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医师。这对于以养家糊口为宗旨的民间医生来说，无疑是有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存身之地。但对我来说，其意义绝非如此单一。这份工作意味着我有了一个施展抱负的平台，意味着“免疫功能紊乱防治法”有了一个造福苍生、服务天下的根据地。
记者：据了解，您创建了肿瘤防治研究院，旨在减轻癌症病人的痛苦，构建和谐社会。作为该领域的专家，您谈一谈我国中西医在癌症防治方面的现状，以及您的看法或建议？
陈欣：我国乃至整个世界在西医学领域，癌症防治学谈不上有什么进展。迄今为止仍然停留在以“还原论”、“循证医学”误导下的对抗治疗上。同时，西医对免疫病束手无策也是人们所共知的事实。只源于我们找不到更有效的疗法来替代，人们明知不可为，又在无可奈何的心境下不得不接受而已。但西医对免疫病研究的成绩还是有的，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免疫专家在免疫理论上，把脾脏、骨髓、胸腺及遍布全身各部分的淋巴系统归结为免疫系统的提法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弥补了中医病理学理论的不足。第二，因不清楚免疫病因，用“病理机制”的提法替代“免疫病因”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效果而论，目前在临床中所使用的免疫产品，事实上仅属于让病人掏钱并以自己为活体给别人做实验的探索阶段。
至于国家如何开展癌症防治的问题，我认为困难不在防治技术本身如何研发出来。如果国家医疗卫生主管机关，能有大中华、大中医的眼光与气魄，不分官方还是民间，聚天下英才而用，聚天下有用技术而用，我想，仅仅免疫功能紊乱防治一法在国内医药领域的推广使用，每年至少在能为国家节约数千亿计的健康保障经费的同时，还可为国家提供数百亿的所得税收入。一旦进入国际市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则是无法估量的。
记者：从您厚重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出，您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传承中医、推广中药的伟大事业。您谈一谈我国中医药发展现状，您对我国中医药产业化的发展有哪些期望或建言？
陈欣：我认为中医药产业化的提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要先搞清楚“产业化的内涵和外延”。这关系到中医能否振兴，能否摆脱西医理论干扰而健康发展的问题。近些年来，有关中医药发展的战略问题，官方主管机关提得很多，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处于认知的混乱状态。比如：“中医现代化”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现代化”遵循的是“还原论”和“循证论”，而“还原论”和“循证论”都是来自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而生命科学及中医药科学远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只有整体分化类事物的研究方法适用于它。前者研究无机体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遵循的是整体与局部的分割与还原，局部与整体之间没有生命信息的必然逻辑联系；而后者只适宜于使用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强调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的联系性、动态性、有序性和稳定性，强调这些联系产生的“1+1>2”的原则；强调“量变与质变”的对应关系。中医药科学正是既符合生物学规律的，又符合疾病产生、发展、变化的哲学定律的科学，用现代化来改造中医药科学，无异于狸猫换太子，阉割了生命科学的灵魂，将中医药科学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再看中医药国际化的提法，提出这个口号本身的正确性是毫无疑义的，它在为人类健康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的同时，可以提升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可以为国家带来极其可观的外汇收入。问题出在国际化所必须具备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的前提条件的确认与实施上。按照市场规律，任何一种商品要想拓展市场，其核心价值无一不是“物美价廉”。就中医药来说，这个“物美价廉”就是“高疗效、低成本、对人类有益无害”。纵观国内中医药产业的现状，“低成本、对人类有益无害”这一点确实做到了，但“高疗效”却难以令人信服，在此前题下的中医药国际化无异于贫困国家廉价出卖宝贵的资源。再者，就国际化的基本前提来说，中医药的源头在中国，中医药的国际化，重点是中医药理论的国际化，中药仅仅是体现中医理论的承载物，撇开中医药理论基础去谈国际化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成功是不可能的。中医药的评价标准是以是否顺应生物学规律，是否针对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规律对制化调控系统的影响和伤害为评价标准，只有中国人有能力制定。而目前的情况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做好，又不愿意探索原因去努力做好，而是大批量进口和使用西医对免疫治疗的无用产品作为替代，无疑会导致中医药受到外人的怀疑。想要在国外立法，首先要明确中医药的各项标准和准则，否则这种务虚不务实的做法，无异捧着金碗当乞丐令人痛心扼腕。