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E3带来开放式风险

月度外汇占款规模也将重新上升。资本账户赤字可能重新转为资本账户盈余。追逐短期盈利的短期资本很容易催生资产泡沫，并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货币政策将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不紧缩，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的风险便难以遏制；如果紧缩，可能会扼杀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宏观调控将变得更加复杂。

同时，中国需警惕输入型通胀压力。虽然目前中国PPI处于34个月以来新低，但8月份官方PMI数据显示，在PMI指数创下9个月低点的同时，购进价格指数出现较为明显反弹。随着上游价格上涨的传导作用，企业经营将受到双重挤压。

中国是一个资源品进口大国，也是国际大宗商品主要买家，能源、原材料及部分农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不仅使购买大宗商品所需的外汇支出大幅增加，也会使中国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QE3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更像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供给冲击，影响更深远。

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使债权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美国通过征收铸币税向全球转嫁危机损失和各类债务并实现财富再分配。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人，将为债务货币化带来的美元贬值买单。

截至目前，中国拥有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占到全球外汇储备近三成，其中近七成持有美债，包括1.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和3600亿美元“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企业债。美元每贬值1%，中国将损失150亿至200亿美元，随着美元弱势格局的持续，债权人利益将受到严重侵害。

中国应对QE3对策

为有效应对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应在“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以及“加工贸易政策”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把稳定出口与加快贸易结构升级结合起来，主动转移或淘汰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产品，鼓励发展高端出口产品。目前，有充足订单和刚性外需的大部分是技术密集型机械和装备制造业，可通过加大贸易融资、出口信贷和保险支持等向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高新技术等行业倾斜，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布局。

同时结合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实际，迅速启动全面减税政策，通过加大减税力度缓解中小企业困境。一方面，通过财政支持对因生产经营成本大幅上升而影响企业承接订单并且银行贷款利息支出较大的重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贷款贴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对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应扩大政府专项资金规模支持，加快转型升级力度。

随着美欧开闸放水，全球流动性继续宽松，以及外围市场环境的稳定好转，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会明显改善，从而增加国内流动性。因此，货币政策不宜进一步放松，应该引导中长期资金进入城市化进程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中小企业融资等领域，其关键是稳定中长期优质资金，提高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

在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国内金融部门缺乏竞争力的国家，资本管制仍是阻止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稳定性冲击的直接手段。对中国来说，资本管制仍是中央银行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重要保障。此外，中国还需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政策协调，全面监控国际资本流向，参与建立全球性金融防火墙和系统性监管框架。

如果美国继续依赖经济负债增长模式，美国量化宽松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都会有较强的负“溢出”和传染效应。为防止美国债务货币化加剧中国外汇资产缩水，中国必须加快减持美债，加快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改变金融资产大规模流向美债的情况。

中国要在大宗商品市场和资源市场还没有全面上涨之际，加紧投资稀缺资源领域、高科技领域和基础研发领域，把可能贬值的“外汇货币资金”转换为经济发展亟须的特定领域的“外汇实物资产”，在解决经济发展瓶颈的同时，有效减少外汇资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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