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广场恐怖症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心理疾病，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社会交往造成严重危害。此前的有关研究注重探讨广场恐怖症的症状特点和治疗手段，但缺乏对广场恐怖症概念的清晰界定和对其形成原因的综合论述。并且，近年来针对广场恐怖症的治疗手段也有了较大发展。本文从广场恐怖症的概念界定、症状表现、形成原因和治疗方法等方面对广场恐怖症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 广场恐怖症 症状表现 形成原因 治疗手段
中图分类号：R39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7.07.077
Research of Agoraphobia
QIAO Wanto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Agoraphobia is a higher incidence of mental illness， will cause serious harm to the patient"s daily life， work and stud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on the symptoms and treatment of agoraphobia， but lacked a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agoraphobia and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its causes. In recent years， the treatment of agoraphobia has also been greatly develope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goraphobia from the concept of phobia， symptoms， the formation cause and the treatment approach.
Keywords agoraphobia； symptoms； formation cause； treatment approach
廣场恐怖症（Agoraphobia）是成人常见的一种焦虑障碍，患者常表现出对在公共场所或开阔地带停留时的恐慌症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场恐怖症的终身患病率约为6.7%，女性多于男性，且有年轻化的趋势。由于广场恐怖症患者很难面对独自出门在外的情况，且发病时伴有明显的生理症状，因而会对患者的正常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1广场恐怖症的界定
广场恐怖症于1871年首次提出，当时被描述为患者不能步行通过某些街道或广场，即在这些地方行走会产生焦虑或恐惧。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中，将广场恐怖症列为恐怖症的一种，并且认为广场恐怖的发生多与惊恐障碍有关，表示广场恐怖症不是一种可编码的精神障碍，只需在某种所诊断的障碍中注明有广场恐怖即可。根据有无广场恐怖，DSM-Ⅳ将惊恐障碍一分为二，称作惊恐障碍伴或不伴广场恐怖，而只有无惊恐障碍史者方可被诊断为广场恐怖症。但在2013年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Ⅴ）中，惊恐障碍与广场恐怖不在关联。因为认识到相当数量的广场恐怖症患者并不体验惊恐的症状。因此在DSM-Ⅳ里被诊断为惊恐障碍伴或不伴广场恐怖，以及广场恐怖不伴有惊恐障碍历史者，现在被放入两个门类里：惊恐障碍与广场恐怖，且分别有独立的诊断标准。
国际疾病分类第10次修订本（ICD-10）对广场恐怖症的描述为：一个相当明确的恐怖症集群，害怕包括离开家，进入商店、人群或公共场所，独自旅行在火车、公共汽车或飞机等情况。并表示抑郁、强迫症状和社交恐怖也通常作为辅助特征存在，且患者避免惊恐情况的出现是明显的。广场恐怖症的确定要符合相关的诊断标准，综合DSM-Ⅴ和ICD-10中对于广场恐怖症诊断标准的相关描述，这两种标准都强调的广场恐怖症的基本特征是：①面对独自在外，站在队伍或人群中，在市场、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在火车、公交车或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情况时产生恐惧或焦虑；②害怕或避免引起惊恐发作的情况出现；③强迫症状和社交恐惧是其辅助特征。只有当患者符合恐怖症的诊断标准，排除患其他类型恐怖障碍的可能，且同时符合以上所有诊断要点时，方可初步诊断其患有广场恐怖症。
2广场恐怖症的症状表现
根据DSM-Ⅴ和ICD-10中对广场恐怖症诊断标准的相关描述，可以得知广场恐怖症患者最突出的症状表现是对一系列情境产生的回避行为。由于广场恐怖症患者害怕在特定情境中出现惊恐发作，于是便刻意逃避出现在这些情境之中。但与此同时也会引发患者的焦虑，第一次出现时可能只是轻微焦虑，但此后焦虑的程度会逐渐增强，每次焦虑持续的时间通常在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广场恐怖症在生理上的症状表现也较为明显，Starcevic等人（1993）认为，心悸、呼吸急促、出汗、眩晕、震颤、面部潮红是绝大多数广场恐怖症患者惊恐发作的特征，这些也被视为是惊恐发作的核心特征。此外，田志宏等人（2001）的研究表明恶心与腹部不适也经常作为广场恐怖症患者的症状表现。
3广场恐怖症的成因
广场恐怖症的发病与多种因素有关，但具体病因尚不明确，目前的研究表明其成因涉及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因素。
3.1 生理因素
生理因素是影响广场恐怖症发病的重要方面，这其中包括遗传因素和生物化学因素。Carey（1990）在做双生子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13对同卵双生子中，有4对同时患有广场恐怖症；而在16对异卵双生子中，其同病率为零，这表明广场恐怖症的发病可能与遗传有关。Dykens（2003）的研究发现，患有Williams综合症（一种由于DNA错位导致的非遗传性疾病）的人患恐怖症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正常人群；方必基等人（2006）的报告中也提到广场恐怖症的发病与人体的5-HT系统以及NE功能失调有关。这都表明广场恐怖症的发病与个体的生物化学因素密切相关。
