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0日,著名民族学家、民族史学家李绍明因病去世。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李绍明虽抱病在身,仍四处奔走,为羌族地区灾后的文化重建及“羌族文化保护实验区”的建立殚精竭虑。
1998年,我考上云南大学。从我的家乡四川平武去昆明,要先坐10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成都,再坐24小时火车到昆明。爸爸和我坐了夜班车,到成都时已是清晨时分。下车后,我们就赶往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老师的家中。那一年,我18岁。
这位笑眯眯的老人,我见过。在我更小的时候,他到过平武,到过我家。那个时候,我爸爸和他一起到白马藏族乡去,谈论着一些我不懂的话题。我像称呼所有的老人一样,称他为爷爷。这声爷爷,就这么一直叫了下去——尽管按照学理的称呼,我应该称他为“太老师”,因为,他是我的导师的老师。但是,我更愿意叫他爷爷。那时,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大老远的,我去读书的路上,要先来李爷爷家;我也不知道,这个李爷爷,在我将来所从事的学科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更不知道,将来的某一天,李爷爷会成为我的一个研究对象。我只是以一个怯怯的,山里出来的孩子的眼光,观察着这位爷爷。
李爷爷热情地招待我们父女。他知道我要去云南大学念历史学,很是高兴。他说,好好学,将来也做民族研究。那时,我完全不懂什么叫民族研究。他给我一本书《李绍明民族学文选》,要我带给云南大学的林超民老师。在去昆明的火车上,我翻着这本厚厚的书,里面的文章,我都看不懂。只是,我从心里面喜欢上了这个爷爷。每年寒暑假期,经过成都,都会去李爷爷家报个到,这个爷爷与我聊学习的情况。我很诧异,他怎么什么都知道。这个爷爷,和蔼可亲,我一点都不怕。在我后来的求学道路中,也见到了形形色色的学者。在那些有高深学问的学者跟前,我往往为自己的浅薄和无知而汗颜,可是,在李爷爷跟前,尽管浅薄如我,也并不觉学术之道长路漫漫,遥不可及。
2001年,我大学三年级。那年寒假我又去了李爷爷家。那个时候,学习了3年历史学的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爷爷在我所学的民族史领域,有着重要的贡献。只是,他的贡献到底是什么,还是在我读到博士时,才真正知道。
2002年,我到四川大学念研究生,我的导师也是李爷爷的学生,我的专业,更是李爷爷专长的西南民族史。那个时候,我经常去李爷爷家,在向他请教问题的同时,还能蹭上一顿好饭。我所研究的白马藏族,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成为民族史学界的研究热点,而李爷爷当年参与了讨论。在阅读李爷爷的文章过程中,我明白了,为什么学界的人那么推崇他。
在李爷爷家,往往能与一些只在书本上见过名字的作者不期而遇,他们或是遇到问题来向李爷爷讨教,或是有了研究成果,出书了,拿来送给李爷爷。李爷爷总是不厌其烦地与他们交流,即使是非常细微的问题也会给出中肯的意见。
后来,我到北京念博士。2006年10月,我跟几个同学到李爷爷家中,对他进行口述史访谈。那时,李爷爷成为我的受访者,从他口中讲出的一个个故事,时而让我们张大嘴巴,感叹民族调查的艰辛,也对那些不是常人能有的际遇心向往之;时而让我们心有戚戚焉,也对学术道路上一种情怀的坚守而心生认同。经过一段时间的访谈,了解了这个笑容可掬,爱吃零食的老人的学术与人生后,我意识到,这个一直被我称为爷爷的学者,他本身就是一部学科史。当我学识见长,有能力对李爷爷的学问进行进一步研究的时候,却传来了他病重入院,最终驾鹤西去的噩耗。
印象中,李爷爷身体很好,他走遍了藏彝走廊的山山水水,几十年来坚持在藏彝走廊行走。他调查凉山彝族社会性质,参加编写羌族简史,探讨羌族族源,长期在藏彝走廊的深入研究,对康藏区域文化有着具体的认识,提出“稳藏必先安康”的策略,对于藏族区域之间的关系的稳定,至为关键。
他人到中年后,年轻时玩命工作的身体渐渐露出了疲态。李爷爷得了糖尿病,家人帮助他控制饮食,他却总是有很多零食,自己不能吃,我们这些学生到了他家,他就拿出来给我们吃。我每次去他家,对我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总是有求必应,有时候为了找一本书给我,能在书柜里翻上半天。而像我这样不知心疼老师的学生还有很多,他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学生的要求,因而也就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他的工作总是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高山峡谷考察,就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即使在家里,也是与世界各地的学人与学生进行交流,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此外,他还要读书,写文章。他虽然早已退休,却是退而不休。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为羌族文化重建和建立“羌族文化实验区”而殚精竭虑2009年,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联合会第十六次大会在昆明召开。李爷爷负责藏彝走廊专题会议。他为这个会议做了太多的工作,却最终未能成行,即使在病床上,他也一直关注着会议的进展。
是什么样的使命感支持着李爷爷以一生的时间去完成学术的追求?他的成长道路,也许能够告之一二。
李爷爷是重庆秀山人,土家族,在潘光旦先生1954年去湘西,出版《湘西巴人与土家》之前,这个民族的身份尚不明确。这个土家的记忆对于他来说,已经很遥远了。
1933年他出生于成都,他的父亲李亨是巴塘小学的创办人。辛亥革命后,李亨被刘文辉任命为汉源县的县长。解放后,李亨成为成都市银行的监事长。1950年,李绍明16岁时成为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年纪最小的大学生,这也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华西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李绍明受到了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的系统训练。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被取消,李绍明随着民族学组被并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蒙文通、谬钺、徐中舒、唐嘉弘等历史学家治西南民族史。这样的学科背景,用李绍明自己的话说,他的学术“偏重西南的实践,但是没有提出什么理论。”这也是人类学华西学派的特色。作为华西学派的传人,李绍明秉承了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和历史学的考据相结合的治学道路。
1951年,17岁的李绍明第一次到茂县赤不苏进行调查,帮助羌区建乡。这次羌区之行是李绍明第一次接触到民族调查。1952年他参加川南民族访问团,到了小凉山的峨边地区。凉山之行,他争取过来一个黑彝的头人,为国家的统战工作做出了贡献。随后,李绍明大学毕业,到阿坝州(当时叫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去建立民族干部学校。在羌区工作的间歇,他做了社会调查,写了报告《羌族的历史与文化》。同时还对马尔康的嘉绒藏族进行了调查。1956年,他参加了少数民族社会大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调查了凉山彝族社会性质。他陆续发表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羌族史》、《土家族史》等著作,正是一位知识分子用一己之力为国民建设需要而做出的贡献。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