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中医药学是世界上理论体系最成熟、临床疗效最卓著、养生方法最丰富的传统医学。我国健康文化产业的创新，应当以中医的复兴为前提。中医药学不是经验医学，不是“一根针、一把草”式的原始疗法，也不是现代的西医学观念与方法可以代替和改造的。只有在综合性哲学思维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中医药理论科学体系，才能够创造出举世瞩目、独具特色的中国健康文化产业。社会各界应携起手来，努力开发和弘扬中医药学的特色与优势，共同推动健康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 中医药；健康文化产业；复兴
[作者简介] 李致重：原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主任，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化是一个含义极其宽泛的概念。举凡人類在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认知，不论由文字、符号记录的或者未被记录下来的，通常都可以称之为文化。而且文化依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是分层次的。概括层次最高的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哲学、科学，这是文化的核心。文化中的哲学与科学，派生了医学；医学中理论体系成熟并居于主流地位的，当属中医与西医。这里仅围绕中医药学的复兴，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 中医复兴的起跑线就在脚下
中医药学的成熟，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然而西学东渐的这一百多年来，它一直困惑缠身。当今我国的中医药，可以用“两头热，中间凉”来概括。所谓两头热，指的是国家高层和广大民众对中医药的发展十分关切，社会需求不断攀升。所谓中间凉，指的是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长期绑架了中医中药。外表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学术衰落、学风萎靡。就好像生命垂危时中医所讲的“内真寒、外假热”一样，前途不容乐观。
没有健康的文化，就不会有健康的文化产业；没有中医药学的复兴与健康发展，就不会有为人们提供健康的中医药服务。所以提到中医药复兴的问题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医药复兴的起跑线究竟在哪里。由于这个话题的理论性实在太强，为了有利于人们的理解，下面将以举例与科普的形式作一些介绍和说明。
第一，当今中国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中医我是谁”了。
凡是读过数学、物理学、化学的人，读过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的人都知道，学科定义的原则是要用一个判断句，将本学科研究的对象，或者说是研究的问题，向人们准确地揭示出来。必要时，还要将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一并交代清楚。西医来自国外，为西医药学作定义，自然不是中国人的事情。任何人只要在英文的《牛津辞典》里一查，便可一目了然。然而中医遇上西医的这一百年来，尤其是我国开办中医科研、教育、医疗机构的六十多年来，中国人却没有为自己的中医药学作出合适的定义来。
当今的中医教科书以及行政文件里，有的说“中医药学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有的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的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有的说“中医是与西医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科学体系”；有的说“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原创性医学”。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说：“中医药是一个独特的卫生资源”；正在讨论中的《中医药法》（草案）里也写着：“中医药是具有独特理论与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这里的“经验总结”、“宝库”、“瑰宝”、“完全不同”、“原创性”、“独特”“独具”等，都是自我美化、指意不清的词语。从学科定义的原则和形式看，既没有准确交待出中医药学的内涵，也没有全面表达出中医药学的外延。身在中华大地的中国人说不清“中医我是谁”，倒有点像鲁迅所调侃的“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了。倘若黄帝、岐伯九泉有知，一定会怒骂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因为以自我美化、指意不清的词语向人们介绍“中医我是谁”的说法越多，社会上对中医药学本质属性理解的歧义性就越大，中医药在学术管理和事业发展上的主观随意性，也便像滚雪球似的成倍膨胀。如果看到手中举起一种草药，用火罐拔出一个红印，就说中医药走向世界了，那么，作为文化瑰宝的中医药，还有什么博大精深可言？
第二，不知“中医我是谁”有什么理由讲“中西医结合”？
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中西医结合，原本就是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主导下的行政性口号。6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是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有的把创造新医药学称为结合；有的把临床上的中西药杂用称为结合；有的把用西医还原性方法对中医的解释、改造称为结合；有的把中药西药化称为结合；有的把中西医课程双管齐下称为结合；有的把用西医的思路、方法管理中医称为结合；有的把“西学中”或“中学西”人员称为结合；有的把“西学中”人员称之为中西医结合的另一支队伍；有的把中医西化称为发展中医的重要途径；有的甚至把中医西化称为“中西结合医学”等等。
其实，在中医药的科学定义尚未厘正，“中医我是谁”不知所云的情况下，关于中西医结合的任何说法，都必然是空中楼阁、一派妄言。如前文所说，这种空中楼阁的妄言越多，中医药在学术管理和事业发展上的矛盾与难题，就越像一团乱麻，斩不断，理还乱。笔者在《医医》一书中谈到，迄今60多年的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原本就是一场“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
李致重.医医[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3.。它直接干扰了对国家《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规定的贯彻，干扰了“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的实施。
第三，中医药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人才断代。
