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07)01－0098－2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天策教授的论文集《新闻传播学论稿》(以下简称《论稿》)，2004年8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收入40多篇论文，按照所涉及的论域，大致分为“新闻传播理论”、“传媒产业运作”、“新闻传播策划”及“媒介批评与新闻教育”4组。
一、“学术漫游”之深意
在《新闻传播学论稿》的《自序》中，作者写道：“近10余年来，我的教学与研究始终处于‘漫游’状态：不仅在新闻与传播之间漫游，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漫游。这本小册子中的几十篇文字，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就是这种学术漫游状态的反映。”
的确，“漫游”是作者这些年来对待新闻传播学术的一种自觉的学术心态，一种合乎逻辑的学术实践。笔者以为，“学术漫游”之于他其实已经焕发出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一方面，漫游使作者获得了一种颇为难得的机会——可以在多学科、多领域之间游弋，并由此优化或者拓展了作者的“问题意识”(包括引发问题的触媒，切入问题的视点，阐发问题的逻辑，等等)；另一方面，促使他去作学术漫游的客观基础，正是近些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外延不断扩展的现实状况。由关注新闻传播的基础理论而过渡到对于“传媒产业运作”、“新闻策划”、“媒介批评”等领域的关注，这是投身于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脉络中去的一种学术自觉，一种学术适应。
二、学术品格之追求
归纳起来，《论稿》比较充分地展现出了作者学术研究的两大基本特色，或日“学术品格”：一是学理的科学探究；二是现实的理性审视。
(一)学理的科学探究
在我国新闻学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过两种截然对立的论调——“新闻无学论”(20世纪20～30年代的王小隐、刘元钊持此主张)、“新闻有学论”(20世纪30～40年代的黄天鹏、钱克显、储玉坤即为代表)。“新闻无学论”对于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即便今天，不论是在新闻学术界还是实务界，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新闻其实并没有多少学问。很明显，这是一种具有内耗效应的学科自贬。
《论稿》作者显然是“新闻有学”的主张者。可以说，对于学理的科学探究正是他最大的学术品格。在《论稿》中，像《新闻定义的语义学探讨》、《新闻的真实性是什么?——兼论新闻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客观性原则与真实性原则的关系》、《20世纪中国报刊工具理念的历史演变》、《网络新闻价值取向的变化及其影响》、《走向21世纪的中国报业理念》、《“新闻策划”研究的学理审视》以及《传媒竞争中公关行为的介入与影响》等，都是学理探究的代表性文章。
在很多人看来，现在再把“新闻定义”、“真实性”、“客观性”、“新闻价值”等基本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实在是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但是，《论稿》作者却将这些所谓的“老生常谈”视为既是问题重重而又颇值深究的“真问题”。原因就在于：其一，在鲜活的新闻传播实践面前，“老生常谈”的问题必然会不断地扩张或者收缩自身的理论边界，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重新界定某个特定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或无效性的边界。其二，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虽然因为讨论甚多而沦为了“老生常谈”，但是，这并非必然意味着学术界就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讨论结果。客观地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在基本理论问题上，学术共识其实异常薄弱甚或匮乏。这种现实使“老生常谈”具备了一种无可绕避的必要性。这正是《论稿》作者孜孜不息地探讨新闻传播学基本理论的兴趣缘由。
大凡以学术为业的人，在面对学术问题时，“科学性”应该是一个自觉践履的根本的目标。这里的“科学性”大致包括了3个方面的细化要求——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结果。若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论稿》是做得比较好的。
1、科学的态度。在探究学理时，作者保持了一种科学的学术态度。在探讨某一基本理论问题时，《论稿》作者注重学理的讨论状况。这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历史的维度：关注学理在较长时间段里的纵向演变；另一个是现实的维度：关注学理在当前时空里的分布——共识或分歧的状况。本质上，自觉地梳理学理的讨论状况，是科学态度的一种体现，因为它体现出了研究者对于“学术累进”这一学术演化逻辑的切实尊重。
2、科学的方法。新闻传播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经常划分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两种方法都有其科学性，也各有局限。在《论稿》收集的论文中，绝大部分运用的是定性的研究方法。定性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深刻的思想性。例如，由《新闻定义的语义学探讨》、《“新闻策划”的剖析》、《“新闻策划”研究的学理审视》标题中的“探讨”、“剖析”、“审视”等字眼就可以知道，作者力图提供的是一种深刻思辨之后的思想与见解。定量研究显得相对薄弱。
