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目的：探讨抑郁对支气管哮喘合并胃食管反流治疗的影响。方法：选取74例支气管哮喘并发胃食管反流患者，根据ZUNG抑郁自评量表测评结果，将其分为非抑郁组（40例）及抑郁组（34例）。所有患者均给予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每天2次，每次l吸，口服枸橼酸莫沙必利片，5mg/次，3次/d，共4周。观察两组患者哮喘、胃食管反流控制情况，肺功能改善效果及临床效果。结果：治疗4周后，非抑郁组ACT评分显著高于抑郁组（P<0.05）；FEV1、PEF上升效果均显著高于抑郁组（P<0.01）；非抑郁组胃食道反流症状评分显著下降，且显著低于抑郁组（P<0.05），抑郁组胃食道反流症状评分无显著改善（P>0.05）；非抑郁组总有效率为80.00%，抑郁组总有效率为64.71%。结论：抑郁可影响支气管哮喘合并胃食道反流患者疗效，导致合并抑郁患者其疗效不佳，临床治疗需考虑心理因素。
[关键词] 抑郁；支气管哮喘；胃食管反流
中图分类号：R5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5200（2016）05-110-03
DOI：10.11876/mimt201605041
1912年Willism Olser在研究中就明确表示，哮喘与胃食管反流有密切联系，并指出由于胃食管反流刺激支气管间接诱发哮喘[1]。据调查成人哮喘患者约有1/3合并有胃食管反流性疾病[2]，且该病会增高患者死亡率。目前，在支气管哮喘合并胃食管反流治疗中，部分患者用药后效果仍不理想。笔者通过长时间观察发现，部分患者表现出不同程度抑郁症状，抑郁可影响胃肠功能引起胃食管反流加重进而影响支气管哮喘疗效[3]。为进一步了解抑郁的影响，本研究分别选取合并有抑郁与未合并有抑郁的支气管哮喘合并胃食管反流患者进行观察。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09年11月—2012年12期间我院呼吸内科收治的74例轻度支气管哮喘合并胃食管反流性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所选病例无吸烟史或患哮喘后均已戒烟。所有患者经肺通气功能检查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关于支气管哮喘的诊断标准[4]；按照文献标准诊断为胃食管反流性疾病[5]。所选患者具有一定的读写与理解能力，能理解量表的相关内容并做出回答。
1.2 方法
1.2.1 分组方法 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均接受ZUNG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6]测试，由专人发放问卷，患者自行填写问卷，由经过特定培训的医师将20个项目的反向计分相加所得粗分乘以系数1.25得出标准分。SDS总分越高，抑郁程度越重。依据评定结果将50～59分规定为轻度抑郁，60～69分规定为中度抑郁，分值高于70分为重度抑郁。将SDS总分小于50分患者归入非抑郁组，而SDS总分大于或等于50分患者归入抑郁组。
1.2.2 给药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Glaxo Operations UK Limited，批号：H20140166），每天2次，每次l吸；口服枸橼酸莫沙必利片（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9990317），5mg/次， 3次/天，共4周。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
以Nathan设计的哮喘控制测试（ACT）[7]对患者哮喘控制效果进行测试，该问卷主要对患者近4周每次哮喘发作严重程度、发作频率、对生活的影响等5各方面了解哮喘控制情况，总分为25分，得分越高表示哮喘控制效果越好。
以肺功能检测仪测定治疗前后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最大呼气流量（PEF）。
从胃食道反流症状严重程度与症状频度两个方面进行胃食道反流症状评分[8]。前者根据严重程度，对患者胃食道反流、胃灼热等每项症状进行量化评分，根据严重程度可得0-3分，后者根据发病频次可得0-4分。总分为28分，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
参照文献[9]评定疗效。痊愈：哮喘、胃食道反流症状、临床体征均逐渐消失，疗效指数>95%。显效：哮喘、胃食道反流症状、临床体征基本消失，疗效指数>75%。有效：哮喘、胃食道反流症状、临床体征有所好转，疗效指数>30%。无效：哮喘、胃食道反流症状、临床体征无任何改善，或者加重，疗效指数<30%。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采用SPSS ll.5进行检验分析，对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成组t检验。对计数资料使用χ2检验，结果以P<0.05表示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组结果比较
本研究根据标准共入选74例支气管哮喘合并胃食管反流患者，其中男性36例，女性38例，年龄为（41.5±7.8）岁，病程为（7.6±2.3）年。根据SDS对74例患者进行分组，其中40例为非抑郁组，34例为抑郁组，两组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MI）、病程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哮喘控制评分、胃食道反流症状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ACT评分、胃食道反流症状评分结果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周后，两组患者ACT均有所上升，与治疗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抑郁组ACT评分（21.13±2.92）显著高于抑郁组（15.24±3.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胃食道反流症状评分均下降，非抑郁组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抑郁组与治疗前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非抑郁组胃食道反流症状评分（5.8±4.0）显著低于抑郁组（12.5±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FEV1、PEF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周后，两组患者FEV1、PEF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与治疗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抑郁组FEV1、PEF上升效果均显著高于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非抑郁组总有效率为80.00%，抑郁组总有效率为64.71%，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1898年美国生理学家在其研究中明确指出[10]，愤怒、忧郁或者痛苦等不良情绪，都可致使胃肠道运动受抑，这是首次提出精神心理因素对胃肠运动的影响。