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姜
每年初春,母亲总要在自家菜地的边角地带埋下一些身穿泥衣､老态龙钟的生姜瓣儿｡除了松土和后来弄菜地时顺手拔一下长势凶猛的杂草,身处菜地边角的生姜们被埋下以后,便落入了被母亲冷落的命运｡即便是除草,不久后,也因为齐心协力的姜苗们更迅猛的生长,被母亲草草地敷衍甚至忽略了｡与身处菜地中心的萝卜白菜比起来,姜苗们显然并不在意自己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它们争先恐后地往上蹿,像是在比赛着,看谁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光照,沐浴到更多的雨水｡而在它们脚下的泥土里,一块块新生的生姜已悄然长成｡
偶尔,在给萝卜白菜们施肥时,母亲会顺便拿一些给姜们,作为对它们良好长势的鼓励和奖赏｡微风拂过,姜苗们便摇曳着绿油油的身姿,将尚未风干的露珠撒在母亲平静的脸上,这时,母亲会直起腰身,抬起早已酸涩的手臂,若无其事地揩拭一下自己的脸庞,然后又伏下身去,继续侍弄萝卜白菜们去了｡对于姜们,母亲从来就很放心,母亲不知道,那其实是姜苗们想对她表示一下亲昵呢｡
冬吃萝卜夏吃姜｡入夏以后,母亲便会时不时去菜地里转上一圈,除了照例去侍弄一下那些让她挂心的萝卜白菜,回来的时候,母亲手里便拿着几块沾满新鲜泥土的嫩姜瓣｡母亲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切成一块块小小的片儿,拌上盐巴和自家的辣椒酱,放上餐桌,那个季节的饭菜便随之充满了辣乎乎的新鲜味道｡我三两下吃完饭准备溜下餐桌,母亲叫住我,别忙!随后就会盛一碗她刚刚放了姜末的菜汤,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喝下去｡母亲眼巴巴的神情,让我想到她哄我吃“粽子糖”(裹了糖衣的驱虫药,形似粽子)时的样子｡
后来学了医,我才知道,母亲那时候是真把碗里的姜汤当成药了的｡只不过,就像喂我“粽子糖”时一样,母亲只知道生姜也是药,却不敢明确告诉我｡良药苦口,母亲一定是担心一向顽劣的我洞穿了她的“把戏”吧｡而在城市的菜市里,四季都有新鲜的生姜上市,不用说,那是众多大棚蔬菜中的一种｡外表和母亲栽种的没有两样｡有几次,我抗不过自己越来越馋的嘴,买了一些回来,学着母亲当年的方法吃了下去,却怎么也没了当年满嘴辣乎乎的味儿｡
母亲一生没识几个大字,母亲不知道她年年栽种的生姜,早在几百年前就躺进了厚厚的《本草纲目》｡那是一本为后世的习医者奉为经典的必备书｡而一本医学院校通用的《中药学》里这样写道:“(生姜)为姜科草本植物姜的块茎……秋冬二季采挖｡切片生用､煨用或捣汁用｡”
母亲如今依然健在,每年初春,依然要在自家菜地的边角地带埋下些老态龙钟的姜瓣儿——以前是喂养我们,现在又加上几个孙子孙女了｡
母亲不知道,因为生姜,她一不小心便和“经典”扯上了关系｡
鱼腥草
据说,现在的浙江绍兴地区,在春秋时期是越国的地界｡当年越王勾践做了吴王夫差的俘虏,勾践忍辱负重假意百般讨好夫差,方被放回越国｡回国后勾践卧薪尝胆,发誓一定要使越国强大起来｡传说勾践回国的第一年,越国碰上了罕见的荒年,百姓无粮可吃｡为了和国人共渡难关,勾践亲自翻山越岭寻找可以食用的野菜｡在三次亲尝野菜中毒后,勾践终于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野菜｡这种野菜生长能力特别强,总是割了又长,生生不息｡于是,越国上下竟然靠着这小小的野菜渡过了难关｡而当时挽救越国民众的那种野菜,因为有鱼腥味,便被勾践命名为鱼腥草｡