一百多年来的中医药，处于被否定、被改造的双重文化困境。事实上，从1956年创建中医大学教育、科研机构及临床医院开始，我们就已经从事实上选择了中西医结合名义下中医西化的方向与道路。当年成立北京中医研究院（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时，从全国调来了50多位名老中医和150多位西医。同年成立的5所大学院校，中医、西医和公共课程的设置各占1/3。当时为北京中医研究院成立的附属医院，只有门诊部，没有住院部。其后增设住院部时，住院病人由西医学习中医的“西学中”人员管理，名老中医除了对个别住院病人会诊外，日常只能看门诊病人。住院部的“西学中”人员使用“症候群”为诊断的“协定处方”，被美其名曰科学研究；名老中医坚持的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辨证论治，却只能作为被研究的对象。
1962年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大学生毕业时，李重人等五名老中医顶风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要求首届大学生推迟半年毕业，专门补修中医经典课程。与此同时，还提出诸如改进中医教育方向、中医与西医课程安排以7：3为宜等多项具体建议。虽然首届大学生补修经典课程的意见被接受，但是改进中医教育方向以及中西医课程设置比例等方面意见，至今都没有被采纳，甚至越来越西医化。
中医药科研机构、大学教育和临床医院，是中国中医药事业的主体，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中医药形象的“国家队”。而当今国内中医科研、教育、临床的现实情况是，中医的科研与教育严重西化，中医的临床疗效不断下降且越来越依附于西医。尤其离奇的是，30年来中医硕土、博士研究生教育几乎全盘西化了。教授若不参与西化中医的研究课题，他便没有资格招收中医研究生。而且，近年来多家中医药大学明文规定，中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必须进入SCI（即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否则就不能授予其相应的学位。这就表明，中国中医药研究生不仅要服从西医药的标准，而且还要通过不懂中医药的西方期刊的认可。
25年前国医大师李今庸有一首小诗说：“卌（四十）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20年前国医大师邓铁涛把老一辈中医称为一代“完人”，意思是老一辈中医药家的身后中医便彻底完蛋了。近年来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楼宇烈强调：“中医离开了哲学，就变为了西医的附庸”。2016年12月2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路琦在《人民日报》撰文，把中医药学面临的问题概括为“四化”：中医药思维弱化，中医药传统技术退化，中医药特色优势淡化，中医药话语权边缘化
黄璐琦.增强文化自信坚持与时俱进[N].人民日报，2016.11.30（07）.。由此可见，中国中医药“国家队”群体不姓“中”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危及中医药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了。
学术之皮不存，事业之毛难保；中医中药病危，国民健康何为？中医药已经被连根拔起，为什么不能从根救起？应当说，将中医药从根救起，这就是摆在我们脚下的起跑线。这正是《中医药法》颁布之后，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任务与学术课题。
二 中医药学的文化基因及其价值体系
拯救与复兴中医药，首先要重新认识中医中药的文化基因及其核心价值。应当指出，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医药学不能被曲解为经验医学，也不是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就可以随意解释、改造的；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不是“一根针、一把草”，“土、单、验方”的原始疗法，也不是用“简、便、验、廉”所能概括的。“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尤其哲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3.。这里的根、本和主要枝干，是中医之魂，也是中医药的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所在。
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是因为不论良相还是良医，都需要具备相似的知识结构。也就是说，他们都应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都应当具有“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综合性哲学思维能力。为了说明中医药的博大精深，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从兵家的道理看中医药的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
中药的药理，是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功效、归经为标准的。用古代兵家的道理来说，单味药物就好像游兵散勇，它是组成方剂的元素，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于临床。组成方剂的药物有君、臣、佐、使之分，就像古代战场上的布阵一样，不同的军种、兵种，皆由方剂的战术性需要来决定，作安排。常说的“用药如用兵”，其实是“用方如用兵”。这里的“用兵”二字指的是战术，亦即兵法意义上的“兵”。中医临床的治疗原则，就好像军事上的战略决策一样，它是根据疾病的临床病机来决定的。中医的临床病机，是对疾病的原因、性质、演变趋势的总体判断，是在中医师望、闻、问、切四诊的前提下，根据中医藏象理论作出的疾病诊断。这就好像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家对战争全局的判断一样。凡是能够驾驭战争全局的人，才可以称得上军事家或者良相；凡是能够洞悉中医藏象理论，驾驭疾病演变病机者，才可以算得上真正的良医。中药、方剂、治疗原则、病机、四诊、藏象，是中医基础科学的六大范畴，亦即中医药学的价值体系。而综合性哲学思维能力，则是中医师、军事家或者良相头脑中共同的文化基因。
第二，从管理职能体系看中医藏象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
中医面对的人，是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共同作用下的有生命、能活动、会思维的整体性的人。这与西医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叠加起来的，就像由零部件组成机器似的实体结构性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1.。
