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纪以来，关于《醉翁亭记》的研究，共计300余篇。笔者试图理清这一百多年来关于《醉翁亭记》这一文的研究，以期对将来研究《醉翁亭记》有些许帮助。本文从主题思想、字词辨析、对比研究、艺术特色、传播接受研究五个方面入手，以期对《醉翁亭记》研究有个整体认识。
关键词：《醉翁亭记》;欧阳修;研究综述
《醉翁亭记》（以下简称《醉记》）一文作于庆历六年，是欧阳修受朝廷党争连累，被贬于滁州时留下的佳作。当时一出，“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1]，可见其受喜爱的程度。1999年，管笛先生甚至还为此出了《醉翁亭记研究》一書，30万字，专门研究《醉翁亭记》一文，其着力之深令人敬佩。近几年对此的研究也仍未终止，但比较繁乱，本文梳理了1957年至今61年来的文献，以期对这篇文章的研究有个整体认识。
一、主题思想
关于《醉记》所表达的主旨，一直以来都争论不休。20世纪末，有“颂其政绩”、“与民同乐”、“述其大节”、“取乐山水”等说法。二十世纪以来，关于《醉记》主旨方面的论文是占比重最大的，约有37篇。相对于二十世纪以前，学者对《醉记》一文主旨多样性的解读，这时期内学者围绕的都是欧公“乐与不乐”的问题。
（一）“太守”之乐说。赵晶晶在《<醉翁亭记>‘乐’与‘醉’再解》中认为文章中存在着“醉翁”与“太守”两个截然不同的主体。醉翁的“乐”与“醉”是面向自然山水和自身的，太守的“乐”与“醉”是面向社会和百姓的。太守是欧阳修的一个角色，无论境况怎么样，他都要完成自己的角色，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他不得不压抑作为醉翁个体的悲凉内心。[2]刘尚荣《欧公居滁无乐考》认为，在文章中并无“乐”可言。原因在三：一是在欧阳修同时期的诗作中流露出的是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而并非是文章中处处洋溢的“乐”;二是欧阳修此次遭贬滁州的原因乃是“朋党”与“德薄”的罪名，给其带来了精神压力和心灵创伤;三，这是一篇“太守之文”，文章中八次提及太守，欧公从未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因而这是一篇“太守之文”，此类文章不能诉苦，只能强颜欢笑。[3]
（二）与民同乐说。这是历代人们比较认可的说法。程宇静在《论<醉翁亭记>主题思想的建构、原因及影响》一文中系统地指出“与民同乐”这一主题，后世也有不同声音，正是在不同声音的辩驳中，“与民同乐”主题得以强化。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三方面：从作品本身来看，“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中“乐其乐”，因“其”字的不确指使它的阐释具有了开放性，同年欧阳修创作的《丰乐亭记》中，明确指出主旨是“宣上恩德，与民共乐”，故后世读者在主题的解读上受其影响;从作家角度看，欧阳修为政宽简、体恤爱民的人格魅力也对“与民同乐”思想的建构有影响;从读者角度看，《醉记》中的“与民同乐”是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它的道德主体由君主发展到士大夫，要求为政一方的官吏士大夫也要与民同乐。因此，《醉记》就被解读为“与民同乐”的典范。[4]吕茂峰则针对“不乐”的观点，鲜明地固守“乐”的看法，认为文章的重点是要突出欧阳修的达官潇洒，突出欧公的快乐。在他看来，解读文章要着眼于“历来”、“古文选本”、“关于文章题旨的说明”、“各家观点”，不能将“醉”这一意象与“消愁”勉强联系，将贬官一般的心理体验机械而轻松地统一于“可能抑郁=必然抑郁”的模式下。[5]
（三）“乐中有忧”说。卓然《试论<醉翁亭记>主题思想的复杂因素》一文一一解释了各家说法的不严谨之处。他认为《醉记》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因此主旨也较为复杂。《醉记》的主旨正如苏轼所说，是写“忧中之乐”[6]。在初贬到滁州时，欧阳修政治受挫，人格遭侮，作为一个“贪心报国”反遭贬的志士来说，此时此刻此情可以说是愁中有愁的、忧中有忧、苦中有苦的，这从他在滁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印证，所以基本思想是个“忧”字。但作者居滁三年，并非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在忧愁之中，还是有“乐”的时候。只是“忧”是外物所致，“乐”却靠自我寻得且乐于山林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因素。