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个“据说”的真实性｡就像一个我们熟悉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熟悉｡
在乡村,鱼腥草有另外两个更加亲切更加普通的名字:侧耳根､猪鼻孔｡不知道,我的乡亲所以用人耳和猪鼻为鱼腥草命名,是否也是因了它特有的鱼腥味儿｡
我没特别注意过猪鼻孔最初长成时的样子｡当春风渐渐变暖的时候,它们便顶着心形的暗绿或暗棕色的叶片,一株株,漫山遍野地疯长起来｡这时候,就有伙伴提议,走,掏猪鼻孔去｡一拨人于是背着小背篓,手拿镰刀出发了｡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背篓就都满满的,一背的腥香味儿｡
那些猪鼻孔,一小部分被母亲留了下来,其余的大部分则被洗净,然后几根几根地扎在一起,一小捆一小捆地送进城里｡晚上,便有几个香甜的水果糖躺在我们的手掌心｡我爱吃母亲凉拌的猪鼻孔,但我更爱水果糖｡于是第二天,伙伴们又都不约而同地掏猪鼻孔去了｡于是,房前屋后的那些田边地头､那些荒山荒坡也便成了我和伙伴们最初最美的乐园｡而那漫山遍野四处疯长的猪鼻孔,似乎永远也掏不完似的｡一如“据说”的那样,生生不息｡
我儿时的夏天,也便这样不知不觉地在猪鼻孔的腥香味和水果糖的香甜里度过了｡
现在,我清楚地知道了那些被扎成小捆的猪鼻孔的去处——要不就是城里人的餐桌,要不就是中药材收购站——那些被我和伙伴们从山野里挖起的猪鼻孔,经过另外一些人的挑拣,或者成为城里人的美味佳肴,或者被晾干,住进中药房某个带把的抽屉里,或者在一些化学物质的作用下,变成液体或者药片:鱼腥草注射液､复方鱼腥草片……
名字还是那名字,却不见了暗绿或暗棕色的心形叶片,没有了浓烈的腥香味儿,这时的鱼腥草,当然已不再是我认识的猪鼻孔了｡
天麻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挖天麻时的情景｡具体的时间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是个阴天,同去的是隔壁的王本分｡我们一起走了很远的路,开始是大路,然后是羊肠小道,接着是杂草丛生的荒坡,最后便是阴森幽暗的大森林了｡王本分说,开始吧｡我不解,怎么开始?王本分指着一根高大得望不到顶的大树,说,你从那里,我从这里｡我不同意,说,我们一路来一路走,等一下还要一路回,我们为什么要分开呢｡王本分就无奈地摇摇头,转身没入阴森可怖的林子里去了｡我一下慌了神,赶紧沿着他刚刚踩出的路跟上去——我不是担心王本分撇下我,我是担心我把自己搞丢了｡
幸好,王本分会不时停下来,匍匐在地,一动不动｡起初我以为他是走累了,停下来等我｡待我走近时,却见他手拿一块土豆样的东西,上面连着一根猩红的秆儿,活像涂满了红墨水或者鲜血淋漓的手指｡王本分举着它,嘿嘿地笑了起来｡我从没见过王本分那样舒心地笑过,见到他那样的笑,我突然就觉得自己已不再那么害怕了｡但我依然不敢自己单独走另外一条路,依然担心把自己搞丢了｡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傍晚回家时,王本分挎着鼓鼓的背包,一脸灿烂;而我,除了出发时带去的锄头,便是空空如也的背包,俨然一个刚刚从战场上溃败而归的士兵｡还有就是,从此我知道,可以蒸熟后用来治疗爷爷头晕病的天麻,原来有一根猩红的秆儿;更奇怪的是,大山里所有的植物都有叶,都要开花结果,为什么唯独天麻身上没见哪怕是一片叶子呢｡