3.2 心理因素
在心理因素方面，精神分析学派和行为主义理论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恐怖症又被称为是“焦虑性歇斯底里”，他认为这是由于儿童时期的恋母情结冲突导致的。到了成人阶段，因为性本能的驱使，个体依然表现出较强的恋母或恋父色彩，于是个体便激起了一种害怕被阉割的恐惧或焦虑，从而导致恐怖症的发生。行为主义的理论认为，广场恐怖症是由于某些情境与令人恐惧的刺激多次联合出现，个体获得了引起恐怖的特征，因而形成了条件反射，久而久之这些情境便成为了个体恐惧的对象。
3.3 社会因素
不良的社会环境，家庭和学校不当的教育方式等都有可能成为广场恐怖症的发病原因。Swanson（1986）的研究显示恐怖症与家庭结构、父母教养方式、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及儿童的出生次序等有密切关系。Swanson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体，其恐怖症的发病率也存在差异。不但如此，甚至其恐惧的内容、恐惧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这说明恐怖症的发生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同样极为密切。
此外，吴东辉等人（2006）的研究表明广场恐怖症患者较多使用反向形成、理想化、投射等不当的防御方式，推测其借助于使用过多的不成熟的防御机制来逃避本能的威胁，但也因此启动了惊恐发作的过程。Hoffart等人（2016）的研究也显示出了患者的灾难性认知模式对广场恐怖症焦虑发作的驱动作用。
4广场恐怖症的治疗
针对广场恐怖症的治疗，目前较多采用的方法有三种，分别为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按患者的病情輕重可独立或合并使用。
4.1 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是指使用心理咨询、支持疗法或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疗广场恐怖症。心理咨询和支持疗法主要是心理咨询师通过运用心理咨询的相关技术，鼓励患者重新进入到其所害怕的场景当中，减轻患者面对特定情境时的焦虑程度，但对于某些广场恐怖症患者来说，这种方法的治疗效果有限。精神分析疗法从患者的潜意识入手，通过自由联想等方式让患者回忆其记忆中与其症状有关的创伤经验，将此部分潜意识意识化，并通过现实原则予以纠正，从而使患者的病情得到缓解。由于精神分析疗法需要耗费治疗者大量的时间，患者通常会因为缺乏反复就诊的耐心而焦急。基于以上原因，目前较少单独使用心理治疗的方法治疗广场恐怖症。
4.2 药物治疗
使用药物手段治疗广场恐怖症已相当广泛，Banerjee SP等人（2005）的研究也表明药物疗法对广场恐怖症具有不错的疗效。药物治疗主要是通过影响大脑中的化学成分而较少焦虑等症状的发生。其中，加拿大精神病学会出版的“惊恐障碍伴或不伴广场恐惧症”临床诊疗指南（2008）中认为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是治疗广场恐怖症的首选药物。在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中，氟西丁、帕罗西丁和舍曲林具有显著功效，且具有高安全性、低或无依赖性和耐受性的特点。药物治疗一般需持续8～12个月，一些患者需长期治疗以保证获得良好疗效和预防复发。
4.3 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CBT）被认为是针对广场恐怖症最有效的心理治疗手段，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改变患者对自己、他人或事件的看法和态度来改善患者的心理问题。当下，研究者对CBT疗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Bouchard等人（2000）首创了采用远程视频技术对广场恐怖症患者进行CBT治疗的方法，并称之为视频CBT疗法。目前的研究已经表明，远程视频传输的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成为代替面对面治疗的一种可行方式。之后，Vincelli和Bouchard等人（2003）将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 VR）整合进传统的CBT治疗策略当中，将之命名为经验认知疗法（Experience-Cognitive Therapy， ECT）。此方法作为对系统脱敏疗法（一种诱导求治者缓慢地暴露出导致焦虑、恐惧的情境，并通过心理放松来对抗这种焦虑情绪，从而达到消除焦虑或恐惧的方法）的创新，可使得广场恐怖症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水平降低，并且ECT在减少惊恐发作的效果方面也比CBT来得更快。可以推断，在传统的CBT疗法中加入VR技术，将为广场恐怖症的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有前途的治疗方向。但是，Pitti等人（2015）的研究表明虽然使用虚拟现实的新技术给广场恐怖症的治疗带来改善，治疗的依赖性问题却依然存在。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广场恐怖症是一种起病于成年期的焦虑障碍，发病原因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相关。目前，针对广场恐怖症有药物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等多种疗法，并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广场恐怖症这类心理问题的产生会给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社交活动带来严重损害，它不仅能导致个人主观上的强烈痛苦，也会对社会生产带来损失。现代社会各种文化繁衍交融，个人竞争压力激烈，食品安全、药物滥用等问题令人担忧，这些因素也对预防广场恐怖症的发生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广场恐怖症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探索治疗广场恐怖症的本土化手段，提高国民心理素质，促进国民健康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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