二、字词辨析注释类
《醉记》流传广，版本多，历代相传就有一些文字差异。最早发现的《醉记》版本乃是苏唐卿的篆碑文，欧阳修晚年对其诗文仍在不断精改，《醉翁亭记》亦在其列。元祐六年，苏轼从修家中得其诗文，于是《居士集》五十卷书问世，同年十一月，苏轼又为滁人楷书大字《醉记》碑文，而这几个版本中的文字均有不同。关于字词互异的情况很多，管笛先生在其书中论证详实。笔者在此仅讨论检索到的论文中对于个别字词的注释和辨析情况。
（一）“射者中”中“射”的注释。关于“射”的含义，笔者检索到了7篇文献。“射”是何种游戏，引发了这样几种猜想：一是投壶说，但各位学者普遍驳斥此说，此处不一一赘述。二是射箭说，陈瑞衡持此观点。他以欧阳修写给韩琦的短简为据，“理其旁为教场，时集州兵弓手，阅其习射，以警饥年之盗”，由此认为“射”乃为“射箭”，《醉记》中应是欧阳修检阅“弓手”练习射箭。[7]三是“射覆”说。李济生《“射者中”考》认为，古人关于“射”的游戏有两种，一是射谜，二是射覆，此处取第二种。[8]“射覆”是酒令的一种，是宴席上的一种游戏，在器皿下覆盖着东西让人猜，不中者罚酒。覆者也可用诗文、成语、典故等隐寓某一事物，射者猜之，用也隐寓该事物的另一诗文、成语、典故等揭谜底，若射者猜不出或猜错罚酒，此种游戏与酒有不解之缘，契合《醉记》中的酒宴情况。四是“九射格”说。陈新在《<醉翁亭记>‘射者中’注释再辩正》中一一驳斥了前三家观点，并指明《欧阳文忠公文集》收有“九射格”的图像和说明，“九射格”乃欧阳修自创的一种酒令游戏。[9]
（二）“泉香而酒冽”。首先是关于“冽”和“洌”的争议。目前的初中课本都写成“泉香而酒洌”。“洌”注释为“酒清而醇”，而欧阳修亲自审定的篆碑写作“泉香而酒冽”，苏轼书碑亦如是。管笛先生认为，《说文》把“洌”字解释为“水清也”，这种字义至今没有变。而“冽”字，《说文》解“冻也，像水凝之形，凡（冻）属皆从之。”这就是说“冽”字既然从冻，说明它比“水清”还有更凝厚的一层意思，酒冽”对“鱼肥”，“冽酒”应是衡量好酒的标准;“冽”也有“凝厚”之意，可见“冽酒”指的是“厚酒”，即优质的好酒。[10]
其次，“泉香而酒洌”的解释也有几种说法。一是唐中笑认为这里使用了颠倒词序的修辞手法。他认为此处应为“泉洌而酒香”。[11]原因是泉香闻所未闻，倒是酒以芳香出名，欧阳修之所以颠倒次序，是为了声律和表达的需要，因此该解释为“泉水清，酒水香”。二是宋桂奇把“泉香而酒冽”看成是互文。泉是香、冽的，酒也是香、冽的。[12]列举了一大段认为泉香是成立的。李世袭也认承认“泉香”说，但没有说“泉水有香气”，而是说“泉水甜”。管笛先生认为此几种都是不知词之本源、字之多义而误解，与欧阳修的原意不合。
三、对比研究类
此類文献笔者检索到23篇。其中大部分是与《岳阳楼记》进行的对比。陆雪在《<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的空间表现》中认为，两记所表现的不同空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范、欧两人不同的个性特征。《岳记》中范仲淹虽写“忧”，却以包容天下的广阔胸怀虚构了岳阳楼苍茫无涯的空间和雄伟壮观的景象，由此看来，范仲淹的性格是积极外向的。《醉翁亭记》中首句“环滁皆山也”就给醉翁亭设定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西南诸峰”“琅琊”“酿泉”则是大环境内各种跳跃着的点，《醉记》中所表现的空间是封闭、静中有动的层次型空间。相比于范笔下壮美的景象，欧笔下的景物都是秀美的，因此，不同于豪迈、阳刚的范仲淹，欧阳修是内敛、细腻的。[13]陆雪认为，儒道文化的不同影响是造成二人性格差异的重要因素。此类论文还有戚荣金的《从<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看范、欧的人格和个性》。
王金伟和崔晶则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二文的异同。首先，同体现在二文创作的政治环境（改革遭遇失败、改革者被贬黜）以及欧、范两人的经历、主张（少年清贫，曾为高官而仕途坎坷;政治、文化活动有诸多交集，私谊颇深）都比较相似。不同的是艺术风貌的迥异，表现为醉与醒，二文都提及酒，比较而言，《岳记》表现为清醒状态，《醉记》则是“醉态”主导全篇;二是忧与乐，二文都是探讨“忧与乐”的佳作。《岳记》表现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之感，《醉记》则写了自然与社会其乐融融的氛围;三是仕与隐，二文折射出不一样的文学风貌，唐朝士人心态较趋于平和，反映在作品中，唐、宋古文面目判然。柳宗元贬谪时的“永州八记”，其文抒情悲观压抑，宋文抒情则相对舒缓旷达。[14]