这个问题在后来很长的一段岁月里困扰着我｡直到有一天,当我打开《中药学》课本时,我才得以明白,原来“天麻为无根､无叶绿素的兰科寄生草本植物,不能自养生活,必须依靠密环菌菌丝取得营养,生长发育……”——那时,我已离开老家在外求学｡在那之前,王本分没能和我一样,跳过横跨在“农门”之上的独木桥,作为我最要好的同学和伙伴,多年前我们没能分开走的路,那一刻,被命运之手轻轻一挥,便陡然分开了｡
王本分后来早早地结了婚,接着又有了孩子｡有一天他开着自家的大货车载着妻子和孩子回老家看望他的父母,半路上,他和他的家人,和他的大货车一起,猛一下,飞下了一处很高的悬崖……
我清楚这和天麻无关｡但不知为什么,从此以后,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王本分手举天麻,满脸微笑的样子,想起那猩红的活像鲜血淋漓的手指头的天麻秆儿……
五倍子
作为一种乡野里四处生长的普通树种,五倍子被我的乡亲们记挂,是近些年才有的事｡我这样说是有确切依据的,这依据,便是王幺爸家那块种满了五倍子树的自留地｡
王幺爸就是王本分的爹｡在溪头沟,他们父子俩的名字,就像他们家那块自留地里的那些五倍子树一样,家喻户晓｡最初的起因便是王本分｡王本分是家里的独苗,被王幺爸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王幺爸多次宣称,只要王本分有出息,他拼了老命也要供他｡可惜王本分似乎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小学他高我三个年级,后来连降两级,只比我早一年考进初中,后来我因病休了一年学,等我继续读到初三时,我们成了同班同学(王本分第二次复读,插在我所在的那个班),而他的两个姐姐却小学没毕业就被迫辍学,在家务农了｡说是被迫,其实就是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无法同时供养三个学生｡让人揪心的是王幺爷,生病在床,就那么活生生的,痛没了,原因当然也是因为除了供王本分读书,王幺爸再没多余的钱做其他的事情了……后来王本分到市区做了个倒插门的女婿,代价就是王幺爸卖掉那几间“五柱四”的老房子换来的一栋水泥平房,地点自然是在上百公里的市区,而王幺爸自己却住在老地基上新盖的几间茅草屋里｡
王幺爸的这些做法和王本分的“没出息”,一直是溪头沟里最热的话题之一｡
后来就有贩子到溪头沟收购五倍子｡有人说,那贩子是王本分老婆的远房亲戚,到底是不是,却没人去过问｡乡亲们在意的是五倍子的价钱,和下山转一转回来的收成;暗地里,人们也在惊奇,一种四处生长的普通树种结出的“果子”居然可以换钱｡
王幺爸倒是一如既往地少言语,只是起早贪黑,每天一个人默默地上山打五倍子｡就连他把自家那块自留地里的蔬菜和庄稼全部铲除,然后清一色地种上五倍子树,也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乡亲们恍然间发现的时候,他也不作声,就那么一声不响地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五倍子打完了,就侍弄那些五倍子树｡那热情,比起当初侍弄庄稼来,有过之无不及｡
王幺爸的那块自留地就在进城的路边,一大片庄稼地中间｡那次我回去的时候恰巧碰到王幺爸在为那些五倍子树除草｡正是夏天,五倍子树浓密的枝叶几乎盖住了它们脚下的土地,也盖住了王幺爸瘦小的身影｡我叫了他好几声,他才扬起头,冲我似是而非地笑了一下｡他黑黝黝的挂满汗珠的脸颊,因他的笑,变形得有些夸张,像是无意间被我洞悉了他不愿人知的秘密似的｡很快我就知道,王幺爸精心管护的那些五倍子树,在被王幺爸移植过来以后,年年都长满新绿,就是一直没挂过“果”｡