最近几年，经过大量的研究证明胃食管反流性疾病在很大程度上跟哮喘有联系，该病是诱发哮喘的主要因素[11-12]。根据Ruigómez等[13]的研究显示：食管下段灌注，会引起气管和大的支气管黏膜血浆外渗增多，并且对应的P物质表达也逐渐增多，而该物质可以促进支气管收缩、血浆外渗和黏液的分泌增加、引起气道狭窄气流阻塞，除此之外，该物质还具有调节炎性细胞的功能进而加快了炎性细胞趋化、黏附以及炎性介质的释放，进一步加重了气道炎症反应，增高气道反应性。当伴有胃食道反流慢性干咳患者的气道中的中性颗粒增加时，会进一步促进氧负荷和白三烯释放，从而降低患者通过吸入糖皮质激素来抑制炎症的效果[14]。从上述理论我们推测，抑郁症可影响胃肠道运动，进而引发或者加重哮喘，并对临床治疗效果带来负面影响。
本研究选取74例支气管哮喘合并胃食管反流患者，对其抑郁情绪进行测评，按照患者抑郁程度分组，为两组患者提供相同药物、剂量和疗程的临床治疗，结果显示，非抑郁组患者哮喘控制效果、肺功能改善效果均显著优于抑郁组患者，同时其胃食道反流症状控制非常理想，且总有效率达到了80.00%；抑郁组患者其胃食道反流症状评分结果与治疗前无差异，总有效率仅64.71%。该结果证实通过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与枸橼酸莫沙必利片给药可有效改善患者哮喘和胃食道反流症状，排除了药物因素，证实了抑郁对临床治疗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在支气管哮喘合并胃食道反流患者中抑郁引起胃肠功能紊乱可能引起胃食道反流加重，这些导致支气管哮喘合并胃食道反流患者治疗效果不佳，须引起临床医师的重视，对支气管哮喘合并胃食道反流的抑郁患者除给予支气管舒张剂及抗食道反流药物治疗外，还应给予心理疏导[15]。而心理疏导可能须因人而异，是否需药物治疗抑郁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STEIN MR. Possible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of esophageal acid on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J]. Am J Med， 2003， 115（Suppl 3A）： 55S-59S.
[2] KILJANDER TO， LAITINEN JO. The prevalence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in adult asthmatics[J]. Chest， 2004， 126（5）： 1490-1494.
[3] MCCALLISTER JW， PARSONS JP， MASTRONARDE J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and asthma： an update[J]. Ther Adv Respir Dis， 2011， 5（2）： 143-150.
[4]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支气管哮喘的定义、诊断、治疗及教育和管理方案[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8，31（3）： 177-185.
[5] Mark， Forgacs， 姚炜（译）. 胃食管反流性疾病[J]. 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 2006（2）：93-99.
[6] Zung WWK.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J].Arch Gen Psychiatry，1965，14（12）：63-70.
[7] MERATI AL. Reflux and cough[J]. Otolaryngol Clin North Am， 2010， 43（1）： 97-110.
[8] 李艳梅， 苏秉忠， 宋建忠. 胃食管反流病的症状评分及内镜下表现的对照研究[J].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2006， 23（1）：7-10.
[9] 司马娟. 埃索美拉唑治疗支气管哮喘合并胃食管返流疗效观察[D]. 太原：山西医科大学， 2011.
[10] CHO YK， CHOI MG， LIM CH， et al.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PPI test for detection of GERD in Korean patients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PI responsiveness[J]. Scand J Gastroenterol， 2010， 45（5）： 533-539.
[11] HIYAMA T， YOSHIHARA M， TANAKA S， et al. Effectiveness of prokinetic agents against diseases external to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J].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09， 24（4）： 537-546.
[12] 刘珊，唐旭东，李振华，等.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生活质量与焦虑抑郁状态相关性的探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5（6）：1310-1312.
[13] RUIGÓMEZ A， RODRÍGUEZ L A G， WALLANDER M A， et al.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and Asthma[J]. Chest， 2005， 128（1）： 85-93.
[14] HEMPFLING C， NEUHUBER WL， WÖRL J. Serotonin-immunoreactive neurons and mast cells in the mouse esophagus suggest involvement of serotonin in both motility control and neuroimmune interactions[J]. Neurogastroenterol Motil， 2012， 24（1）： e67-e78.
[15] 宋玉萍. 支气管哮喘伴发抑郁的心理社会影响因素研究[D]. 潍坊：潍坊医学院，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