3、科学的结果。本着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是达到科学结果的必要条件。《新闻定义的语义学探讨》、《新闻的真实性是什么——兼论新闻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客观性原则与真实性原则的关系》、《20世纪中国报刊工具理念的历史演变》、《网络新闻价值取向的变化及其影响》、《走向21世纪的中国报业理念》、《成都报业趋同化的实证分析》、《“新闻策划”研究的学理审视》以及《传媒竞争中公关行为的介入与影响》等论文发表之后，收到了比较良好的反响，得到了较高的认同度。依笔者之见，来自于学术共同体内的认同无疑是研究结果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因为，它至少反映了学术共同体在某一问题上“当前”所达到的科学认识程度。
《论稿》的第三组文章是“新闻传播策划”。这特别值得一提。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新闻策划”的讨论一直很多，到如今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至少已有数百篇。董天策先生先后发表的几篇文章无疑在众多研究文献中占据了一席重要之地。在研究“新闻策划”时，董天策的独到之处是引入“公关策划”的视点，以此来观照“新闻策划”，并进一步探讨存在于两者之间的“介入”与“被介入”关系。而在《“新闻策划”研究的学理审视》一文中，他对于近年来的“新闻策划”研究进行了既全面又明晰的学术梳理。对于在语义和语用两个方面均已混乱不堪的概念“新闻策划”，他重新进行了概念化——“传媒运作策划”，希望能够从“内涵、外延”的整体性上，对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理解与使用加以科学的规范。他认为：“传媒运作中的各种策划行为可总称为‘传媒运作策划’，简称‘传媒策划’或‘媒介策划’”。接着，他首先把传媒运作策划分为新闻业务策划与经营管理策划两类，然后再分别区分为宏观策划、中观策划、微观策划几个层面，由此，也就清楚地勾勒出了传媒运作策划的概念谱系。如下图所示：
(二)现实的理性审视
在新闻传播学者中，纯粹囿于故纸堆或者书斋的，恐怕
是没有的。因为新闻传播学具有自身鲜明而独特的学科特征——实践性、应用性强，所以，新闻传播学者关注新闻传播现实的实践就是学科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不同的只是每一位学者对于新闻传播现实的关注缘由、关注程度、关注方式、兴趣区域等。正是这些差别，凸显出学者们不同的学术个性。
《论稿》作者在自序中说：“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国传媒最根本的发展趋势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传媒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据笔者了解，董天策先生对于传媒产业化的正式接触，始于他主持的一个科研项目——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九十年代中国报业趋势研究”。他“放弃了平铺直叙地描述中国报业跨世纪发展趋势的研究方式，集中精力和笔墨探讨中国报业的产业化问题”。
对于我国传媒产业化运作，《论稿》作者保持了持续的理性审视。对于自己的兴趣区域，他所作交代中提到：“传媒的产业化运作，不仅是传媒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运作，而且也是传媒在新闻业务方面的运作。对传媒产业运作的研究，我偏重于传媒采编业务的运作方面。比如：报业理念的变化，产业化运作的内涵，报业竞争的进程，传媒的生存格局，WTO与传媒业的发展，成都报业的趋同化，广州报业的新变，等等，都是意在探讨传媒采编业务在市场化、产业化格局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对于新闻传播实践的理性审视，作者还有一个彰显“批判理性”的视域，这就是“媒介批评”。媒介批评不仅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条很好的途径，而且也是培养和训练“批判理性”的一种良好方式。《论稿》作者认为：“在我看来，媒介批评与理论研究具有直接的互动作用，因为媒介批评本质上是以理论性的眼光审视媒介实践，而理论研究既是媒介批评的学理提升，又为媒介批评提供学理指导。”这里不仅表达出了作者对于“理论研究”与“媒介批评”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刻体认，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笔者的总体评价——作者的学术漫游其实是有“根”的。具体而言，《论稿》中收录了作者对于我国新闻传媒的某些做法进行冷静而理性批评的文章，例如，《制约新闻炒作需要媒介批评——从成都炒出“美人鱼作家”谈起》、《地方传媒如何宣传西部大开发》、《为西部大开发进行舆论导航——评川、蓉报刊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新闻评论》以及《建构公民的言论空间——(南方都市报)来论版的意义》等即是代表。
其实，自觉地利用“媒介批评”作为武器来培养“批判理性”，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既基本又必备的媒介素养。许多外国学者一再提出警告，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传媒饱和”的时代。在“传媒饱和”时代里，我们无法逃离大众传播媒介日复一日的资讯轰炸，我们注定要面对大众传媒林林总总、应接不暇的乱象——虚构的、现实的，抑或虚拟的。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批评就是一种理性的应对工具，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习得一种“批判理性”的媒介素养。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邮编：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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