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医药现代化的高调必须废止，把中医药国际化的梦想拖一拖，不要急于求成。首先，把构筑中医药产业化的基础提升到战略层面上来，明确中医药产业化的首要前提是在教研药医领域的把握：必须顺应生物学规律，必须针对疾病产生、发展、变化对人体生物学规律的影响、对制化调控系统机制的影响，作为中医药教育教材的编选的核心导向，作为科研的产品和方法评价审批的核心标准，作为产品和方法在临床中使用规范评价的主导思想。在制定中医药管理法规定时，要充分考虑中医药科学是研究疾病产生、发展、变化和防治的科学，也是研究事物从量变到质变规律的哲学。一般疾病的产生、发展，如果得不到正确、及时、彻底的治疗，都会不同程度地形成各种免疫病量变的初始阶段，而这一阶段的所有表现形式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制化调控系统的影响也是检查不到的。目前现代医学的任何手段都是无法证明的。这决定了与之相对应的防治方法的产生只能够从实践经验中得到，在临床实践的渐进性认识中，逐步探索出疾病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逐步总结出与之相对的防治方法。中医的这种认识方法，从哲学的层面讲，研究的是“道”，比西医的“术”不知道要超前多少倍。可在现实中，人们习惯于追逐眼前的近期的“术”所取得的利益。忽略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古训，以致不但在常见病治疗中埋下了免疫病“量变”阶段的祸根，使免疫病逐年飙升，无法遏制。希望政府能尊重中医既是经验医学又是哲学的特点，鼓励中医院所和民间医疗人士全民创新，在实践中逐步探索疾病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逐步综合总结出针对这些规律的防治手段，将中医药科学一步步推向高峰，这是中医药发展战略的最基本的问题。
其次是近期的战术问题。解决中医药发展的战略基础问题需要时间，然而民众健康保障的问题又迫在眉睫，因此中医药经济近期内的发展又不得不提上日程。面对千奇百怪令主流医学束手无策、每年度消耗数以上千万亿社会资源而无法取得令人满意效果的免疫病的治疗问题，要何以应对呢？办法是有的。体制外、草莽中，比西医更有用的免疫病防治人才、防治方法有很多。以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针对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规律的“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防治法”为例，如果利用国家的力量进行推广、普及，让大批具有十年以上临床经验的中医师接受一月的培训，就可以熟练地使用该法，把癌症防范在初始萌芽未发之际，把癌症发病率下降到50%，查出并消灭始发的早期癌症，将癌症临床治愈率提高到80%是完全有把握实现的。至于其他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系统性红斑狼疮、白塞氏综合症、股骨头坏死、骨结核、肺心病、肺气肿等一系列令整个世界医药学领域头痛的免疫病的防治，只要在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防治法的框架内，稍作针对性地调整，要治好这些免疫病都是易事，甚至包括艾滋病也有可能在近期突破。
最后，当中医药发展方向明确、取得的成绩卓著、国际医疗界普遍认同、国际社会迫切需求的背景下，中医药国际化方可提上实施日程。此时，海外市场已日趋成熟。西医的免疫病诊断方法与中医免疫功能紊乱防治法相结合产生的奇效，事实上已具备了与国际医疗机构合作的坚实基础。治疗前和治疗过程中通过西医免疫病检测得出的趋好变化的科学依据及治愈后免疫病消失的事实依据，就是中医药走向国际市场的敲门砖。至于中医药的各种标准和准则，是中医在国内推广普及前就已根据临床研究过程中制定出来，国家要做的仅仅是外贸法律层面的立法保障，确保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
专家简介：
陈欣，云南省宣威市人，自幼习医，历时40余年、主攻癌症病因及防治理论研究，总结了独特的“免疫功能紊乱防治法”。先后撰写了《肿瘤病因及发展转移规律初探》、《肿瘤预防之我见》、《免疫功能低下与紊乱的本质差异》、《循证医学在癌症临床防治中的尴尬》，《气化是生命之源》等20余篇医学理论文章，并以《陈欣谈癌症的中医诊治》为书名出版发行，书中提出的“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防治学说”得到了原中医科学院副院长王雪苔教授，中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朱良春教授及李今庸教授的认可。王雪苔教授以“应当探索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管理办法”为题，在给国务院的信中给予充分的肯定。原国家中医战略课题组组长贾谦教授，社会科学院中医国情调查组组长陈其广博士也对陈欣给予积极支持，为帮助陈欣渡过难关，两个课题组曾四次到昆明，在中医战略白皮书中以“郑小英阴魂不散、陈欣遭遇假药案件”一文为陈欣鸣冤，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央电视台也以“秘方之争”为题进行了客观报道。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以《民间奇人陈欣的中医情节》为题进行了报道。2013年被聘为中国民间医学会副会长、肿瘤临床防治技术培训基地首席专家，并于同年4月在北京大兴建立“北京五洲陈欣九天肿瘤防治研究院”，担任院长。迄今已临床救治晚期癌症病人5000余例，在有效率达100%的基础上，为80%的患者延长了生存期，治愈率仍过8.5%。
单位名称：北京五洲陈欣九天肿瘤防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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