中医的藏象理论是建立在哲学和系统科学基础上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而非有形态、有质量的实体结构。这种一般系统理论模型，是综合了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这四个方面与人类相关的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用一般系统理论的说法讲，中医眼下的整体性之人是一个系统，它由肝、心、脾、肺、肾五个下一级的系统组合而成。而肝、心、脾、肺、肾五个下一级的系统，各自皆由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情志、血肉机体这样四个方面的相关要素构成，这就是中医的藏象系统。《黄帝内经》中涉及决定整体性之人的要素有五类，每一类中都包括相互对应的30余项的具体要素。于是我们的祖先以这五类、30余项的具体要素为基础，建构了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0.。在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的框架里，每一個有生命、能活动、会思维的整体性的人，无论健康还是生病，都鲜活地存在于中医的头脑里，存在于中医的临床四诊中。所以中医的藏象系统理论模型，与建立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西医的组织、器官结构实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其实，中医的藏象系统相当于国务院下设的管理职能不同的部、委、局。由这些部、委、局组成的国家管理职能系统，担负着全国各个方面的管理职能。只要每一个部、委、局在国务院总理的领导下，都能够各司其职、管理到位，彼此联系、相互协调，整个国家则百业兴旺、国泰民安，人们向往的太平盛世，即可经久不衰。同样的道理，只要一个人的藏象系统处于平衡、协调、稳定的正常状态，这个人便不会生病。即使他生病了，只要把那一些病态的藏象职能调理到正常的状态，他的病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中医藏象理论的价值，与西医的修机器、换零件、对抗外来的致病因子，当然也不是一回事。
负责调理整体生命之人的藏象系统的，当然是我们这些中医师。中医师就是管理整体生命之人的藏象系统的总理。只要他具有良好的文、史、哲素养，只要他能够理解和驾驭中医的藏象理论，他就能够通过临床四诊明察病机，他就能够妥善地运用临床治疗的战略与战术。这种在藏象理论指导下的临床诊疗特色，西医理论与临床从业者不一定能懂，头脑被西医化了的“中医们”也不一定能理解。
其实，“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是对每一位中医师在知识结构上的要求或者标准。不懂得哲学就不懂得中医的文化基因和价值体系；不懂得哲学就难以理解和熟练掌握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也必将难以成就一名真正的大医。孙思邈在其《大医精诚》中告诫人们，不能“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以至粗至浅之思”。这与良相与良医之说，其实是一个道理。
三 坚持以综合性研究方法为基础的中医创新
《周易》的作者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正中间，不仅以哲学家独有的远见卓识深刻地总结了前两千五百年的哲学成果，而且也先声夺人地预示了后两千五百年人类科学的发展趋势。《周易·系辞上传第十二》在讨论“乾”、“坤”二卦与天下之事业的关系时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关于形上、形下的道、器之说，其实是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上最早的，至今依然无可争辩的人类科学分类的纲领性论断。
两千五百年前，人类解剖分析原生态事物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们在不拆开原生态事物的前提之下，观察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状态、现象。在综合地观察这一事物与周边事物的诸多相关性的基础上，逐步认识了这一事物内在的原理、规律、法则，从而概括为哲学和从属于哲学的综合性思维方法，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近四五百年来，随着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分解原生态事物的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娴熟地运用了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于是人类通过深入认识事物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由此获取了越来越精良的制作人造之器的原料、技术和产品，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前者奠基了人类的思维智慧及精神文明，后者繁荣了人类的人造之器及物质文明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3.。
纵观人类五千年的历史，整个人类科学文化的进步，大致出现了两次文化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其标志是人类在哲学上的成熟；第二次高峰在距今四五百年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标志是人类在物理学、化学上的成功。
倘若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上讲，综合性思维方法，即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方法，也包括近代的一般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方法。这是哲学及其哲学体系内的科学，也是至今仍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分析性研究方法，即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通常称之为实证（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这是物理学、化学以及物理学、化学体系的科学与技术经常运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中医中药是哲学体系下的学科，主要运用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西医西药是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学科，主要运用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
李致重.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07）：2453.。
马克思曾经将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称之为“实验方法的真正鼻祖”。他所说的实验方法，也就是由分析到归纳的方法。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一样，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在应当用的地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8.。
众所周知，科学是超越时空而存在的。科学因其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学科，并随着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进步而发展。不论哲学及其哲学体系内的科学还是物理学、化学以及物理学、化学体系内的科学，不论中医药还是西医药，各自有各自发展与创新的历史轨迹与研究方法。倘若借口现代或近代，把由分析到归纳的方法用在中医药的发展与创新上来，那就犯了人们常说的近代科学主义的错误。
