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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该指标也是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工作的重要目标。
对于分级诊疗，当下普遍认同的症结在于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及转诊通道的不畅。全国人大代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许虹表示，分级诊疗制度肯定能够缓解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分级诊疗体系的建立需要加大专项投入，加强对社区医院、县医院等当地卫生人员的培训，加强全科医生的培养，还要在远程会诊方面加大投入，这样才能让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好。”
而在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张玲看来，综合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间“双向转诊”，还存在转诊通道不畅的问题。张玲建议，依托各医院现有的数字管理系统，建立区域就诊患者诊疗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区域内的医疗信息资源。在三甲医院或区域中心医院设立转诊专门服务人员，便于接收转诊患者，在双向转诊信息共享网络平台建设中，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二、三级综合医院共同制定转诊指征，实现转诊指征的统一和规范，使二、三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可以随时了解患者就诊信息，简化转诊流程，促进上下级医院转诊的有序对接。
打击号贩子
从未有哪年“打击号贩子”的声音如今年这般猛烈，东北姑娘一声吼，震得号贩子抖三抖，医院纷纷开始全面预约挂号，号贩子的后路越来越窄。不过，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无论是取消现场挂号，还是取消医生与商业公司合作进行加号，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对于屡禁不止的“号贩子”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提出建议，要提高号贩子的违法成本。“目前刑法已将‘票贩子’入刑，而号贩子是拿患者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他指出，在号贩子的倒卖活动中，有加价、有货币往来和合约权利的转让交换，而且不是个体一次性的交易，而是长期的、有目的的交易活动，这是一种非法的经营活动。同时，逃避了税收监管。方来英建议，在刑法修订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维护公民公平公正获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
“号贩子”问题大多出现在优质资源集中的城市及知名医院，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就认为，大医院“号贩子”屡打不绝，反映了医疗资源结构性矛盾严重错配，根治“票贩子”需要对医院体系进行改革，把“蛋糕”做大。“对于号贩子，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是必须的。但是，采取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等限制举措大可商榷。这是想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断绝这个事情，大多数政协委员觉得是不可行的。”
多点执业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多点执业目前已经从部分地区和城市的试点推向了全国，在全国开展多点执业的有关指导性文件去年就已经下发了。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底，全国共有将近45000名医生注册了多点执业。
从需要第一执业医院审批，到只需同意，如今甚至只要“打个招呼”，医生多点执业的“口子”开得越来越大。不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却说“这样的政策固然好，但治标不治本”。他表示，多点执业的医生并非完全自由人，医生多点执业是有“做好本职工作”这一前提的，而大医院的医生又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认为目前体制下的多点执业政策行不通。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廖新波也表示，政府虽然是多点执业的提出者，却不一定是支持者。多点执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由五部委提出，确实难以实施。同时，他认为在新方案里，医生外出执业不再需要经过医院同意，只需知情报备。院长如果不允许医生走出去，不单单是不支持政策，还违反了法规。他坦言，多点执业甚至可以促使人事制度的改革，使编制消失。未来，晋升制度也会改革，职称受到冲击。
以儿科为主的医生荒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儿科医生荒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增加编制、提高待遇、加快流动性，都成为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焦点。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李利认为，要在3？5年内取消儿科编制限制，让医院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所需儿科医生，让更多的人愿意成为儿科医生。
考虑到儿科医生在患者身上花费的时间、耐心和精力都比成人多得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表示，建议适当上调儿童诊疗费，增加的部分通过扩大儿童医保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等措施来弥补，同时制订针对儿童医院、设有儿科的综合性医院的专门补偿机制，缓解当前儿科“亏本经营”的窘境。