王本分出事的消息是我那次回去不久以后传来的,听到这个消息,我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王幺爸变形得有些夸张的脸,和那片茂密的五倍子树林｡从此,它们便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枝繁叶茂｡
后来,就时常听到人们议论起王幺爸家那块自留地,和那些从未挂果的五倍子树｡议论之余,人们总免不了感叹:“要发迹,五倍子啊｡”感叹声里,满是无奈和怯生生的痛,仿佛王本分也是他们家的孩子,仿佛王幺爸家发生的一切就都发生在自家身上似的｡
自然,这“五倍子”和作为中药､用以疗疾的五倍子,压根就不是一码子事情｡
黄柏
对于黄柏,《中药学》课本里是这样写的:
“为芸香科乔木皮或黄皮树除去栓皮的树皮……生用､炒焦用或盐水炙后用……性味苦､寒｡归肝､胆､大肠､胃､肾､膀胱经｡应用于黄疸､痢疾､带下､淋症､湿疹等多种湿热病症……”
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而我认识黄柏树则是在很早以前,和父亲有关——
父亲栽下它们的时候,还是些弱不禁风的幼苗｡没过两年,它们就和那些竹子一起,长成一大片浓荫如盖的林子了｡远远望去,像一张绿油油的地毯,在老屋后面那片长长的斜坡上,纵横起伏｡几阵秋风过后,枝头上那些细碎的叶片便纷纷坠地,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直直地挺立在那些依然故我地浓绿着的竹丛中间,这时候,那张绿地毯就变得斑斓夺目起来了｡
父亲似乎一点也不挂心林子的变化｡父亲是个农民,父亲要耕地､要种田､要伺候圈里的牲口,还要焦心我们的吃穿和我们的学业,却从未想过用它们来养眼｡父亲栽种它们,为的就是有一天用来换钱｡父亲知道,那些被称作黄柏的树,树皮剥下来可以入药,因此才可以换钱,因此父亲才栽下它们｡从小,父亲就教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父亲栽下它们之后,就“一心一意”地干他的农活去了｡父亲更知道,只要将它们植入泥土,它们就会独自成长,就像更早些时候种下的那些竹子,就像山野里那些独自生长独自开花结果的杂草树木｡
大约是在它们第八或第九番转绿的时候,村里飘起了“收黄柏”的吆喝声｡那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穿过溪头沟的坡坡坎坎,也穿透了父亲和乡人们的胸膛,在溪头沟上空风一样飘荡｡看着乡亲们一个个手拿斧头镰刀,兴冲冲地走出家门,而后怀揣钞票笑逐颜开地回家,父亲心里七上八下的,却没有要动手的意思｡这叫我不解,父亲栽下它们,为的不就是今天吗?难道父亲有更好的去处安妥那些树?我不知道,也没敢问父亲｡
那段时间,天刚刚擦黑,父亲便一个人穿着棉袄出门,去后山那片林子里去了｡我这才明白,父亲是还没想处理他亲手栽下的那些树,但父亲担心有人会趁着夜色替他处理掉了,所以父亲就只有去守着它们｡但父亲的担心还是不幸出现了:那夜,大雨倾盆｡父亲刚刚出去没一会儿就浑身湿漉漉地回来了｡父亲进屋的时候面色铁青,一声不吭,并且破例再没出去｡第二天早上,父亲便手拿斧头走向了后山那片依然绿油油的山坡｡下午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父亲的脸依然铁青着,手里拿着一块黄柏皮,吧嗒吧嗒地抽闷烟｡我不敢说话,只远远地看了看后山那片山坡,此时,只剩下那些竹丛依然故我地绿着,没了那些黄柏树,那些竹丛看上去就显得有些孤孤单单的了｡
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那个雨夜发生的不测,父亲会怎样处理那些黄柏树呢?
