过的路。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后来者相对于先行者的优势就在于它一起步便可以瞄准它所处时代的最高点奋起直追，可以高起点、跳跃式地发展，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先进资源。毛泽东说过：“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9]又说，“我们的方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0]这是毛泽东制定中国赶超战略的基点。毛泽东曾一度期望在极短的时间里达到目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又那么丰富，又昕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11]历史地看，毛泽东所制定的赶超战略的时间表未免过于乐观与轻率。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2]但如果撇开毛泽东毫无实证性和操作性可言的具体时间表，其基本的战略思路无疑应该是可取的。邓小平后来也说过，“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3]又说，如果从建国算起，我们能“用一百年的时间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了”[14]。
其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应该认真研究欧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所遭遇的各种挫折，所走过的各种弯路，以便汲取其中的教训，以便能够用较小的代价走完西方国家付出巨大代价才走过的那一段路。如环境保护问题、失业救济问题、两极分化问题、权力腐败问题、经济危机与社会不稳定问题、政治动荡问题等等，许多国家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摸索、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才找到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的。既然别人已经在这些问题上栽过跟头，走过弯路，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予以足够的关注，未雨绸缪，或防患于未然。这无论对于理论工作者、政治决策者和实业界而言，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有些问题已
在着手解决，有些问题似已有所警觉，但有的问题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其三，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兼顾社会公正乃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我们是在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深入人心的现时代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而且，我们又旗帜鲜明地宣告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那么，我们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忽视社会公正问题。邓小平曾经反复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改革就算失败了。[15]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长期没有注意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是这些国家出现持续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对于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痛苦历程，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中国应当予以高度的重视。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制度性弊病的反应。与资本主义相比，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本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迷失与实践探索的曲折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自我彰显。另外，过去我们在谈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时，所采用的标准和参照系以及论证也都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虚假命题、多重标准、循环论证等等。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实现社会大转型的时候，能够比西方国家走得快一点，所付的代价小一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公正问题解决得好一点，那么，我们所走的路就应该是成功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一个优越的制度。否则，所谓的制度优越性问题便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这应该成为中国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理论切人点以及实践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1][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1，266，101.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28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0.
[6]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4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62-465.
[9](1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1，301.
[10][1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89.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7
[14][1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3，139，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