“医生荒”不仅出现在儿科，老年专科医生及全科医生缺乏的困境同样愈发显见。“中国人群用医需求存在两极分化，即一老一小。除了儿科医生，老年科医生也严重缺乏。”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党委书记王建业表示，专业的老年科门诊需要很多老年病相关的学科经验为基础，或需要专门从事老年医学研究的临床人才。但目前这方面人员非常缺乏，甚至目前老年病科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室在大医院中普及。已有老年科的医院，也多是由内科或其他科室医生转过来。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临近，对老年科医生的需求会越来越大。王建业建议，应当加强对老年疾病的相关研究以及老年专科人才的培养。对于全科医生荒，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血液病学专家陈赛娟认为可以逐步推进。当前阶段，先夯实学科建设，在医学院校本科中设立全科医学专业；过渡阶段，应明确要求各高等医学院校开设临床医学全科医学方向二级学科。同时，在招生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更大力度增加全科医学方向名额。
医疗+互联网
“互联网+”已经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进入了传统医疗行业的改革中，甚至成为改革的有力推手。不过，这种融入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互联网+医疗”变成了“医疗+互联网”。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坦言，现在互联网与医疗的结合，更多的是以互联网为主，比如在线挂号平台等。实际上，互联网医疗应以医疗为主体，通过互联网技术让医院互联互通，核心是医疗资源的整合。“比如共享和放开电子病历可以让患者在大医院看完病之后，在社区医院继续观察治疗。社区医生看到患者的电子病历后跟踪服务，就避免了患者在病情稳定时再去大医院复诊，对分级诊疗也可以起到推动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也表示，打破医院的“信息孤岛”，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建立并完善个人电子健康档案制度，实现相关信息的可得性和互联互通。同时，可通过远程教育与远程医疗等手段加强基层医疗培训，培养更多合格的、值得信赖的医生。特别是培养基层医生使用移动医疗设备的习惯，做好中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可助力“保基本、强基层”。
“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建立也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的注意，他表示，要加大对“互联网医院”模式的调研，在条件成熟地区加快推广“乌镇互联网医院”的经验，围绕未来的互联网医院模式，建议相关部门统筹安排，进一步在在线医保服务、在线医药服务（包括医保药品在线报销）等方面进行开拓性尝试，同时在互联网医院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标准的精准医疗大数据库平台，推动精准医疗的快速实践。
薪酬改革
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改革，已是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不得不“摆上桌面”的议题。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也表示，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文件计划将在今年出台。她强调，不能把个人的收入和科室的收入、医院的收入挂钩。要考核工作量，考核技术的难易程度，考核服务的质量和态度，考核群众满意度，改变考核的指挥棒。同时推行目标年薪制，使医生对收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侯建明表示，事业单位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较为迟缓，医务人员薪酬制度简单、机械，工资标准落后于医务人员的自身价值和社会贡献。在符合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未能建立的情况下，一些与分配相关的绩效考核管理工具作用有限，有时甚至出现与改革目标相悖的作用。
对于提高医务人员薪酬待遇方面，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郭淑芹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都表示，要通过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使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不再单纯为创收而检查、开药、手术，建立合理的收入结构。这样一来，一方面提高了医务人员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导医生合理合规地提供诊疗服务。
对于群众认可度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副校长熊思东表示，要向社会讲清医疗行业薪酬的特点，比如技术含量高、职业风险大、需终生学习等，在此基础上方能形成能为社会认同的新的薪酬制度。
社会资本办医
在政策鼓励背景下，社会资本源源不断涌入医疗市场，其中不乏“高大上”的民营医院，不过这条路依然困难重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指出，社会办医的税负过重，进入医保难以及学术团体边缘化，这些有形或无形的沉重“包袱”导致社会办医发展缓慢。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也发出“想办医院，但发现太难”的感慨，他表示，社会资本办医仍然存在准入、土地、财政、税收、医保、人才等方面问题。同时，民营医院口碑相对差，陷入了“缺乏高水平设备和医生—从业人员素质差—口碑差—没人来—生存堪忧”的恶性循环中难以洗白。
有专家表示，中央的社会办医规划很振奋人心，但是政策到了地方政府，还是有很多“玻璃门、弹簧门”看不见的阻碍，地方应落实中央精神，加强配套措施。
社会资本办医困难重重，但依然有很多资本涌入，那么这些资本又将流向何方呢？对于社会资本办医的方向，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伟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银发”养老，介入到养老机构的建设中来，以补齐民生“短板”。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养老领域将大有作为。