20世纪以来，随着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贝特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的出现，形成了一般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方法。这是人类在哲学基础上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进步。今天看来，贯穿于中医的藏象理论、临床辨证、治疗原则等范畴的阴阳五行学说，当属世界最早的一般系统理论与系统性研究方法，只不过表述的语言习惯不同而已。
钱学森说：“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并指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
钱学森.论人体科学[M].北京：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8.。笔者在《走出中医复兴论》中说：“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理论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
李致重.中医复兴论[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5.。台北哲学家邝芷人在其《阴阳五行及其体系》一书封面直接印着：“阴阳五行作为一般系统理论”
邝芝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M].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成为中国哲学界明确肯定阴阳五行学说就是一般系统理论的第一人。德國汉学家、中医学家M·波克特也强调，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一性一样荒谬”
M·波克特.转引自《中医通讯》1983年第3期.。
中国人应当懂得，作为人类文明古国的埃及、印度、希腊、罗马当年没有出现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因而未能形成理论体系完整的可以与中医药学媲美的传统医学。笔者在20年前对中医药学的定义是这样表述的：“中医药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方法，研究症候及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如果从系统性研究方法与现代术语上讲，“以系统性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谓之中医药学”
李致重.论中医药学的定义[J].医学与哲学，1995（3）.。
由此可见，实现中医的复兴与发展，首先要回到中国的由阴阳五行学说而奠基的一般系统理论及其系统性研究方法上来。从这一事实上讲，中国人如果抛弃阴阳五行学说而导致中医走向灭亡，是人类医学科学史上的愚昧；中国人如果以实证（实验）科学研究方法强行西化中医，不仅是人类医学科学史上的愚昧，而且是犯罪。
四 不要辜负复兴为主旋律的伟大时代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契机。我们面前尽管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新时代。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当此文化复兴的新时代，我们应当彻底摆脱一百多年来的民族文化自卑症，满怀自信地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要想实现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我国的健康文化产业，首先要彻底地告别中医西化，全力复兴中医药学。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谈到了传统文化，表达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重。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孔子的故里山东曲阜；2014年5月4日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讲传统文化，论儒学精神；2014年教师节还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指出了语文教材中“去中国化”的问题。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对文艺界讲的，更是对整个文化界讲的。“讲话”中指出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问题，以及“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问题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02）.，在中医药方面不仅存在，而且表现得尤其突出。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建学立论，建言建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学术界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并养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学风”
习近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这对于清除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今天我们要告别中医西化，复兴中医药学，讨论健康文化产业的创意发展，同样要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体高度上出发，展开全面的思考与研究。
中国独具的中医药学的复兴与发展，无疑是健康文化产业的科学基础与动力源泉。《中医药法》颁布之后，急切需要一场以中医药科学定位为核心的学术民主大讨论、大争鸣。长期以来，许多中医药界有识之士，逐步被中医西化的狂潮边缘化。充分调动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这场大讨论、大争鸣，并在中医药学科定位上达成学术共识，是完全可能的。对中医药学科进行明确定位，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词语表述方式上的问题，而是中医药学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它标志着西学东渐一百多年来，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期盼的中医药学科定义的真正完成。只有中医药学科有了科学的定位，困扰中医发展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才能不攻自退。只有到了这一步，中医与西医之间才有公平对话和交流的基础；只有到了这一步，中医药事业全面改革的“系统化顶层设计”才将随之进入倒计时阶段。长期在中医西化压制下的，蕴藏着雄厚的复兴中医药学的思想、理论和智慧资源的中医药学术界，告别中医西化之后，必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群情高昂的超高速學术复兴、发展期。这一超高速学术复兴、发展期，同样是推进“健康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中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所期待的。
（编辑：邓红）
