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9日早晨，是刘文忠再次启程赴罗马尼亚的日子。在位于上海苏州河旁的高层住宅里，在照片里胡适和胞兄刘文辉的注视下，他拖着一条小儿麻痹的残腿打点行装，将一本自著的《新海国图志》和一本《苦囚新生记》放入看上去过于沉重的行李箱。前者是他近年考察苏东剧变后东欧社会的成果，以及这次旅行的目的，后者则是“文革”牢狱生活的自传。
带上《苦囚新生记》的原因，是7月上旬传出上海提篮桥监狱面临搬迁。这一消息像一段引线，触动了他有关自己和亡兄的记忆。
“文革”之初，因为帮助哥哥向全国各大高校邮寄批判“文革”的传单，刘氏兄弟同夜入狱。随后刘文辉被处决，刘文忠则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和提篮桥的囚室中活到了平反。以后他下海打拼，录得殷实身家，直到有天在旅游归国的飞机上，翻开一本友人赠送的《古拉格群岛》。
“我泪流满面，愧疚自己的遗忘。决心放下生意，为辉哥和我们那一代人的历史立传。”
在现代史的沉郁岁月里，刘文忠是提篮桥监狱中众多因为思想和政治原因获罪的囚徒之一。在刑事犯的灰色背景中，这类囚徒像不绝如缕的另类行列，留下深重足印。这座监狱正是因此在历史中获得归宿。
作为中国现代监狱的鼻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监狱中，提篮桥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也是身世和个性独特的一座。它的异国血统、连绵住户和坚固囚牢，在诞生之初即负盛名。上世纪初的登场和百年后的面临搬迁，像是亲手翻开又阖上了现代监狱史的扉页和封底。这亦是一本囚徒家谱，记载着一代代背负历史或身受清算者的罪与罚。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立岚在上世纪90年代走进提篮桥的高墙，为囚犯们提供心理咨询。铁门在身后关闭之际，他恍惚回到幼年，走在探望囚徒父亲的路上。
吴立岚的父亲吴凯声是民国著名律师，曾营救过陈赓、廖承志等人，为“七君子”提供过援助，也曾将轮奸中国女工的英国水手送入提篮桥，却在抗战胜利的惩办汉奸和1949年后的“镇反”中两度受屈，厕身提篮桥囚室。在吴立岚的记忆中，保存着母亲当年手提装有白斩鸡的竹篮前往探监的情形，吴立岚因为年幼未曾同往。吴立岚的岳父邵洵美，在1949年后的“肃反”中被送入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期间可能曾在提篮桥监狱治病。
时隔数十年，走入提篮桥的吴立岚，似乎是在补上童年的空白，又是延续父辈的脚步。
“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因为父亲曾经被关在这里，我就多一份义务，对这座监狱、对这里的犯人负责。面对犯人，我也特别耐心。”聆听犯人倾诉时，吴立岚会忽然感到，犯人身后的牢墙上，依稀现出父亲和岳父的影子。
100年间，提篮中绵延传承的囚徒家谱，与历次政治事件的脉动、监狱的兴衰曲线互为经纬，装订成厚重的另类历史。虽然它在今天面临翻页，其间的人性隐秘与思想血缘，却尚待启封。
“西牢”的谣言
上海外滩档案馆的卷宗橱柜里，静静地保存着一份半世纪前死刑判决书的缩微底片。在模糊的屏幕上调整焦距，被告王慕曾的身份渐渐清晰：1949年前提篮桥监狱最后一任典狱长。
王慕曾在上海解放前夕接受中共地下党策反，保护狱中的政治犯安全获释，将监狱和平移交给解放军。不过，此后他被新政权枪毙，融入在提篮桥狱墙阴影中逝去的囚徒行列。
百余年前，著有《革命军》的邹容瘐死提篮桥囚室，是这一囚徒行列的队首。
1903年，章太炎和邹容因为批判清廷的“苏报案”入狱，随后移押提篮桥。案件审理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拒绝将二人引渡，清廷被迫派人出庭对质，灭尽了威风。这也使得社会思想为之一变，改良逐渐骤进为革命。提篮桥监狱的铁门，一定程度上成为通往现代史大小桥梁中的一座。
邹容最后在狱中去世，也揭示了历史背面的严酷。章太炎当初被捕后，曾写公开信呼吁邹容自动投案，他为此自责，留下“威（邹容字威丹）之死，余之生也”的忏悔。
邹容去世第二年，提篮桥狱中发生一起事故：中国犯人因不满西餐伙食而骚动，被看守击毙四人。一时传言四起，坊间流传提篮桥“瘐毙者多而生还者少”，“一闻西牢二字，心战胆裂”，甚至有人得知要押入提篮桥而上吊。
实际上，1903年落成的提篮桥监狱正是源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于晚清监牢虐待犯人的担心，不愿意由中国监狱关押中外会审公廨审理的案犯，因而由英国牵头，按照美国设计风格修建了这座监狱。上海市民称之为“西牢”，又因其地近提篮桥，称为提篮桥监狱。
与传统的刑部黑牢不同，提篮桥的建筑结构是中空透视形，最初的监楼有一个圆形的天井，可从底楼望见顶楼，楼顶则覆以明瓦，采光通透。管理上则采取西方模式，监狱高层是英国人。建成之初，工部局即打破以往惯例，将原由会审公廨巡捕房关押的女犯一律移入提篮桥，引发中国方面的抗议。
这样一座身份特殊的监狱，难免引来是非，据《申报》当年报道，谣言四起的原因，实际是东西管理方式不同，情形隔膜。譬如用冷水冲凉，伙食习惯差异大，又使用印度人为看守，语言不通，加上民族情绪导致冲突。
邹容在狱中的横死，也源于此种矛盾。根据史料记载，提篮桥犯人需保持沉默自省，并从事敲石子、缝纫等劳役，违规顶撞者可能遭遇皮鞭责打。章太炎和邹容两人同处一室，邹容血气方刚，不能服从狱规，屡次被印度狱卒皮鞭责打，积郁成病，吐血离世。他的遗体被从小门拖出监狱，由慈善机构收殓。
1906年犯人骚动之后，清政府江南提督曾经发函给工部局，要求改善西牢条例，允许中方人员前往查看。朝廷也派法部郎中韩兆藩考察了上海各监狱，不料提篮桥所见让韩氏大为折服。
他在《考察监狱记》中说，上海县监犯人拥挤，“肩摩踵接”，尚有狱卒在内吸鸦片烟，秽气与洋烟之气混杂，犯人奄奄待毙，狱墙泥壁颓坏，几乎沦为瘟疫制造厂，甚至狱中还可招嫖。而提篮桥西牢“内外明洁，纤尘不染”，“即一草一木，亦具精神”，狱中纪律严明，膳食规定精细到盎司，每周肉食轮流有鱼、牛荣、猪肉和赤豆，两相对比，使他颇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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