伤医入刑
2015年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明确，针对“医闹”，对首要分子，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对于伤医行为，目前《刑法》尚无专门的法条进行约束。
医务人员安全执业的问题关系到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理应得到重视，但如何重视及重视程度却引起了争论。2013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关节二科主任温建民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凌锋对暴力伤医展开了调研。在此后的“两会”上，“伤医入刑”连续被作为提案提出。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温建民再次提交了关于“伤医入刑”的提案。温建民建议“对伤医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只要有殴打医护人员的行为就入刑”。但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法律已经有了故意伤害罪等，单独给“伤医”定罪，其必要性有待商酌，甚至有人对其提案喊停。
对此，凌锋表示：“每种职业都带有一定的意义。哪种职业不能伤、不能扰乱？比如警察在执勤过程中被恶意侵犯，就属于袭警，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故意伤害。再比如站岗的士兵，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顺着这个思路理解，医生这个职业是为大众服务的，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公益意义。如果一个普通人受了别人的伤害，那么这个事件可能只牵涉两方——伤人者和被伤者。但是如果这个普通人是正在看病的医生，那么就可能会牵涉多个方面——医生自己、伤人者还有等着治疗的患者。“如果探索并明确出医生职业的特殊意义，可否参照警察或站岗士兵，对医生也进行特殊规定和保护？这值得思考。”凌锋说。
医保整合
随着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民，医保基金已成为医疗费用的主要支付构成，也成为医疗机构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对于现行医保制度，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清远市人民医院院长周海波表示，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具体支付政策不统一、制度完善程度不统一、财政保障水平不统一，不仅会带来公平问题，更带来医保资金使用效率问题。
关于医保长期存在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推进医改要把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结合起来。今年要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政府加大投入，让更多大病患者减轻负担。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20元。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是大势所趋，关键是整合后谁来管理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四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高广生表示，“国务院下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但谁来主管的问题仍然没有明确”。高广生建议，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主管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经十余年艰苦努力建立起的新农合制度，保障水平高于城镇居民医保。国家统计局对医保的民意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家庭满意度为83.1%，高于城镇居民的68.6%，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做饭的人手里得有米，内行管内行才能管出效率。”高广生说。
规培重在资金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建立以来，规培生待遇及培训等问题就是医卫界热议的焦点。全国政协委员刘荣玉建议合理提高规培生待遇，激发优秀学生学医积极性，吸引更多精英人才进入临床医生队伍。刘荣玉认为，规培生待遇过低问题，挫伤了优秀人才进入医卫领域的积极性。因此，刘荣玉建议国家财政部门理顺监督措施，保证中央财政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的专项资金真正到位。各级卫生部门应正视规培生社会地位低的问题，从制度的角度保障规培生在规培单位的工作地位，并审定医院的资质，进行定点培训。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王辰则表示，目前规培待遇不仅不高，而且资金来源不明确。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住培由国家统一出钱；在我国，规培基地、原来单位、国家财政、地方各级财政等给出的补贴如何确保到位，是关键性问题。
除了规培生待遇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三科主任祝淑钗还指出，指导教师的带教意识和经验不足，各科室轮转计划不合理，也是规培体系不可忽视的弊端。此外，规培体系长久以来饱受诟病，吐槽声不绝于耳，这多数都来源于医学院学生及规培医生。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内科主任李小鹰表示，作为国际通行惯例的培训制度引起反对之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对培训制度的宣传解读不到位，没有讲好“中国故事“，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解读，让更多的医学生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