我没问过父亲,我找不到答案｡
我知道的是,从那以后,老屋后面的那片山坡上,那些黄柏树留下的空隙,至今依然空着｡只有那些竹丛,依然故我地绿着,像是在等待,更像是无声的誓言｡
现在,我不仅认识黄柏树,我甚至能够在一大堆中药里一眼就认出经过加工､可以随时入药食用的黄柏来｡每每此时,我手捧黄柏,缓缓地凑近鼻孔,苦涩的药香随之便会在我的体内澎湃汹涌起来……
山药
在成为药之前,山药首先是人们果腹的食物｡
山药原来的名字叫薯蓣,唐代宗名李豫,因避讳改为薯药;北宋时又因避宋英宗赵曙讳而更名山药｡此外,因为出生地的不同,山药还有怀山药和光山药之分｡但不管它叫什么,也不管它生长在哪里,并不影响一代代的乡人用它来填充自己饥肠辘辘的胃腔,或者被切成厚片,生用或麸炒后入药｡偏偏,山药喜欢向阳的山坡,而且专选杂草丛生､乱石堆砌的地方生长,似乎是有意要为难人们挥起的锄头和钢钎｡民以食为天,饥饿和病痛的魔力是无穷的｡
多年前某个深秋的早晨,张银坤肩扛锄头和钢钎出发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几个孩子和老婆都还在被窝里没起来｡张银坤总是习惯早起,每年秋天,当他看到门前的李子自己从树上落下来的时候,他便去掏山药｡张银坤知道,这时候,山药们也已开始落叶了,错过这段时期,那些四处攀爬的藤蔓就会断掉,很快就寻不着影子,那样掏起来就费劲了｡张银坤熟悉山药们的生长,知道哪里的山药好掏又长得块大,他甚至闭上眼也能说出很多窝山药生长藏身的位置｡
张银坤掏山药有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对于那些长在乱石堆里实在掏不出来的,他就留着明年继续,他坚信他掏不了的,别人也很难掏到,他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总要把自己掏不了的戳破戳烂,让别人连掏的机会也没有｡
那天张银坤去掏的,就是去年他未得手的几窝山药中的一窝｡去年所以没有得手,是因为忘了背钢钎,所以那天出发的时候张银坤特意提醒自己,千万再别忘了背上钢钎,忘记了,那窝看起来长得很不错的山药就又无法下手了｡
后来,张银坤的老婆为那天没有阻止张银坤去掏山药哭得地动山摇——那天,她起床以后就按头天晚上两口子商量的那样去了一趟城里,卖了昨天张银坤掏回来的山药,买了猪蹄,还给张银坤打了两斤老烧酒｡酒是张银坤的最爱,猪脚炖山药,则是几个孩子眼馋的美味｡她比任何一次上街回来的都早,到家的时候已是中午,往天这个时候,张银坤早就满载而归了,可那天太阳都向西偏了,猪蹄早打理好下了锅,锅里的水也滚开了,还是没见张银坤的身影｡
张银坤后来终于回来了,不过,是别人抬着回来的｡他的脸他的头血肉模糊,甚至叫人怀疑那是不是他的脸他的头｡他紧攥着的手里,是一把新鲜的黄土和几小节山药藤｡抬他回来的,是王三爷他们,王三爷那天和张银坤去了同一片山坡,不过没有张银坤早｡王三爷说他很远就听到张银坤的吼声“天仙配”,狗日的张银坤一定是找到一窝好山药了｡王三爷说他还喊了张银坤的,后来他就听到一长串巨大的闷响,一大堆被人翻动过的泥巴和石头从山顶上,朝着张银坤所在的地方滚了下来｡王三爷说他甚至没来得及再喊一声,张银坤的吼声就戛然而止了……
这是溪头沟广泛流传的一则旧事｡乡亲们甚至编了顺口溜:张银坤,掏山药,飞石打爆脑壳｡张银坤当年出事的地方,后来好些年再没有人去掏山药了——人们怕一去那个地方,就想起张银坤血肉模糊的脑壳,怕自己一不小心步了张银坤的后尘｡
现在,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科技和化学肥料,将山药移植到想移植的地方,并且让它按照我们的意愿生长,可以不用再费神劳心地满山野找寻｡山药的吃法也日新月异,五花八门:山药汤､山药饼､山药汤圆､清炒山药丝､炒山药泥､山药炖兔肉､山药豆腐羹､山药炖牛腩､什锦山药粒……
这是山药的一个去处,余下的则作为一味普通的中药,被存储在中药房高高的柜台里,而后不时被放进某个空空如也的药罐｡
同样是通过口腔和食道进入胃肠,其目的和功效却有着天壤之别｡
(选自2008年第1期《黄河文学》)
原刊责编计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