同为古代记游名篇，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也被拿来与《醉翁亭记》相比较。此二者的比较主要集中在艺术特色上的比较，如《柳寒欧温<小石潭记>和<醉翁亭记>比较阅读》。此外还出现了跨文体的对比，沙婷婷《历史的神合——<望海潮>和<醉翁亭记>》中提出二者，一为文，一为词，却在艺术手法和时代气象上有神合之处。
四、艺术特色研究
（一）语言特色。《醉翁亭记》中区区四百字，运用了二十一个“也”字，形式非常整齐，一点也不古朴呆板。关于“也”字的用法，各路研究者根据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路，一是侧重研究“也”字的用法。程序在《<醉翁亭记>‘也’字衍义》中从语言的角度，细细分析了“也”字的各种用法，[15]认为文中“也”字以不变应万变，以一个“也”字满足了各种语气表达的需要，在语义上，也突破了传统定式，获得了新的意义，从而使“也”字的表义功能扩大了。孙绍振认为，“者……也”句式带着提问和回答的意味，先是惊异、发现，后是领会，也暗示了景观的目不暇接和思绪的源源不断“也”助长了肯定、明快的语气。[16]
二是认为，所谓“也”字体，也仅仅是种形式，文章的形式要适合其内容，单纯在形式上打圈子是很难奏效的。徐樑在《欧阳修的窃笑——<醉翁亭记>的语言表达效果》文中肯定了对“也”字语言效果的分析，但更着重表示在解读文本时要放在整体语境上进行分析[17]。比较重要的研究还有“也”句式是否是欧阳修首创的问题。这种思路下，罗漫认为文中的12组“者……也”借鉴了《孙子兵法》中的“者……也”句式。
（二）艺术结构。本篇的艺术结构也是可圈可点的。周新民在《妙筑醉翁亭，巧见文忠心——解读<醉翁亭记>的艺术结构》中对《醉翁亭记》的艺术结构进行了探讨。认为整篇文章由4个段落组成，每个段落就像一个精美别致的圆锥。分别是空间的圆锥、时间的圆锥、人物活动的圆锥，最后是情感氛围的圆锥。以“环滁皆山”为最 大口径，以“乐”为轴心，以太守之乐为顶端，依次融进地理的、时间的、人物的和情感的圆锥，形成硕大的一个。四个段落既相对独立，又纵深递进，是一个独特的耐人寻味的艺术结构。[18]
五、传播接受研究
作品一旦面世，一定要经过读者的阅读、鉴赏，才能成为有血有肉活的生命体，由此产生了接受论。关于接受传播方面的论文，笔者检索到5篇。由此可以看出《醉翁亭记》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主题思想，艺术特色方面，接受传播方面较少。目前，对《醉翁亭记》传播接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醉翁亭记》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研究。李强在《<醉翁亭记>与宋元文章学》提到，《醉翁亭记》创作于北宋散文革新的关键时期，其文学史价值并不亚于其文学价值。首先是“文章不惮屡改”开始成为一条重要的散文创作经验，因为《醉记》文就是在不断修改中定型的;其次是开始关注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质，“美人斟酒之体”这一审美特质在散文领域开始引起讨论;三是对文体“体制”的认识更为开明，不再拘于传统文体体制，昭示着文体革新理论进入一个重要的理论探讨阶段。[19]
二是《醉翁亭记》的多种传播方式及其影响研究。李杰荣认为，历代《醉翁亭记》的流传散布，在刻印传抄等纸本传播外，还通过了石刻、音乐和书画等跨文本的传播方式。[20]李常生则着重探讨了苏轼个人对《醉翁亭记》传播的影响。苏轼当时为《醉翁吟》倚声填词，更名为《醉翁操》，《醉翁操》合乐可歌，受到广泛的传播。苏轼重刻该文，此后，不断有人复制拓本，故而今天仍能见到《醉翁亭记》石碑。[21]
三是有系统的接受研究，但只有2篇。陈文忠在《<醉翁亭记>接受史的四个时代》中把《醉翁亭记》的千年接受史可分为特点鲜明的四个时代，即宋代之“讥病”，元明之“辩护”，清代之“细读”，现代之“追问”。[22]以及宋清的《欧阳修<醉翁亭记>的传播与接受》。
综上所述，以《醉翁亭记》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颇多，涉及到的面也非常广。但在论文选题方面，还是有很多雷同，多是在思想主题和艺术特色方面，只有少部分在别的方面发表了独特看法，《醉翁亭记》作为古文方面的经典，在其文体，文学价值上还是有发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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